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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目标七大怪相:如何拯救迷失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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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目标异化与校正

现代企业都要制定目标,对银行而言,目标自然也是其规划、发展的标尺。银行的目标横向有业绩、监管、风险、社会责任四个维度,纵向是在动态经济环境中平衡短期与长期利益,银行的目标具有激励和约束的双重特性。

为什么要设定目标?单向思维观察,目标的设置激发人的动机、引导人的行为,使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密切关联,强化行为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多向思维观察,目标是解决人与工作、组织与环境的匹配问题,解决人的多方向行为路径,如工作价值观、职业发展、工作责任心、组织认同和对社会的态度等。综合观察,科学的目标能够较好地使行为者实施动态过程最优控制。

目标异化

在市场经济的版图中,银行的作用之大,“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之彰显无形中放大了银行的系统性自满,特别是银行的目标出现了异化,致使银行服务经济和服务社会的主线跑偏。

异化现象一:唯业绩化。银行的组织形式多为股份制公司,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应该是核心目标之一,但现实是“之一”变成“唯一”,过分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激发出过度的“动物精神”,唯业绩化上位。目标简化为指标,净资产回报率(ROE)、风险调整后资产回报率(RAROC)、经济增加值(EVA)等被不断强化。2012年中国17家上市银行加权平均ROE为20.4%,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后ROE约11.68%;美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前长期平均ROE(剔除商誉后)为17.6%,长期工业企业平均ROE约12.3%。两者相比较,悬殊立现。更简单的对比是,中国央行公布2013年上半年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1%,而非金融企业资本投资回报率(ROIC)仅6.1%上下。足见银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让位于自身单纯的利润追求,股东利益凌驾于综合目标之上,个体经济回报置于经济整体良性发展之前。

异化现象二:规模出英雄。经济生态系统应该是“适者生存”,而银行体系却是“肥/大者生存”,甚至是“大而不倒”。根据银监会统计,中国银行业资产由2003年底的27.66万亿元增长到2013年中的141.34万亿元,年化增长率约19.13%;根据FDIC统计,美国银行业资产由2000年底的约7.5万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中的约14.4万亿美元,年化增长率约5.66%;美国银行数量由2000年初的10222家降到2013年中的6940家。总体趋势是小的想变大,大的要更大,再大也不嫌大。结果是植根社区、服务农村、贴近中小企业的银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产品匹配上发育不良,金融深化“留白”过多。

异化现象三:宏观目标本末倒置。货币政策方面,银行游离得更远。通胀率本应是控制性目标,如不超过2%,一旦超过,央行会启动加息等从紧的货币政策。而现在,中央银行把利率压到畸低的位置,并且大量发行货币,反其道而行之推高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是经济运行中的副产品,不是追求的目标,类似于战争中的伤亡率或交通中的事故率,应该越低越好,怎能演化为比率追求呢?

异化现象四:技术至上主义。银行在科技和数据方面始终处于领先,走在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最前沿,技术上甚至可与军事工业媲美。技术力量强大是好事,可是银行把本应是工具的技术当成目标,电脑程序力求复杂,量化工具力求全覆盖,交易速度力求最快,一切皆模型,一切皆金融工程化。CDS、CDO、CDOIndex等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高频、暗池等交易方式轮番登场。金融产品的目标是服务经济和满足大众需求,现在变成了自己的游戏,并陷入技术黑洞。

异化现象五:表外业务暗度陈仓。金融监管的加强和金融技术的提高使得银行的表内表外腾挪术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银行绕开“正面战场”的货币信贷,大行结构性调整之术,“出奇兵”于同业理财业务,大规模扩张表外资产以突破贷款额度限制,大量叙做“通道类”业务以增加中间业务手续费收入,客观上推高了社会融资规模。2009年-2012年社会融资规模均值14万亿元,是2002年-2008年均值的2倍,2013年1月-8月社会融资规模已达12.54万亿元,全年或再创新高。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融资,在实体经济领域的负面效果是一些企业僵而不死,优势企业过度融资,调结构步伐慢、效果弱;在金融领域的负面表现是“钱套钱”、“货币空转”、“二传手融资”、“过桥融资”盛行。

