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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一：金融监管体系重塑

金融工作会议时隔五年获将于2017年召开，认为此次的金融工作会议大概率会对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作出一定调整。近年来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金融业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愈加明显，已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模式产生不小冲击。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显然不符合混业经营的要求。

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国内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认为从改革节奏把控上，监管层将会采取渐进式的方式（以英国为例，从改革方案的推出到完全落地需要近7年的时间）。从路径上来看，认为顶层的监管架构与制度设计将会与微观主体的监管调整两头发力，以更好地实现由旧监管体系向新监管体系的平稳过渡。从改革模板上，认为目前英国的监管模式值得借鉴。

英国的“央行+审慎监管局+行为监管局”监管模式符合现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求，也符合国际上“三个统筹”的趋势

即由央行负责宏观审慎政策制定、执行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监管，“三会”合并组建新的监管机构负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以外的微观审慎监管、并成立独立的行为监管局的模式。并且，类似英国模式的改革，阻力最小，人员机构震动不大，又能通过机构间合理和明确的分工降低协调成本。

英国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危机之后，对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要求使得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当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央行应当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占据核心地位；（2）中国央行可根据国内情况，借鉴英国所使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如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工具，压力测试的指标及量化方法等；（3）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配合，应当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弥补微观审慎监管的缺陷，也应利用微观审慎监管掌握单个金融机构相关数据，服务于宏观审慎的分析评估；（4）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尽快推进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进程，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经验借鉴：英国监管体制变化后对现行金融体系的影响

危机后英国从2009年开始探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2011年正式启动改革，2013年英国新的金融监管框架正式运作，此后相关监管机构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监管文件，监管更加严格，英国金融体系也日趋稳健，（1）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流动性和经营行为提出更多要求。PRA成立后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其中包括对银行机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流动性监管工具、核心一级资本、尽职调查、压力测试、大额敞口等方面的十多个规范文件。在监管实践中，对认为存在风险的银行发送监管通知、约见和处罚等多种方式督促其达标。（2）银行业围栏改革。英国财政部于2012年6月进一步推动银行业改革，向议会提交改革白皮书，2013年12月审议批准并开始逐步实施，最终定于2019年全面落实。改革核心是建立“围栏”隔离零售银行和投资银行等高风险业务的结构性改革，同时还包括提高资本要求和促进竞争等。“围栏”措施并不是完全隔离，只是将零售银行业务与批发和投资银行业务在集团内部实现经营主体的区分，集团综合经营的格局未变，希望通过有效隔离风险更好地发挥混业经营优势。

从宏观经济来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改善银行资产结构，帮助银行走出危机阴影，经济企稳恢复。从2009年开始的英国监管体制改革促进了金融体系恢复稳健，特别是银行体系的稳定运营，为经济的企稳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力量。GDP实际增速从2009年谷底的-4.30%迅速恢复到2015年的2.30%。随着监管体系的推进，银行业信贷投放外的业务得到快速发展，贷款外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逐步提高，资产结构不断优化。

从银行体系来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改善增强了银行的盈利性。2011年英国正式启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与美国相比，英国银行业ROE和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均高于美国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改革加深了英国银行混业经营的深度，混业经营有利于业务的优化，提高银行的盈利。

从个体银行来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改善银行业业务结构及提高安全性。从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巴克莱银行和汇丰银行三家银行来看，2009年实施一系列监管体制改革改变了非息收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开始出现小幅反弹，并趋于稳定。新的监管体制下对于银行的资本约束更加严格，各银行纷纷提高资本充足率，减少短期债务比例，整个银行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有所提升。

猜想二：中小银行规模增速放缓

2017年是央行MPA考核严格落地的元年，认为MPA将是影响银行表内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MPA考核虽并没有严格执行，但由于将广义信贷纳入了监管体系，各家商业银行还是加大了对于广义信贷增长的控制，根据的测算，截至2016年10月末行业广义信贷增速为23%，较2015年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增速有所放缓，非信贷类资产的增速的下行十分明显，由2015年末105%的同比增速收缩21个百分点至84%。

