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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3年，个人信用评分江湖再起波澜，1月30日，腾讯信用“悄悄”开启了全国公测。虽然腾讯官方对此零宣传，但鉴于腾讯信用的影响力，此事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在短暂的公测过后，腾讯信用分即在1月31日下午突然下线，首页菜单均已撤下，查询信用分的功能，以及微粒贷、微分乐等合作机构也全部下线。对此，腾讯信用公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腾讯信用全国限时公测活动现已结束，我们在加快升级中”，但未透露腾讯信用未来的上线时间。

相比腾讯的谨慎，同期获得个人征信试点资格的多家机构早已推出相关产品乃至大规模应用，早在央行公布试点名单后不到一个月，蚂蚁金服就推出了国内首个个人信用评分应用芝麻信用分，并将其嵌入到支付宝钱包中，采用评分制方式，并陆续推出应用场景。有了芝麻信用在前面“开路”，之后中诚信征信的 “万象信用分”、拉卡拉征信的“考拉信用分”等个人信用评分产品纷纷公开面世。

腾讯信用分为何迟迟到来？

我们熟悉的芝麻信用分在试点资格批复之后一个月内就已经推出，随即中诚信征信还有考拉征信也推出自己的信用分产品。但同为首批试点机构的腾讯，却在三年之后才迟迟开启腾讯信用分的全国公测。

对此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杨涛表示，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战略优先选择的问题。“蚂蚁跟腾讯在金融领域的业务布局当中可能侧重点略有差异，蚂蚁是阿里集团出于在金融领域进行大规模金融布局的考量，对于无论是支付还是征信等等一些业务，发展金融业务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因此在战略选择当中可能是最先考虑的。腾讯虽然这些年在金融领域逐渐地进行投资和布局，但是在如何把金融的方面的业务，在整个集团内部进一步整合和突出，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腾讯在早期的战略发展中并没有把征信作为优先布局的领域。随着金融领域业务的进一步整合和集中，在对外进行金融和非金融合作的业务当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由此适度地加快补上征信业务是很正常的。

三年的时间对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相当的重要，既然芝麻信用已经把局面铺开，腾讯信用是否失了先机？对此，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表示：“这跟个人信用分产品的成熟程度、发展过程有关。”

虽然多家试点机构都推出了个人征信的产品，但是从数据来源、数据质量方面来考量，多数征信分更具有娱乐属性，这是因为它的数据质量受到一定的限制。在2015年推出个人信用分，对于各个企业来讲的优势是能够提升我用户的黏性，提升用户的活跃度，甚至提升APP自身的社交属性。

但从腾讯拥有微信、QQ这两大社交的流量入口的角度来说，其用户黏性诉求并不明显，所以当时推出新的评价机制，但并没有推出更有娱乐属性或更具社交属性的信用分产品。

2017年上半年，随着现金贷的发展，社会舆论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去年6月份，也曾有一批大数据公司因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受到监管的核查，此时推出个人信用分的原因在于，可以合法地得到用户的授权，用户在接受个人信用分服务时，会授权获得他个人的数据采集、应用。这样随着监管环境的趋严，个人征信领域布局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是从战略层面的考量。对于后发劣势的存在也不必太过担心，因为微信社交平台上仍具有很好的爆发点。

个人信用分评估维度有何考虑？

薛洪言表示，腾讯虽然在C端一直没有推出信用分或进行公测，但是在B端跟金融机构、P2P平台、现金贷平台、消费金融公司等其实一直存在合作，同时也为银行信用卡提供征信服务。作为一家试点机构，腾讯是有资质来做个人信用分评估的，只是这项业务在C端涉及较少。

杨涛认为，一方面在某些方面确实芝麻信用确实领先，另一方面如果看B端，双方都有不同的着眼点；如果看C端的信用，双方都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如果说看C端的征信，那么未来面临的都是政策和监管环境在不断改变，在新的情况下，二者要重新进行较量和比较。

腾讯信用分评价大约有五个维度，芝麻信用也是五个维度，即比较采集信息的来源和选择的评价指标和方法、信用产品的运用，现在腾讯还没有充分地运用，因此暂时可能出现公测的停止。如果看这个指标，虽说略有差异，但是覆盖的范围仍然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说履约的能力，社会关系，个人的行为。虽然具体名称不一样，但是背后所覆盖的领域是具有共性的。

从信息采集而言，一方面来源于机构内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来源于第三方的数据。整体上两家进行比较的话，差异主要是在细节上，但是从大的模式、方法、方向上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在里边。

薛洪言补充，个人用户的画像其实目前来看这两家都是五个维度，虽然名字取得不同，但是都包括一些个人得基本的信息，像个人的履约能力、个人的一些财富收入情况、个人得社交关系以及消费行为等等基本上这五个，然后从这五个里面要看他具体是用在哪一方面，如果是用于这个欺诈风险的防范，可能其实基于社交关系建立的一些网络图谱、知识图谱的这些东西，可以很好地预测他的行为动机。

如果说要用在信贷的征信这个领域，其实还是传统的征信所覆盖的，包括履约历史、借贷还款记录、收入水平等会有一个更好的描绘。

目前大家基本上公认，如果模型是用于评价用户借贷行为的话，还是传统征信机构所覆盖的几个维度。这个数据的强度、数据可靠性会更好，而像社会化征信机构其实基本上借央行的征信或让用户自己提供央行征信的查询记录，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目前央行征信覆盖的范围偏少，大概是3亿多人，剩下很多人没有强相关的央行征信数据，那么更多就需要依靠社交关系、消费行为或者行为轨迹数据等来进行补充，更多还是一个补充作用。

