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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下产业转型升级与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策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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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和主要内容。当前我国产业政策导向和产业结构深刻调整,制造业“脱重向轻”、现代服务业“轻资产化”、政府投融资模式调整,商业银行的融资需求和资产业务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量”上看,信贷有效投放乏力,对公信贷有效需求趋势性下滑,2014年、2015年以及2016年前6个月,各金融机构对公实体信贷(对公贷款剔除票据融资)同比增速分别为25.3%、13.9%、2.1%。

从“质”上看,不良贷款快速增长,2016年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14373亿元,同比增长31.6%。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正面临严峻挑战,亟待加快信贷结构调整和融资模式创新,推动资产业务稳定、可持续发展。

供给侧改革下产业转型带来融资需求新变革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以结构调整为手段提高供给质量,产业结构调整是重心。2012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正在经历一场变局,融资需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钢铁、煤炭、房地产、地方政府平台等传统的“重资产”投放领域,有效信贷需求大幅萎缩。新型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新型政府投融资模式的融资需求旺盛,但难以符合传统信贷要素或信贷流程,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困惑感。

第一,制造业变“轻”、变“软”,抵质押融资方式受到挑战。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面临着严峻的“去产能”压力,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去硬取软”,如万达公司不投资、只设计运营的轻资产广场投资协议,华为、联想等企业在从设备制造商向运营服务商转变,华为2014年的运营服务收入占比全部收入的33%,提出“一切皆服务”的理念。国际上,制造业“去资产化”、“服务化”的趋势十分明显,根据德勤公司2010年的研究报告,在其调查的全球80家跨国制造业企业中,软的“服务”收入占销售收入的平均值为26%,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平均值达到46%。“轻资产”、“柔性”生产带来了制造业投资形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投资侧重于软件、研发、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这对于偏好投向有形资产、以实物抵押为基本要素的信贷业务带来了重大挑战。

第二,服务业信息化程度持续加深,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多元。互联网浪潮下,传统服务业与互联网快速融合,2011-201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长37.6%,远高于10.3%的社会零售额增幅。201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16.2万亿元,占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4%。金融、医疗、旅游、物流等新兴服务业加速“触网”。“服务+互联网”衍生出大量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迭代创新、颠覆式创新层出不穷。服务业的金融需求不仅涉及轻资产问题,而且对金融服务的品种、质量、效率要求更高,融资需求不再局限于信贷服务,更需要投资银行、金融市场、资产管理、网络金融等多元化金融产品,以及高效的资金供给效率、高体验的金融服务。

第三,新兴产业发展分化,融资风险程度高。新兴产业涉猎广泛、门类众多。结合我国《“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分类,新兴产业涉及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健康技术等多个领域,涵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350多个行业类别,对应产品和服务2400多项。其中,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相对成熟,产值占比7大战略新兴产业50%以上,其余多数产业处于成长期,人工智能、3D打印等子行业还处于导入期甚至概念期。整体看,新兴产业各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跨度很大,行业整体发展不稳定,企业估值高,缺乏稳定的收益流和抵押担保,信贷承接面临较大风险。

第四,产业政策导向调整,政府投融资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产业政策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财政直接投资的领域,既是当前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未来产业转型的“方向标”。2014年以来,我国财政资金重点投入的“11大工程包”项目,2015年末已落地的投资4.7万亿元,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占比24.3%,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电网、油气、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清洁能源、生态、医疗卫生、创新领域等新兴产业投入占比56.8%。2015年下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的“专项建设基金”项目,进一步向城市公共设施、棚户区改造、水利、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及新兴产业等领域倾斜。

总的来看,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由传统的“铁公基”传统基建项目,向有利于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型基建项目转变。同时,项目的投融资管理模式由原来的单一国有独资企业建设运营模式转变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的多样化运作模式;项目资本金来源由原来全部由财政性资金支付转变为引入多元化的股权投资模式,尽可能多地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商业银行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仍需加大融资创新力度

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对信贷结构进行了调整。从总量看,“重资产”仍是投放“大头”,服务业信贷增长滞后于行业发展。根据2013-2015年各银行的年报,2015年末四大行的信贷投放中,基础设施(含城市公共设施)、制造业、房地产信贷余额约占对公贷款总量的3/4,服务业占1/4。2013-2015年服务业信贷年均增速5.3%,远滞后于17.9%的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速度。从结构看,信贷投放“两进两退”,新兴产业投放较少。