广义信贷增速仍将是决定MPA考核结果的最主要因素。广义信贷的增长不仅仅会影响资产负债情况项目的得分，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资本和杠杆项目的得分（其中作为评分标准的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在计算储备资本时需要考虑广义信贷的影响），而后者对于整个MPA考核具有一票否决的影响，即当资本和杠杆情况如若评分为C时，无论其他项目的考核情况如何，该银行的考评结果即为C类。根据评分标准对上市16家银行的评价情况进行了简单测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宏观审慎率计算涉及的多个系数每家银行的情况均会有所差异，在此只能大致以平均水平测算，预计与真实值可能会有一定偏差），发现除广义信贷外的其他指标对考评结构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整体来看，包括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内的大部分银行达标压力并不大，但对部分仍处在规模扩张阶段的城商行来说，广义信贷增速达标将面临较大压力。

特别地，由于央行三季度开始将非保本理财也纳入广义信贷考核口径，而近几年银行理财规模扩张很快，其中非保本部分更是重点方向，因此几乎所有银行在考虑理财规模后均会拉高广义信贷的增速。根据对考虑理财后的MPA各指标情况进行测算，未达标范围将会扩大至包括民生、浦发、光大、平安在内的更多股份制银行。因此，考虑2017年MPA实质落地且央行严格执行的话，不少银行理财规模的增速将会明显放缓。

从银行表内资产配置来看，银行在新的监管体系下需要衡量各项资产配置对资本回报率影响的敏感性高低，从而决定在资产端的具体配置情况。从现阶段来看，一般性贷款>同业非标>企业债（权重都为100%）>非银同业回购等。

相比之下，其中回报率最低以及久期最短的非银同业回购则成为了银行主动压缩的部分。从2016年前三季度上市银行资产端结构变化可以看到，其中贷款增速相对保持稳健，债券及非标投资类的增速也较2015年有所下行（2015年末增速38.8%相对于2016年Q3增速29%），但规模收缩最明显的还是同业资产部分，2016年3季度规模较年初收缩21%，而拆细来看，全部收缩均来自买入返售科目的减少，这样的趋势预计在2017年仍将延续。

而从2016年其他资产的增长情况来看，债券的配置比例明显增长，主要来自对于利率债的增配，利率债（国债、地方债）考虑税收、拨备、资本消耗等因素后的真实收益具有一定吸引力。信用债受违约事件影响，银行配置规模有所收缩。预计这样的配置思路在明年仍将延续，但考虑到货币环境较2016年边际趋紧，银行在债券的久期结构上获将加大对于交易类资产配置的比例，而非标投资受MPA影响增速将会延续放缓趋势。

信贷资产端，2016年增速主要由零售贷款拉动，而零售中的大部分由按揭贡献，对公贷款的需求依然偏弱。展望明年，认为由于受到2016年陆续出台的地产调控政策银行，按揭的增速将有明显放缓，但依然会成为银行竞争的主要优质资产，此外，零售端信用消费类贷款的增长也将保持快速，而企业贷款的增长则仍需期待基建拉动，来自实体企业的融资需求虽较2016年会有边际改善但整体依然偏弱。

猜想三：银行理财规模向35万亿迈进

理财纳入MPA对理财业务扩张起到明显抑制作用

理财业务的规模增长、资金投向和风险防控等一直是监管关注的重点。2016年央行进一步提出将理财纳入广义信贷监管口径，而银监会也在2016年7月就《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管管理办法》进行内部意见征询。该办法提到了分类监管理财业务、禁止发行分级产品、增加了对风险准备金的计提要求。虽然对理财业务的影响有待正式文件落地后进行观察，但监管部门”降杠杆、控风险”的监管升级的态势将对理财规模的增长起到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

2016年上半年银行理财规模达到26万亿，较2015年末23.5万亿规模增长7%，监管强化叠加市场波动加大的影响，判断2016年末理财规模将接近30万亿，对应同比增速28%左右，较2015年56%左右的增速水平放缓。

分析各细分结构的资金来源。其中从增速来看：个人资金<私人银行<机构客户。若再仔细分析，机构客户中同业资金大幅超过公司客户增速。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端信贷需求的低迷和银行风险偏好的审慎依旧，导致银行对于信贷资产的配置动力减弱，对于包括债券、非标在内的非信贷类资产的配置动力提升，目前国内仍有大量中小银行缺乏金融市场方面的专业人才，导致其资产端配置能力有限，使得此类银行对拥有相对高资产配置能力的银行理财产品需求大幅提升。估计：

