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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证监会史上最高额处罚:北八道操纵市场“五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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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4日上午,证监会组织召开稽查执法专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三起近期查处的资本市场重大违法违规案件,包括一起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两起操纵市场案。其中,厦门北八道集团因涉嫌多账户、运用杠杆资金巨额操纵多只次新股股票,或将被证监会开出史上最高额罚单。

证监会稽查执法人员介绍,经查明,2017年2月至5月期间,北八道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组建控制了一个分工明确的操盘团队,通过多个配资中介筹集资金数十亿元,利用多达300多个股票账户,采用频繁对倒成交、盘中拉抬股价、快速封涨停等异常交易手法,连续炒作多只次新股(包括张家港行、江阴银行、和胜股份等),操纵期间累计获利9.45亿元。该案目前已经过调查审理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证监会拟对北八道集团作出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没款总计约56.7亿元(9.45亿元*6,如果最终作出处罚决定,将成为证监会行政处罚历史上开出的最高额的罚单。

一、北八道为何遭证监会顶格处罚?

在证监会发布的110多例操纵市场行政处罚案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倍罚款的顶格处罚非常罕见,在此之前只有四例,分别是〔2017〕21号唐汉博案、〔2015〕34号唐汉博案、〔2014〕54号唐汉博案和〔2017〕29号鲜言案。其中,前三例是同一人所为,罚没金额最多也不过在2亿元左右(〔2017〕21号),三起案例累加起来的总罚没金额不超过3亿元。而〔2017〕29号鲜言案罚没款合计约34.7亿元,是北八道操纵案之前证监会开出的最大罚单。(旧文:鲜言何以遭证监会顶格处罚?——详解鲜言运用的四种市场操纵手段)除了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于2017年1月作出一审判决的徐翔操纵市场案作为首例信息优势连续买卖操纵市场刑事案件,则以110亿罚金创下了中国证券史的罚金记录。(旧文:信息型市场操纵的认定思路——兼评徐翔案)由此,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仅三起重大操纵市场案的罚没金额已超200亿元(而2017年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一共有224件,罚没款金额总计只有74.79亿元),足以见得近来监管机构对操纵市场违法违规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在此前开出的大额罚单中,唐汉博属于“累犯”、屡教不改且变换违法手段、拒不配合调查;鲜言集合四种新型操纵手法操纵证券市场,性质恶劣且造成了不良市场影响;徐翔与上市公司高管勾结进行信息型操纵,利用资金优势、信息优势损害市场公平公正,均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那么,北八道案的典型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团伙化、职业化特征明显

据证监会稽查执法人员介绍,2017年2月至5月期间,北八道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组建控制了一个分工明确的操盘团队,通过多个配资中介筹集资金数十亿元,利用多达300多个股票账户、100多台电脑、10多位操盘手同时交易,进行市场操纵,涉案账户包括员工账户及员工相关账户和配资中介提供的账户两种。调查人员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跑遍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调取了近千个银行账户,排查了400多个股票账户,来追查这些账户的资金来源和去向,最终确定账户的同一控制和归属。

经查实,涉案账户中有300多个是由开户人提供给配资中介,再由中介交给北八道使用的。开户人获取了部分利息,但是他们对账户的使用情况并不清楚,只当作一种所谓的理财方式。虽然这个资金来自五湖四海,但最终操纵股市赚取的违法资金所得会落入北八道的账户上。通过中介配资驱动杠杆融资,一方面是快速调动了巨额资金,另一方面大量使用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数百个股票账户,实施操纵行为,使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根据龙虎榜数据,本案涉案三只股票张家港行、江阴银行、和胜股份在2017年上半年的巨幅上涨是由国海证券济南历山路,济南星石街等席位推起来的,江湖人称“山东帮”,如今看来山东帮背后的金主就是厦门北八道集团,而除了山东帮以外,当时还有拉萨、杭州等地的席位配合,另外,2018年一月的大单卖出是来自于多个厦门营业部的席位。

本案违法主体的团伙化、职业化直接使得违法行为呈分散、隐蔽的特质,加大了监管机构的查处难度,集团化、公司化的违法主体正成为证监会近来的重点打击对象。

(二)锁定次新股引发价量异常波动

次新股普遍具有发行市盈率低、概念新、流通盘小的特点,很容易成为市场炒新、炒小、短期操作、轮番爆炒的集中领域,积聚市场风险和泡沫,证监会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旨在引导上市公司价格理性回归,维护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以张家港行为例,上市之初其流通股仅有1.8亿股,而总股本是18.1亿股,流通股仅占10%,市值只有4.9亿元,极易成为被操纵的对象。

