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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恐怕只好我自己来答了,秘书恐怕写出来的会是段子手的感觉。

首先必须匿了,不是怕你们找我要工作,当然还是怕被人肉,更是我不愿意做第二个毛行长啊。

说到当行长,我已经有些年头了,作为一个中年男人,还是有些感慨的。

1、压力很大

各项指标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尤其是存款,其次是贷款质量,如不良贷款额和不良率的控制,银行的税后利润更是重中之重。然而如今各类理财产品、短券中票、结构性存款、海外代付及国内证等所谓的新型业务或结构性业务,事实上都削薄了银行的利差,转移了中间业务收入,增加了盈利的不确定性,还带来了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当然,我不该抱怨,因为过去保护性的市场环境是特殊的,对银行有利而对大的经济和居民不利的。因此,银行应该逐步承受这些管理难度了。

很多压力不仅是市场的白热化同业竞争带来的,也是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带来的,比如存款大家都知道难拉,年轻孩子进银行很快就抱怨银行业务毫无专业性,只要会拉存款。确实,我不得不承认仅就这一项权重可以高达50%的指标,就会逼退很多年轻才俊,我当年喝白酒一茶杯可以带来1亿存款,现在恐怕只能拉来1千万,如今即便我自己做支行长,可能也面临完不成任务而下岗。

而更大的压力来自不良贷款,哀鸿遍野的浙江市场,无一幸免于民营企业的互保与联保陷阱,江浙一带依旧不断冒出钢贸企业的不良,根源就在于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走到了繁荣周期的尽头,还叠加了短小轻薄行业产业升级不利,掉进了房地产收益率陷阱等因素。这些不断地考验着各级银行工作人员,从客户经理到分行长直到总行和董事会。外部环境的变迁是外生变量,我们唯一可以做好的更加努力地建设我们自己的风险管理机制,尽量建立科学而长远的考核机制。

每代人都要恪尽自己的历史责任,我想,我的职责就是在利率自由化的前夜稳住市场份额,尽快加强投行、交易等产品业务板块,争取在利率自由化并脱媒后的市场争夺先机,更加坚实地充实风险管理队伍及数据处理系统,提高我行的风控能力,争取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状况上,把接力棒交给后人。

2、应酬很多

商业银行利差受到保护,产品同质化,要保住并扩大市场份额,赶上并超越市场增速,关系营销就是龙头。从基层支行到地方分行,再到总行,各级行长都必须精心组织各类应酬活动,拉近银企关系,增进感情,稳固合作。不仅客户如此,众多监管部门也是如此,同业之间有时也不得不如此,更多的还有系统内部的感情交流,

这几天过年了,刚和人行的领导吃完饭,送送东红行长,他年龄到了,退休了。从深圳外管到总局总行,李行长对我们都特别理解、特别照顾,所以也该多和他喝几杯,聊聊孩子,下次再约个球局。李行长可不打高球,他比我们都健康,我们约几个行里的小伙子,跟他在八中的室内场地一起打场篮球。

应酬不仅很辛苦,也是考验每个领导意志品质教养能力的艺术。不仅要喝好酒,白的、红的、啤的、洋的,包括混的,都要行,还要把握好气氛。跟严肃的领导侃政商,跟风流的领导聊文艺,跟部委的领导谈政策,跟军队的领导问装备,总之都要迅速掌握对方的兴奋点,不能冷场,不能尴尬,还要有节奏。回家妻子说我对女人越来越会耍嘴皮子了,我苦涩地回答都是应酬出来的,她还是怀疑我和计财部的小柳有一腿。其实你也曾经侧击过我,我想你还不够理解我,我以为君子甘相思之苦若饴,芳泽一亲便萧索,你们这样的漂亮女孩子谁都动心,但是远观即可,近亵便无情了。

3、创新很难

商业银行是个500多年历史的古老行业,基本盈利模式、操作安排与管理实施本质上已经没有大的变化。应对市场、应对监管、应对技术变革,银行产品的创新不是躲避管制,就是疏通渠道,有些是迫不得已,有些是勉为其难,要开辟所谓的蓝海市场,或者产品突破,谈何容易。况且很多“创新”无非是风险递延而已,譬如次贷,所以说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动辄奢谈创新,其实是挺肤浅的。这些年来我真正赞赏的创新也就是资产证券化,这在即将来到的自由化市场里,会焕发出很大的生命力,为此我也已早早布局。