（1）2017年个人理财同比增速会维持稳定继续小幅下行，约在20%；私人银行因为基数较低且发展势头较好，扩张速度高于个人理财，预计为35%左右。（2）同业理财受到监管影响明年绝对增量或将十分有限。

预计2017年理财规模的增速将会放缓至15%左右，绝对增量规模在4万亿～5万亿，银行整体理财规模接近35万亿。但需要观察包括理财监管新规正式版细则的落地情况，由于目前尚处于内部征求意见阶段，因此具体的冲击尚无法得出结论。

理财配置：非标占比维持稳定，权益配置有望再度提升

现金及固定收益型产品：债券及货币市场一直处于占比提升的趋势，从2013年39%的比例提升到2016年上半年的56%。存款类产品随着2016年以来收益率的快速下行规模有所收缩，大约在18%左右。

权益类配置股灾后维持稳定：从2013年6%增加到2015年11%，最高达到16%；股灾后快速回落，2016年以来基本维持稳定，大约占到理财规模的8%。

相比而言，下降幅度比较大的是信贷类产品。这与监管8号文的限制以及地产、政府融资需求的下降有关。信贷类占比从2013～2014年高峰接近30%的比例下降到目前大约18%左右的水平。此外，目前经济环境下，银行资产端本就缺乏高收益优质信贷类资产，这样的情况也反映在理财资金对接的信贷类产品中。

从2016年来看，委托、信托的规模增长回复正常，预计2017年社融中表外融资的规模仍将维持稳定，不过考虑到理财新规征求意见稿中加大了对于银行理财非标投资的限制（包括只能走信托通道、强调穿透底层资产），银行理财投资非标规模又将受到一定抑制。因此，前文预计的4万亿～5万亿的理财增量规模配置的重点仍会在债券和货币市场（57%）、存款（16%）和类信贷资产（15%）。

对于权益类资产，从明年来看，考虑到目前股票市场的点位具有一定的安全边际，同时IPO进程的加快将吸引部分资金重回大型市场，估算明年银行投资权益类的占比可能上行至10%左右的比例，整体规模大约在3万亿左右。根据的预测，若按照10%的权益比例，则2017年新增权益配置规模大约为9000亿～1万亿左右，但考虑到理财资金较高的安全边际需求，预计依旧是是打新、股权质押等类权益投资为主，考虑到银行理财的整体风险偏好，主动权益投资难以大幅度增加（预计占比2%左右）。

猜想四：银行参与PPP积极性提升

认为随着明年入库PPP项目落地率的提升（进入执行阶段项目的增长）以及项目参与方退出方式的完善（允许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转让），银行参与PPP项目的积极性将有所提升。毕竟在目前银行资产端缺乏优质资产的情况下，以PPP项目为代表基建类项目对银行具有一定吸引力，当然银行仍会兼顾项目本身的风险与回报率水平之间的平衡，审慎选择优质项目进行介入。

推出背景及现状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指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在43号文禁止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债之后，PPP模式成为地方政府为基建项目进行融资的主要途径。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提出要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同年4月，李克强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首批推出80个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营运，这促进了PPP模式在全国范围的大力推广和运用。2014年12月4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发布了有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通知及相关指南，PPP模式的运用进入规范化阶段。

2016年9月财政部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规范。财政部还已推出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进行统一的信息披露和管理，截至2016年9月，入库的潜在项目已达10471个入库项目，总金额12.48万亿元，其中已进入执行阶段项目946个，总投资额1.56万亿元，落地率26%。

全国PPP示范项目是经财政部评审，从而列为示范项目的推广标杆性项目。到目前为止，财政部已评选出三批全国示范项目，共748个，涉及投资金额近2万亿。由于经过评审的项目相对更为优质，从前两批示范项目的落地情况来看，落地率较一般的入库项目更高。

制约银行参与的主要问题

项目期限较长，现金流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PPP模式对项目的合作时间要求为“不低于十年”，在过长的投资回收期内，市场需求和市场价格均有可能发生巨大波动，极易导致损失。而从回报机制来看（PPP项目主要可分为3类：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完全依靠政府付费的项目并不多，而使用者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下银行或多或少会承担一定风险，因此态度会更为审慎。