北八道集团通过前期疯狂买入次新股股票,吸引大量市场目光,普通投资者误以为有利好消息而跟风买进,北八道集团随后转手抛售,这种突击买入、大举卖出的手法十分凶残,导致张家港行等三只股票的股价发生剧烈波动。北八道集团在多交易日内的买委托量、卖委托量都占据了市场排名的第一位,交易量非常巨大,引发了市场价格和成交量的异动,导致股票价格非理性上涨,并引发市场对板块概念跟风炒作,对其他投资者产生负面效仿现象,操纵手法快速扩散,积聚了较大市场泡沫和风险。

(三)配资加杠杆放大市场风险

北八道集团在交易中大量使用了配资公司的服务。所谓配资公司,就是专门为股票期货投资者提供资金,运用杠杆扩大投资者的资金量,实现高比例杠杆操作的公司。在江浙地区配资中介的服务尤其活跃,资金提供方将股票账户和资金提供给配资中介,再由配资中介把账户和钱交给北八道集团使用。资金提供方拿到固定的年化收益,而配资中介是收取一定的中介服务费,剩下巨额的非法收益由操作主体北八道集团所获取。

本案的配资中介涉及股票账户有近百个,每个账户金额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规模很大。办案人员透露,“当这些配资中介遇到北八道集团这样‘财大气粗’的商家之后,配资中介提供的服务更加精准到位。通常北八道集团打一个电话,分分钟中介就能把账户和资金转到北八道这边来”。

以大量配资的操作手法,北八道在短时间内汇聚了资金优势用于证券市场投机,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而降低、减少任何形势的杠杆、抑制投机、尽量预防大幅波动是近年来监管层倡导的市场导向,北八道的操作手法无疑触碰到了监管的红线,极大影响了金融市场稳定。

另外,张家港行是次新银行股的代表,一举一动足以影响整个次新银行板块乃至整个次新板块。其作为小盘股,估值水平在上市银行中却是最高,股价大涨不具备任何业绩基础,纯粹就是一种以价值投机名义的炒作。若张家港行等次新银行股被北八道集团这样的公司操控,或许不利于金融去杠杆的大局。这或许也是北八道遭重罚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操纵手法糅杂多样,短线操纵和“坐庄”交织

北八道集团采用频繁对倒成交、盘中拉抬股价、快速封涨停等异常交易手法,连续炒作多只次新股,属于短线操纵和长线坐庄交织、目标锁定明晰、多种手法杂糅,可在短时间内对股价产生显著影响实现获利,危害性较强。

(五)拒不配合调查

证监会稽查人员指出,在调查过程当中,涉案北八道公司高管及相关人员采用多种方式拒不配合调查或拖延调查、消极应对。甚至有财会人员为销毁证据抓伤证监会稽查人员。在之前证监会作出顶格处罚的操纵市场案件中,涉案行为人也都具有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因此,配合调查的程度或许已经成为证监会处罚轻重的一个考量因素。

综上,本案的团伙性、配资炒作次新股、多样化操纵手段以及拒不配合调查很可能是遭到证监会严厉打击顶格处罚的原因。

二、处罚之后的追问

北八道案目前虽然已经过调查审理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但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之后,当事人有权申请召开听证会就拟处罚事实进行陈述和申辩,在听证程序召开后,证监会会根据听证的情况相应作出不予处罚、减轻处罚或者(与事先告知一致)处罚的决定书。由于本案正式的处罚决定仍尚未公开,具体的涉案违法行为细节及涉案金额均不能得知,但仍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北八道的操纵行为是否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

本案中,证监会拟以单位违法行为对北八道集团作出处罚,按照过往的经验,对于单位违法行为涉及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证监会会一并作出处罚,但是,根据《证券法》第203条的规定,对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仅限于警告和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与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相比实属九牛一毛。

实际上,即便通过现有有限的信息也不难看出,本案属于有组织、有计划的单位违法行为,其背后必有个人掌控大局、运筹帷幄,但对于监管机构而言,认定个人操纵行为在证明上存在较大的阻碍,尤其是对该个人操纵股价的意图、几百个股票账户受该个人同一控制并且由该个人发出交易指令进行交易的认定,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定性为单位违法行为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资料显示,2018年2月26日,北八道集团公司股东、法人代表和执行董事均发生变更。这似乎是集团原实际控制人使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如果能够一并实现集团资产的转移,即可让厦门北八道破产,以规避近57亿元罚款。