“进”的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投放。四大行基础设施占对公贷款的比重从2013年的33.4%提升到2015年的34.2%。服务业占比微升了0.5个百分点,其中,信息技术、科教文卫总体占比较低,四大行在5%-8%之间,反映出银行对零售业的支持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但对新兴领域的投资仍然非常有限。

“退”的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制造业贷款增速逐年下降,2013-2015年,四大行制造业贷款投放下降2.7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对产能过剩行业的压降。同期房地产压降了0.9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转型升级,受原有信贷文化、信贷制度、业务模式、服务效率的影响,对产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需求、新业态、新模式,处于观望、固守中缓慢前行的姿态,新的融资模式迟迟打不开局面,还难以适应产业转型下融资需求的新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现行信贷政策存在一定不适应。

一是“轻资产”的抵押担保难题。“轻资产”与商业银行重实物抵押的风险管理方式难以契合。如科技型企业的知识产权、技术等无形资产占比高,依据现有信贷政策难以准入。医疗、教育、旅游、文化、养老等产业也同样存在押品有限的问题。对这些产业,各银行多采用信用贷款,导致经济资本占用过高,介入动力和积极性不高。

二是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未有实质性突破。近年来,商业银行对新兴产业、医疗、教育等行业放宽了民企准入,但在实际运作中,如果没有政府背景的“隐性担保”,在现行信贷模式下,缺少识别和控制这类客户风险的有效手段,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仍无法进入信用体系。

三是信贷政策“一刀切”,缺乏差异性。对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差异性政策少,甚至投行、子公司的专营业务也套用信贷业务,执行一样的信贷流程。四是信贷流程偏长。尽管一些银行已经为部分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开辟了绿色通道,但在现行信贷制度框架下,一般一个客户从接洽到放款至少需要一个半月以上,融资的时效性较差。

第二,新型融资服务模式创新不足。近年来,新型融资模式不断涌现。政府的PPP、产业基金项目,大多交易结构较为复杂、融资期限较长,在项目评估、合规调查、还款方式等方面很难套用制式化的信贷政策。新兴产业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差,主要依靠股权融资满足经营性资金需求;高校、医疗、大型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企业,本身现金流较为充裕,金融需求主要在租赁、股权、债券,单纯的信贷服务难以满足其金融需要。

反观商业银行,仍然以“老银行”的思维看待新业务,习惯以信贷业务对接新客户,新型融资产品少;习惯于套用信贷业务的准入授权、经营模式、政策流程,以信贷业务的管控手段来管理新兴业务,导致业务准入门槛高、流程长。

第三,围绕产业信息化的创新效率偏慢。目前,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互联网加速融合。商业银行也在大力推动传统业务互联网化,但是整体的创新效率、客户体验水平相对较差。

一是线上产品“创新慢”。大型商业银行管理链条长、层级多、创新重心高,在功能设计、风控手段各个环节均易受到抵制和阻挠,创新周期偏长。

二是产品功能“升级慢”。商业银行的产品升级需要经过多个行政环节,资源到位速度慢,升级更新速度较慢。相比之下,互联网企业的金融产品更新周期是一个月,甚至几天。

三是客户信息亟待整合。产品互联网化后,客户信息由线下向线上汇集。目前,商业银行客户信息分散,在线上客户信息采集、线上线下客户信息联通、数据价值转换等方面的能力偏弱。

产业转型升级促银行调整资产业务策略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随实体经济兴而兴,随之变而变。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需求变化,商业银行应加快调整资产投放布局,“一手抓”信贷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一手抓”融资模式创新,推进资产业务“量、质、效”的全面提升。

第一,调整资产投放布局,“退一进三”,腾笼换鸟。紧紧围绕供给侧改革下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加快“退”出产能过剩行业。对“去产能”行业的客户重新四分类(支持、维持、压缩、退出)和信用等级,制定“黑、白名单”。对“黑名单”客户逐步退出原有授信,对“白名单”客户继续给予支持,避免优质客户资金需求得不到保障、产生新风险。对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重灾区”,实行严格的限额管理,用信总额只减不增,将腾出的资金向其他领域转移。