盛嚣尘上的互联网金融,我个人是颇不以为然的。微存微贷的普惠金融,本质上无非是让利,这非得用其他高收益资产业务去弥补的,也就是应该由现有很强盈利能力的金融机构衍生去做的业务线或附属机构,怎么可以设立新生的银行来办理呢,主机和服务器的折旧成本都难以消化,再谈何大数据收集、整理与运用的成本呢?如此廉价的数据过程的质量又会如何?说起大数据,这又是一个浮躁的口号而已。

记得前年的世行年会,大通的杰米戴蒙跟我聊起来说,美国人有个玩笑,大数据就象青春期的性,谁都在说,未必有几个做过,做过的甚或暗自神伤呢。起码我的看法是数据是死的,收集、识别、归类、整理和输出运用,仍然要依靠人脑,有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的人脑,并不可能一上数据处理系统/模型就灵的,即便有了成熟的系统,参数也是人为设置与调控的。至于高息揽储,那只是钻利率管制的空子,利率一放开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我会比较谨慎地提创新。我个人非常赞赏西门子这家德国公司的做法,尽量不做异想天开的研发,避免不必要的沉淀成本,但是始终保持一只队伍去发现具有商业潜力的专利,紧跟市场趋势和技术进步,做好先驱但绝不做先烈。而这样认认真真的扎实工作,却必须戒除浮躁,苦苦等待,并且需要真正的一线分行反馈、总行产品部门响应、风控计财跟进、决策部门突破的一体化机制。我希望我的想法得到实践的检验修正,把我们行打造成为真正的百年老店。

4、管理很累

各类的会议,讨论汇总之后的决策拍板都集中在我这里,虽然几位副手各有分工,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我来定,而且决定之前的各个选项、利弊分析和可能的反应及应对措施,事前还要和董事长汇报清楚,争取支持,取得谅解。

如今不比我当年在上海干基层工作的年代了,业务的复杂程度和广度,人员机构的数量,监管环境的多变,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的。这不,前几天去纽约出差,专程赶到华盛顿会见OCC的高级监理官,关于我行纽约分行美元清算业务的一些疏漏,要作出当面解释,对于国内客户汇出款的基础交易涉及到的敏感地区和敏感交易问题,我必须当面表态改正,并保证在业务系统的改善方面增加投入,翻译小王光华毕业来总行工作几年了,涉及这类业务仍然力不从心,我还得把当年在UCLA读书时的底子发挥出来,一场会下来两个小时,真心感觉很疲乏。

行里的管理最难的还是队伍管理和建设方面,各方的利益都要照顾周全,年底前刚召开一次董事会的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会议,各方的意见就分歧很大。股东当然有股东的考虑,财政部和外汇局下派的几位董事的意见也很中肯,外方也有外方的要求,尤其鉴于我行目前股价表现不佳。

但是我仍然非常希望能够扩大几个业务条线的薪酬市场化程度,避免几家竞争对手的恶意挖角,增加分行管理层的激励力度。最终方案通过了,但是以折衷的方式,估计今年的推行会比较尴尬,会有些骂名,必然也是我来承担,但事情还要继续推进。有时从地库下车出来到总行茂林修竹的大堂,看到熙熙攘攘的年轻面孔,谦卑地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会有些于心不忍。

5、精神很苦

外表看起来很风光的工作,背后蕴含了很苦涩的滋味。当然好的方面也是有的,说到光宗耀祖就是一例,毕竟我从很传统的普通家庭出身,做到这一步是千载难逢的。偶尔陪总理甚至总书记会见外宾,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参加各类国家重要计划的商讨,在央视新闻里露面或访谈都是深得我心的机会,我承认这方面我挺虚荣、挺要面子的。

3月份陪小川、克强(圈内这是尊重的称呼)会晤IMF的拉加德,商议关于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的计划,我的意见关于人民币在新的特别提款权里应当占有的合适比例、分配方案和交割流程,都深得人行和财政部领导的赞许,连克强总理都不禁点头称道,这一刻我感觉还是很得意、甚至很自恋的。但是之后我还要特别跟人总行派驻IMF的副总裁褚民特别通话表态,以便打消他们国际司的顾虑,免得对我行产生不必要的猜忌,并约定他春节回国休假的时候一起吃个便饭。所以,你看这些工作尽管风光,其实也很累心。