政策风险：政府的偿还责任比较模糊，各地的政策不明确。目前地方政府面临一定财政压力，对于PPP项目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够清晰，各地区的政策也并不一致，导致银行对于地方政府的偿还能力以及履约信用存在忧虑，制约了银行的参与动机。

猜想五：资产质量边际企稳

2016年地产、汽车、基建需求端拉动，PMI持续走高，11月PMI为51.7创出年内新高，其中大型企业的经营情况改善明显，在2016年6月PMI呈强势反弹趋势，可见“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对于实体企业的改革效应正在慢慢显现。

2016年随着国内整体经济环境在2016年出现企稳迹象，看到银行资产质量压力出现明显改善。2016年三季度末上市银行不良率环比上行了3个BP到1.73%，加回核销及处置不良，估算三季度单季不良净生成率年化为100BP，环比2016年二季度下行8BP，连续第三个季度下行，行业不良生成速度持续放缓。随着前期的风险较为充分暴露及经济的底部企稳，预计2017年资产质

猜想六：新型不良资产处置加快

2016年以来，银行对于表内存量风险的处置和化解力度有所加快，除了传统核销方式外，政策红利的释放也为银行化解资产质量问题带来了更多可供选择的路径，不良ABS和债转股的重启最具代表意义。展望明年，不良ABS在2016年6家试点银行的基础上有望扩容，带动不良ABS发行常态化，债转股随着各家银行专营实施机构的成立，项目落地将会加快。

政策红利，不良ABS应运而生

2016年2月，由人民银行牵头开始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工作，重启商业银行试点，助力商业银行进行不良ABS的开展。随后，六家试点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相继发行首期不良ABS。截至11月15日，六个试点的首批不良ABS发行全部完成。在第1期入池的基础不良资产余额共计269.99亿元，发行的证券规模为73.67亿元，发行利率介于3.18%～3.48%。整体来看，各行首期不良ABS的基础资产以对公贷款为主，且产品设置优先级与次级。其中，优先级证券的发行总金额为49.75亿元，在证券发行总量中占比67.52%。

债转股实施机构落地加快

2016年以来债转股重启的声音不绝于耳，作为降低实体经济中的不良杠杆，化解、转移市场债务风险的途径之一，债转股的重启将使得一直困扰银行的部分隐性不良资产得以找到一个阳光化的处置渠道。

2016年10月，随着《国务院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的出台，银行参与债转股的路径和方式进一步明确，近期银行债转股实施机构设立进程推进加快，目前四大行的债转股实施机构均已在筹建过程中，预计未来其他银行也会快速跟进。展望明年，随着各家银行的实施机构陆续成立，银行债转股落地将会加快。

猜想七：消费金融热度不减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国内传统行业过剩产能与全球经济不景气引发国外需求疲软对“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造成负面影响，未来能够继续发力的空间有限，唯有消费目前仍具有广阔空间，因此看到了14年以来国务院出台多项政策促进消费升级，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成为了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这给消费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仍有巨大空间有待挖掘。截至2015年末，居民消费信贷在全国银行业的信贷规模中仅占20%，如若除去住房按揭贷款后的消费贷款不到5%（相对于国外成熟市场消费信贷占贷款比重一般在30%左右）。而从消费信贷与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的比重来看，我国虽然近年来攀升较快，从2004年的2%提升至2014年的13%，但仍明显小于欧美地区国家20%以上的占比水平，在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观念转变的背景下，未来消费金融市场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为了配合国内支持消费升级战略，对于消费金融公司设立的相关政策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从2009年8月首批4家试点到2015年11月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放开，政策利好不断释放，这也推动了消费金融公司的快速成长。从2016年来看，截至10月末，已有17家公司获得了消费金融牌照，市场参与者不断增加。

对于银行来说，目前企业端需求改善乏力，消费金融依然会成为银行重点发力的业务领域。一方面，银行会加大对于表内信用卡分期及消费信贷的配置。另一方面，银行也会通过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来拓展获客渠道，目前上市银行中已经有包括有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都作为主发起人设立或者参股了消费金融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银行除了加大在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上的投入外，还通过搭建自己的电商平台弥补自身在应用场景上的先天短板，通过电商平台搭建应用场景，增加客户流入，带动消费金融服务需求。