“进”的重点在三个方面:

一是大力跟进“政府金融”。政府金融需求总量巨大、品类众多,是大型商业银行最大、最重要的客户。要围绕政府金融需求变化,加大力度对接PPP、产业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新型融资模式,做好地方债发行承销、国库资金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

二是大力跟进“新经济”。加强针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产品研发和产行业研究,推进信贷准入、评级授信、审批流程的创新,加快探索建立投贷联动、产业基金等与新经济轻资产特征相适应的有效金融服务模式。

三是大力跟进“个人贷款”。经济下行期,零售业务是银行业务的“稳压器”。信贷投向应进一步向个人贷款业务倾斜,重点在住房金融。但并非局限于个人房贷,还要由此向消费贷、信用卡、社区金融等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延伸。

第二,调整优化信贷业务流程,提升信贷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

一是建立客户分层管理制度。根据客户风险管理需要和经营行信贷资产规模、实际管理能力等确定客户管理行,提升管理行客户部门直接营销和直接调查能力,避免层层调查,同时也能够提高质量效率和风险控制效果。

二是改进差别化授权授信管理。对于“两高一剩”等高风险行业严格信贷授权和转授权管理,对于风险相对较小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新型城镇化、水利项目可适度扩大授权,提升分行信贷业务效率。

三是积极发展轻资产业务服务模式。明确现代服务业、新兴产行业分类标准和客户属性,加快出台细分行业政策。对轻资产企业实行名单制度管理,按照风险程度大小给予不同的经济资产占用,引导经营行将信贷资源从“大而重”的行业向“小而轻”的行业转变。

第三,加快创新融资模式,在四大领域重点突破。

一是综合化经营。充分发挥投行、租赁、证券、保险、信托等子公司的综合经营平台功能,弥补金融服务软肋,构建“信贷+”的金融服务模式。关键要建立联动机制,构建起客户资源共建共享、利润分成、并表授信、统一风险管理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助于联动发展、综合化经营的内生机制。

二是产业基金。首先要做到风险可控,全面评估项目投资规模、期限、收益率、客户选择标准,特别是关于“退出方式”的规定,决定着银行投资资金的安全,是商业银行承做产业基金最为关键的要素。

对于非市场化方式退出的(政府、企业通过回购兜底完成资金退出),要重点调查回购方还款意愿和还款实力;对于市场化方式退出的(没有明确的回购主体,而是以上市或者市场化转让方式实现资金退出),由于面临较大市场风险,在项目审批、贷后管理等方面要实行更严格的控制措施。

同时按照退出方式的不同实施分类管理:非市场化退出的项目类似于传统信贷业务,可按照传统项目优化审批流程;市场化退出项目,主要承担市场风险,传统信贷业务审批效率较低,应开辟专门的审议通道,提高项目运作效率。

三是股权融资服务体系。我国商业银行对股权融资的操作创新相对陌生,基本处于摸索阶段。下步发展的重点是针对企业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稳定期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特点,逐步建立服务企业成长全过程的投融资服务体系。

除了股权融资顾问业务,业务创新集中在三个方向:利用投行、租赁、保险、基金等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与基金平台合作,探索开展股债夹层融资和明股实债业务,加强与优秀风险投资机构、创业投资机构及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共享信息、客户、项目等资源,在深入合作的基础上,适度为合作机构提供一定授信额度,专门用于合作机构所投企业的融资。

四是线上线下联动创新。加快推进线下业务向线上转移,推进系统整合和客户信息整合,形成柜面和网络“一点登录、各渠道协同服务”。着力做好在线客户体验,简化在线操作流程,提升业务处理效率和应用安全性。尤其要抓住移动金融发展契机,全面增强手机银行功能,积极发展全功能移动服务终端。在手机支付、近场支付方面加强创新推广,丰富应用场景。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当前金融风险正在发生变化,呈现“政府加杠杆、居民加杠杆,支持企业去杠杆”的特点,风险点在增多,风险的传染性、破坏性也在加大。商业银行在增强融资服务能力的同时,更需加强信用风险防控,加强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强化客户评级、行业限额、法人客户名单制管理、差别化授权授信等风险制度的刚性管控,加快建立涵盖表内外、境内外、母子公司在内的“大风险体系”,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守住风险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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