同样,行里的日常工作通常是由会议、汇报和出差组成的,中间很难得有什么停歇的机会,每次会议的决策或者分配或者执行,都免不了很多小算盘。作为管理者既要杜绝这类偷奸耍滑的伎俩,又不得不适度容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偶尔还要借这样的机会抓个把柄,有针对性地杀杀一些部门甚至背后黑手的副行长们的威风。

好比FTP这种一厢情愿的计划经济的混账东西,不就是主管计财的傅行长想以此一劳永逸地获得,如同风控条线那样生杀予夺的权力嘛,这就是典型的“祭司牟利”,是人类历史长河里最黑暗却优雅的部分。当然,鉴于政治正确,我也只好先同意实施,毕竟不明真相的董事甚至董事长都欣然点头过的。

去年8月份,我及时抓住美元存款定价过高,导致多个分行存款考核亏损的失策大肆抨击。同时,我还发动几家沿海分行准备材料给我往死里狠狠地轰,我们的银企关系不能是一单一利索的妓女-嫖客关系,而理应成为帮助客户成长的贤妻良母!不过,最后还是我还是不得不给这丫一个台阶下,维持FTP执行的基本框架不变,定价权下放省分行,按客户综合收益及营销需求自行定夺。你看,这些都需要时时刻刻的剧烈思考和临时机变,也因此会很疲乏。我原本算精力旺盛的,年轻时也很爱好运动,如今体质下降很多,时常有些后背疼痛、疲惫不堪等亚健康状态,大有负重爬坡的感觉。

出差间隙,分行有些比较熟悉我的同事,知道我本性不喜欢宴请,会在公务结束后安排我在一些博物馆里放松一下,或者在山里休息。我喜欢古代艺术,每当看到中世纪的那些精妙绝伦的工艺品或艺术品,我都会体会咂摸那时的人们,如何在极其艰难和绝望的生活里,通过艺术创作来寻找灵魂的安慰;我也喜欢山水,尤其喜欢我们南方的青翠山岭,那种钟灵毓秀,那种焕然气象,既是一位睿智老者,给人以安详,又是一位婀娜少女,给人以憧憬。也就是这些短暂的瞬间,我可以获得一些喘息,得到一些放松,而回北京的飞机又会立刻把我拉回到战场。

6、收入很“高”

你有时会调侃我这个大行长收入是天文数字,我想对你这样天真灿烂的学生妹而言确实如此,但是跟同业对比起来,跟工作压力对比起来,跟管理要求对比起来,应该说是underpaid的。记得前任的前任那位传奇式的前辈出狱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通过他最后供职的那家银行的领导跟我提出,能够保留当年分配给他的灌英园那套四居室,我深知他的情况,满口答应,不管怎样,老领导是有贡献的,起码不能让他晚景凄凉。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还在坚守的人们图的是什么呢?我想图的是个机会和见识。我不奢谈什么为国家为人民的贡献,也不想说有什么上升空间或变现机会。我坦白地承认,我这样的普通职员家庭的孩子,做梦都不会想到会身处高位华堂,光鲜亮丽地出入于觥筹交错的舞台,在国际市场上引人注目,这样的待遇与成就感难道是某些机构动辄上千万人民币年薪可以换来的吗?

我在尚属年轻的时候就被总行派到海外,历任多个主要金融中心分行的管理岗位,回国后有幸主抓过几个业务板块和沿海大行,那种学习与历练的机会,恐怕不是任何package可以带来的;在这样一个规模的银行,无论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深入国民经济的肌理之中,我在各项业务里所领悟到的,关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经历着怎样一个焕发活力的生发机制,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思路想法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获得贯彻,而对民族有所助益,这样的心得体会也绝非货币收入可以衡量。

可以说,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很感激生活,很感激领导和同事们的扶持,我是另一个意义上的“高”收入人士。

2015年是个非常特殊的一年,头一个月发生的事件,油价下跌、欧元日元放水、人民币被迫扩张、汇率应声下跌,等等,几乎都足以奠定一个时代,所以说它是今后某个时代的元年也不为过,接下来还会可能发生的利率自由化及汇率自由化、资产泡沫的破裂等剧变,都考验着我们这代干部,考验着党和国家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考验着全国人民的信心,我会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股东、客户和员工看好门,扎紧篱笆,做到守土有责,不辱使命。

好了,暂时说到这里,已经又是后半夜了。这些片断,我想大致也能表达一些当银行行长的体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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