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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过去一年，我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增长6.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工业企业利润由上年下降2.3%转为增长8.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比得到明显提高。2017年，我国经济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仍面临下行压力，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笔者认为，必须跨越如何降低体制成本、如何使“房地产化”经济成功转型、如何持续改善实体经济生存环境和如何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这四大难题。

首先，我国体制成本为主的成本曲线正逐渐上升。体制成本是什么？举个简单的例子， 水、电、煤、钢铁、天然气、土地和劳动力等劳动要素需要转变成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具备竞争优势，生产产品需要组织在一个具备市场规律的体系中运转，在体系中运转所带来的成本就是体制成本。1978 年的改革开放彻底解放了我国封闭的社会生产力，包产到户等组织创新与体制改革让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 T O）让体制成本得到进一步地降低，加之劳动力等劳动要素的廉价让我国经济实现了第一次腾飞。但是，现在体制成本曲线见底后反转向上。具体而言，根据世界银行《2017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1998 年我国的宏观税负占国内生产总值（G D P） 比率不到10%，2011 年上涨到19.4%，2015 年一下子上涨至29.1%，如果再加上社保基金收入与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一比例将高达35.9%。不难看出，近年来我国的宏观税负增长非常迅速。另外，土地、房地产和劳动力等成本也逐步上升。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下行带动外需紧缩，降低体制成本渐渐成为我国经济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在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降低体制成本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出台减税降费、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下调用电价格等举措，来延长我国体制成本优势，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添加新动能。

其次，“房地产化”经济的成功转型影响着我国经济改革的稳定推进。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利用利率下调、购置税减免、首付比例调整、限购限贷放宽和场外配资等政策红利，逐步发挥金融杠杠放大效应, 加之2015 年7 月后股市大跌退出的大额资金转入房地产市场，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2016 年年初，我国房地产市场繁荣景象初现，大批量以投资投机为主的购房者进入市场，房价出现继2015 年年初后出现新一轮的暴涨。高房价支撑的“房地产化”经济不仅推高了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成本，而且还会破坏我国的经济结构，扭曲经济资源的配置关系，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基尼基数常居高位，高杠杆也会带来金融风险。然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一再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要挤出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要在此原则上建立起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2016 年央行“930 房贷新政”调控以来，各地投机炒作房产行为已得到遏制，相信不久的将来，“房地产化”经济能够“软着陆”，得以成功地转型，挤出房地产泡沫，使房地产真正回归居住的功能，那么我国经济走向持续健康发展之路，将不再触不可及。

再者，实体经济生存环境的持续改善将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催化剂”。一方面，对比世界发达国家，我国实体经济尚存在脆弱性问题，不仅体现在产品技术落后、产能严重过剩、市场滞销和更新迭代缓慢，更表现为股市、房市等虚拟资本市场正加速吸引社会资金从实体经济中脱离。环视全球格局，欧美经济复苏力度远低于预期，日韩经济结构性改革滞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发展态势疲软和美联储近期的加息行为，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了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波动、银行信贷“资产荒”等连锁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宏观税负、劳动力等成本的增加，让原本融资难、融资贵的企业“雪上加霜”，企业债务高企，资不抵债造成的违约自然加大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针对我国实体经济走势下滑的困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应综合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三方面的综合作用。一是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来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强化信贷政策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三是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通过推进税改，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如小幅降低增值税税率，对“五险一金”进行再次下调或整合等举措来降低企业成本，持续有效地改善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

最后，我国经济L 型走势将持续一段时间，现阶段的消费升级、要素需求升级和制造升级，逐渐使得创新日益演变成社会活力和经济动力必不可少的发动机。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到：“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不难看出，创新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便成为2017 年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完善对基础研究与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切实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体系和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等举措，进一步从政策上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的支持。在政策支持的同时，各个社会机构也应该加快完善创新利益分配制度、生活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持续保持广大社会成员的创新活力，切实提高创新效率。

回顾过去三年，我国经济走在L型轨道上，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新趋势与新动向的国际经济背景下，我国工业增长、社会消费、投资等多个数据出现增速放缓或下滑，经济下行压力不断扩大。因此，我国政府近三年一直致力于通过结构调整、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等动力来实现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具体而言，G D P 增长的预期目标也稳步实现从“7.5% 到6.5%”的调整，显示了我国主动适应新常态，稳扎稳打实现小康社会的决心。不难发现，如果新常态明确了我国经济该“怎么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指明了该“怎么干”。可以预见，今年的发展着力点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因此，经济改革必须跨越的四大难题仍将是今年重点关注和渐进解决的问题。（杨望为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研究总监，曲强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宋元元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文/杨 望 曲 强 宋元元     原刊于《金融博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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