猜想八：投贷联动试点范围扩大

2016年4月，银监会联合科技部及央行发布《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在包括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天津滨海、西安高新5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开展投贷联动业务，首批试点机构包括中行、北京、浦发硅谷等10家银行。从2017年来看，随着银行投资子公司的开业，将看到更多试点银行投贷联动项目的落地，随着业务的正式铺开，预计监管层会适度扩大试点范围，从国内科创类企业分布来看，江苏、广州、杭州等地有望成为下一批试点地区的热门候选。

银行通过投贷联动在对轻资产、高成长的中小企业在提供贷款服务的同时，除了获取正常贷款利息外，与借款企业约定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比例股权、期权或利息远期利息等条件安排，对商业银行提供贷款风险补偿。

从首批试点的规模来看，选择了以北京和上海为首的国内科创企业较为集中地区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试点的银行包括国开、中行、恒丰、北京、天津、上海、汉口、西安、上海华瑞和浦发硅谷，其中除国开、中行、恒丰为全国性银行外，其余均为区域性银行，体现了监管层对于投贷联动业务试点的审慎态度。认为随着未来投贷联动业务模式的成熟，未来试点地区将会进一步扩大，但范围预计仍会限制在国内科创类企业发展较为集中的区域（包括江苏、浙江杭温湖甬等其他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因此包括南京银行在内的相关地区法人银行未来也将更多受益。

猜想九：直销银行牌照突破

直销银行牌照取得较大突破。从目前国内直销银行的发展来看，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20家银行开展了直销银行业务。但仍局限于部门内部，且同质化经营，缺乏独立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对于设立直销银行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从已上线直销银行的功能来看，各家直销银行间产品同质化情况比较严重，大部分直销银行提供的产品都是照搬银行现有产品，造成直销银行发展优势并不明显。认为，目前直销银行的有限牌照有望取得突破，独立直销银行明显将有利于改善现有直销银行独立性缺失的状况，预计明年会看到更多直销银行的分拆出现，除中信银行外，认为上市银行中与ING合作较为紧密的北京银行未来分拆独立直销银行的可能性较高。

直销银行“百信银行”虽然目前仍未正式落地，但我“银行+互联网”的合作模式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对于银行方而言，此次是以新设形式单独设立合资公司（此前尚无先例），这将有助于提升其独立性、缓解直销银行与母公司内部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后续的激励机制也会更加灵活。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此前阿里及腾讯在民营银行的持股比例均未超过30%且外部股东数量均超过两个以上；而此次百信银行仅由两家公司合资成立，预计百度的持股比例将高于此前的阿里和腾讯，在合营企业中的话语权将进一步提升。预计2017年会看到更多的“传统商业银行+新兴互联网公司”的合作模式。

猜想十：第二批银行获批实施资本高级办法

银监会2012年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使用资本管理高级办法，并出台了《商业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监管暂行细则》，明确了实施高级方法的标准、程序和后续监管框架。2014年，国有五大行另加招行共计6家银行作为第一批银行获准实施资本管理高级办法。

高级方法是商业银行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选择使用内部模型来计量风险和监管资本的方法，银行可以根据对于资产风险状况进行内部评级，而在权重法下，各项资产的风险权重由监管机构统一确定，因此资本高级办法相对于权重法将带来银行资本的节约。

资本高级办法可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40bps～50bps。考虑并行期资本底线要求，6家银行实施资本高级办法平均分别可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40bps～50bps、50bps～60bps。在并行期要求将高级法和权重法下的可计入资本的超额拨备差额的9.52倍（最低资本要求10.5%的倒数）计入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高级法下高于150%覆盖率的超额拨备可全额计入资本，而权重法下可计入部分不得超过风险加权资产的1.25%），导致农行在高级法下计算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较权重法下下降了50bps。如果不考虑并行期的资本底线要求，高级法节约资本的效果将更加明显，可达100bps～150bps左右。

2017年银行整体资本压力不大。在第一批6家银行获得实行高级法之后，包括中信、浦发、民生、兴业、光大、华夏、平安等股份制银行已经提交相关报告申请或者进行相关准备工作，均有可能作为第二批银行获批实施高级法。加上优先股发行方案的相继落地，银行资本补充压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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