传统征信与互联网大数据征信谁更精准？

提到传统征信，现在分为两种观念，比如美国FICO，评估的因素包括偿还历史、欠款数额，但没有包括薪酬、职业等一套评分的体系。而现在大数据的征信评分体系，另外一些征信机构也认为个人征信与收入相关，所以大家对维度选择都不一样。

杨涛提到，“以前用信用来描述这个征信情况时，更多跟借贷行为、跟金融行为有关，但是慢慢地无论是这个信息的采集还是这个评分的方法，还是这个信用报告信用评级所应用的这个场景和范围，慢慢地突破了原有的边界，这就是我们过去利用信用来描述这个征信的这个范畴，遭遇了一些重大的挑战。”

“一方面有些人就开始逐渐把这个征信和信用这个概念来分开，说征信是跟金融相关，信用可能覆盖范围跟全社会相关，面覆盖更广。而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就开始探讨原有这个征信三大要素是不是它的边界开始受到冲击。所谓三大要素无非就是，第一是信息的采集和来源，第二就是这样一个评分的方法，第三一个就是信用的成果或者报告它应用的范畴。”

杨涛认为，这三个方向都受到互联网大数据新技术的冲击，一方面从数据采集来源来看，开始应用到更广泛的社交数据领域，另一方面从评分方法上，传统评分方法相对来说经受住了市场检验。但从依托于大数据所进行的评分方法来看，整体上能否更好地判断客户的履约能力、潜在的风险，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

对于产品的应用边界究竟应该限制在哪些场景内，目前市场也没有达成一致性的思路，所以很难比较两种模式的好坏，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很明显的模式区分，而是在于新技术对于传统征信的环节和要素都带来了冲击和影响，使得在当前阶段中遭遇更大的挑战。

而关于大数据征信和传统征信，对于个人用户画像描述哪个更准确的问题来讲。薛洪言认为：“还是要看是基于哪个方面，如果说用在信贷这个领域，其实大数据数据它也会利用传统征信的这个数据来源，它基本上会去索取这些数据来源，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说就是传统的征信它覆盖的样本数量还是有点少，所以它对于一些普惠群体，或者说一些我们说无论说美国的FICO比较低的这些群体，它其实对他们的服务能力还是稍微差一些，弱一些。”

在美国，FICO分比较低可能很难获得传统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但是这些人都会有融资的需求，这也是导致了普惠金融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形势下，随着互联网的崛起，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一个崛起，一些新的创业机构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

除了在这些传统的履约的还款记录的数据之外，基于用户在互联网上的社交的一些信息、行为进行一个补充的一个分析，创业机构在针对这个普惠群体信用的描述上面更为实用，至少是帮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普惠金融的服务。

百行征信将为个人征信市场带来哪些改变？

过去只是借钱借贷的时候，个人的还款能力、收入、薪酬等等信息暴露在外面，但是随着大数据的出现，人们的一些非常私密的数据也都暴露无遗，征信机构如何把握这个边界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此杨涛表示：“这里边确实带来新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因为它跨越了原有的这个边界。过去整个这个社会信用体系有大量的短板，大量的不足，那么缺乏在诚信方面基本约束和保障，所以在这些方面的市场需求和诉求就特别的强烈。”

共性的问题是无论在美国、欧洲、中国，都面临在采集个人信用信息的过程当中是否会侵犯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在相关报告的使用过程当中，是否会侵犯个人应有的公平、公正的合法权益。

比如美国面临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有否涉及到种族歧视，如果说相关的一些评分，会对不同种族的人相关，无论是借贷还是其他非金融领域，他的活动受到冲击或者是影响，那么监管部门就要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再比如前一段时间美国几大征信局也受到一些挑战，无非就是说他在给个人作出信用评分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否给个人一个充分的申诉机会，相关的一些这种司法部门就开始进入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国个人征信机构无论下一步走向什么方向，既面临着全球共性的这些问题，又有基于中国特色所面临的这些挑战，那么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个人信息保护，在采集过程中能否充分保障，另外在这个产品运用过程当中，能否保证一定的底线。

尽管之前也没有给这8家单位批复征信的牌照，百行征信也已正式挂牌，对于这个模式的设立，之前所提到的问题有否解决也成了我们关注的点。薛洪言认为：“从股权的结构来看，其实是相对更加的分散的，其实更像一种网联。”

信联这样一个可以扮演行业基础设施的角色，从股权结构上看可能它是更具备这个条件，可能对盈利就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在做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商业利益这方面的权衡中，可能更倾向于能够保护个人得信息，包括它其实在独立性上面、公平、公正性上面，都有机会做得更好。

杨涛认为：“当前这个特定情况下只能是一个相对最佳的一个选择。”中国面临的这个情况跟这个海外是完全不一样，每个国家在征信体系在发展过程中走的路径都不一样。欧洲一些国家可能是公共部门来主导，美国完全是市场主导。

我们国家面临这种特殊的情况，它解决了当前面临的相关的一些矛盾，可以有效地整合这个市场力量，为下一步整个个人征信业的发展作出更多的正面的引导。因为未来他一方面可能要承担这个行业基础设施的功能，要引导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要制定这个规则，要完成个人信息的保护等各种各样最重要的一些使命。

与此同时，百行征信还要保障自己的可持续运营，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推出大量的产品，这也要求市场化运营方面有相关的原则，关于如何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如何在现在越来越复杂的个人征信行业当中有更明确的定位，它还面临相关的一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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