异化现象六:脱实向虚。银行目标的实现平台是实体经济,即以符合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资源配置能力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金融被注入到实体经济肌体中,其效用应反映在实体经济的结果里,而非独立运行、自主产出。但是,以华尔街为渊薮,银行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以复杂的金融工具为载体,自创资产负债、自创流动性、自创交易,形成自我循环、自我实现的独立系统。比如住房按揭贷款是基于住房融资需求,MBS是基于住房按揭贷款的流动性需求,这样的金融产品是有实需的;而CDO则基于加强MBS的交易性,合成CDO完全是为交易而交易了,这样的金融产品显然有脱离实需的成分。另一个极端是过度服务实体经济,用超量的货币漫灌经济,用不同“脸谱”的“贷款”为企业过度融资,如同业和理财的类信贷业务等。其实有被过度服务的,就有服务不足的,一边是大企业资金“水浸”,一边是中小微及农村金融“贫血”,“冰火两重天”,这也是脱离实需,只不过变了一种方式而已。

异化现象七:薪酬伪市场论。以美国为甚,银行的利润在逐年上台阶时,银行家的薪酬也水涨船高,更滑稽的是,即便处在金融危机中,银行一边在亏损,一边在支付巨额的监管罚款,而银行家依然以市场化为借口,捍卫所谓高薪的权利,结果是引发大众对银行家群体的道德笞伐,“占领华尔街”也就如期而至了。

银行家的目标是通过资金的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更高的目标是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但现状是,银行家转而以营利性为目标,创造出奇怪且复杂的产品导致实体经济的使用者损失巨大,漠视实体经济真实需求,重复提供产品,重复提供融资,贷款“一菜多吃”,层层“剥皮”,变相增加收益抽血经济,显然就是银行版的“过度医疗”。

矫正措施

既然银行目标出现异化现象,就必须予以校正,以长远计,把倾斜的轨道调平,使迷失的银行回到正轨。

价值观方面的校正:目标体系化、长效化并使之定调企业文化。目标不是单维度、单向的概念,而是价值、愿景、目标、目的和指标的合体,由上到下,由虚到实,由价值观到具体行动,层层细化,层层落实。不能局限于业绩目标和财务指标,而是要使目标的价值和愿景表达更为充分,克服目标短期化。银行的目标不能偏离于其价值观,“伟大的企业”不是仅仅以财务数字和货币来衡量的,而是以其对经济社会的贡献来定义的,蕴含价值观信息的目标要融入企业文化之中,“拜金主义”“唯业绩”肯定是与文化不相契合的。

行为方式方面的校正:“在商不言商”→“在商言商”→“在商不言商”。中国的银行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官本位色彩较重,“在商不言商”依然存在。因此,以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为契机,银行强调“在商言商”的角色转换,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市场规则的商业目标,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与市场接轨和商业化运作。而未来要再次升级到“在商不言商”,第一个“商”是广义的“商”,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商”,是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兼顾的“商”;第二个“商”是狭义的“商”,仅指经济意义上的“商”。因此,银行要行广义的“商”,摒弃狭义的“商”,“在商不言商”旨在让银行的目标更加高远,更关注“钱”之外的效益。

激励机制方面的校正:薪酬挂钩长效目标并避免过度货币化。行为主义经济学认为,决策者的偏好是多样的、可变的,其偏好经常在决策过程中才形成,决策者对所有可得到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面对众多选择作出尽可能好的决策。因此,在银行目标异化校正的过程中,目标本身的重要性反而小于激励机制和过程监督机制的重要性。银行内部委托代理关系复杂,必须利用过程控制保证各业务板块和各级人员形成“合力”,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给银行稳健经营、长期发展造成伤害。科学的激励机制和过程最优控制可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有机结合,避免激励机制短期化和过度货币化。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反思已经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加以体现,如欧盟规定银行业以现金形式发放的红利不得超过总额的30%,数额特别巨大的限制在20%以内;美国也用“限薪令”整治华尔街“肥猫”,对那些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禁止其给高管的奖金超过总薪酬的三分之一;美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甚至考虑包括动用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权力限制银行向员工不当支付薪酬的能力以及进行道德劝诫等。

银行的目标追求是在“做正确的事”,前提是目标的确立是科学的;目标异化一定程度上属于“正确地做事”范畴,程序正确和表象正确的合成结果是长期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减损,是方法论的扭曲;而目标异化的校正属于用“正确地做事”之法“做正确的事”,是价值观的回归。无疑,如不能兼顾,“做正确的事”永远比“正确地做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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