而本案中,如果北八道的操纵行为能够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39条的任一情形(如:单独或者合谋,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达到该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百分之三十以上,且在该证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联合或者连续买卖股份数累计达到该证券同期总成交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或,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且在该证券或者期货合约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成交量累计达到该证券或者期货合约同期总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则应对其行为进行刑事立案追诉。(本案中,尚不能确定证监会划定的违法行为存在于哪个交易阶段,也不能得知北八道具体控制了哪些证券账户,以及账户组总的交易量有多少。但考虑到次新股的盘口较小以及账户组的巨额资金量,北八道此次违法交易行为很可能已经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而如果能够适用刑法,则对个人的追责就不再是问题,否则很可能会重蹈“唐汉博案”的覆辙——行为人完全可以更换马甲或变换操纵模式,卷土重来。当然,刑事案件对证据要求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无疑成为此案受刑事追诉的一大阻力。

综上,在操纵市场团伙和公司化运作日益明显的当下,如何实现对公司违法主体的有效打击,以及是否应加大对单位违法行为中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另外,据公开资料(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显示,自1999年至今,操纵市场公开的刑事案件仅有10起(其中徐翔案的判决一直未公开),对比证监会自2001年作出的110余起行政处罚,对操纵市场案件进行刑事追责的力度实在较小,抛开调查及证明的难度,对于明显已经达到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案件,证监会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责的做法并不能起到威慑作用,以至于不能有力打击证券欺诈。

(二)遭受损失的股民能否得到民事赔偿

北八道集团在A股野蛮操盘,使上市公司股价大幅波动,这其间,除了在其中兴风作浪的游资能卷走浮盈全身而退,大多数股民都亏损惨重。

(张家港行股价走势)

实际上,以张家港行为例,北八道涉嫌在两个时间段内操纵股价,一是2017年张家港行上市初期的狂飙阶段,二是2018年1月股价“过山车”阶段。

2017年1月24日张家港行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发行价为4.37元。短短两个多月后,张家港行的股价达到最高点30.51元,股价狂涨6倍,其后大幅下跌,股民损失惨重。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月17日、18日、19日张家港行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1月24日,张家港行6.53亿股限售股解禁上市。张家港行1月24日、25日又连收两个跌停,直到1月26日才打开放量。而1月26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近日证监会对某公司涉嫌操纵“张家港行”等3只次新股违法案作出处罚事先告知,后续将依法严肃处理。

根据龙虎榜显示,1月24日,华泰证券厦门厦禾路营业部、平安证券厦门国际金融中心营业部、兴业证券厦门分公司净卖出额占总成交额的比例高达99.91%。1月25日,卖出前五又有两家厦门营业部,上述华泰证券厦门厦禾路和平安证券厦门国际金融中心分别卖出6791.66万元和158.71万元。而在1月26日,三家厦门营业部一起卖出的场景再现,且规模庞大,占当日总成交比例达46.9%。1月26日卖出榜除了厦门的营业部,几乎都位于张家港,推测应该是原始股减持席位。从时间上看,北八道集团正是利用限售股解禁,掩护其巨额资金撤退,并且极有可能为了降低损失在解禁之前连续多日拉升张家港行股价,另外,其或许已经察觉到被证监会稽查部门盯上,因而抛售股票获利走人。

在以上两个阶段,北八道都实现了巨额获利,这种获利却是以广大中小股民因信息不对称及资金优势不对等遭受的损失为代价。但面临证监会近57亿元的巨额罚单,受损失的股民却因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法制的缺失并无实际获偿的可能。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欺诈行为的民事赔偿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和操纵市场民事赔偿。在我国,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已经通过司法解释得以明晰,投资者获赔于法有据。至于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则一直因为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缺位迟迟无法破冰,即便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曾于2015年9月作出我国首例支持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判决(旧文: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欲“破冰”还须等风来——评光大案)引起一时轰动,但也终因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未引发后续法院的跟风,足以见得绝大多数法院在法制缺失时对这一问题的保守及观望态度,毕竟,在这两类案件中,要证明股民的损失与不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实属不易,在操纵市场案件中,这一问题更为凸显——非理性股民的损失真的只是不法操纵行为造成的吗?

三、结语

虽然本案的正式处罚决定还未公开,但证监会专门召开发布会对本案进行通报以及预告开出巨额罚单已经对市场产生了足够的震慑作用。但是,当下操纵市场监管基本秉持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原则,使得这类违法行为尚不具有明显可探寻的规律性,给市场主体尤其是偏好交易策略的机构主体带来很强的不确定性,期待未来证券法制的健全能有效改善这种局面,以使市场主体能够在违法行为与商业合理性之间寻求适当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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