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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峰:推动金融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

本文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金融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双向影响。一方面,金融从资源配置和跨期分配对社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金融的负面效应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二是社会结构差异影响了金融的需求和发展。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不仅着力提升社会效率,还注重社会公平。

本文共4850字,预计阅读时间156

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SFC)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国峰

金融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是金融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一方面,社会进步与金融发展相辅相成。金融诞生于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分工的细化和交易的不断量化,推动了经济行为的产生,经济行为的深化又产生对于金融的需求。金融的发展亦促进了社会发展,提升了社会效率。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和金融过度繁荣有时也会对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资本的逐利性可能会导致金融脱实向虚,引起金融风暴和金融危机,从而爆发大萧条和社会退步。如何充分利用金融学理念提升社会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现阶段金融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在西方国家,历史上每当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就往往出现反思金融发展目标的思潮,各国业界与学界开始思考金融业发展到底应注重金融业自身利益还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回顾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在当下世界政治经济风云多变、黑天鹅事件频发、债务风险不断攀升的国际环境下,以更多交叉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对金融发展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进步的金融含义进行综合性研究显得十分必要,金融学与社会学的融合也应当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重点。

金融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理论逻辑来看,金融在为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自身也逐渐成长壮大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个体系在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兼顾自身盈利,由此,金融对社会进步存在着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金融为社会改善和发展进步提供支持,从空间和时间上解决资源有效配置和跨期不确定性问题;另一方面,金融的逐利性可能会导致金融行业脱实向虚的发展势态,产生金融风险,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金融业追求盈利产生的顺周期行为容易催生资产泡沫,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则对社会产生巨大危害。

(一)金融对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一是从空间维度来看,金融发展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初,银行信用货币的出现就是为了更好地配置资源。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出现,企业有技术,个人有劳动。为了组织生产,企业需要购买个人的劳动,但出于对信用风险的担心,个人不愿意接受企业的债务(IOU),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出现了,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贷款创造了企业的存款,即货币,企业将取得的存款货币用于支付个人的劳动,从而组织生产,最大程度地合理配置了社会资源。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的生产性融资不能完全依靠货币创造,也需要利用银行已经创造出来的货币进行交易,因此直接融资市场也逐渐发展起来,间接融资体系和直接融资体系的相辅相成不仅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趋势相适应。

二是从时间维度来看,金融解决了跨期的不确定性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一般动态均衡分析框架中,最终的均衡取决于个人的跨期效用最大化,目标是实现跨期的效用最大化。但在现实中,个人跨期配置的风险在于不确定性,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生命周期时间长度的不确定性。个人需要平衡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和储蓄,但对未来却没有准确的把握,而金融产品可以在很大上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因此金融与年龄结构等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如果再将代际传承和转移纳入考虑范围,金融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更为密切。经济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纷纷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解决当下的经济衰退、就业萎缩等问题,这些举措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代人的就业问题,但是以剥夺下一代人的财富,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作为代价,过度宽松流动性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稀释了下一代人的利益。金融若使用不当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跨期效应。因此,金融分析需要考虑社会问题,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

(二)金融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来源

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出于资本的逐利性,金融体系在配置社会资源时,容易更多权衡自身利益,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角度。金融体系的漏洞以及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必将引发金融风险,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国际教训来看,不论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还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每次资产泡沫破灭最终都导致社会财富的转移,成为影响社会进步的不稳定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成绩斐然。但同时也出现过无序波动,金融风险隐患增大,给社会稳定带来了风险。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阶段,然而金融业仍旧存在机构体系和监管体系总体不够成熟、行业细分领域一些具体业务发展过度的问题,这引发了各类风险并存的矛盾。反思金融发展乱象、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均在于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业需要做好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当前也需要在打好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行业稳健发展要考虑社会结构变迁

金融行业脱胎于社会分工和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也影响和制约着金融业的发展。观察中国金融问题,应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金融风险既是未完全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表现,也是对社会矛盾转化和社会结构变迁未能及时应对的结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在这种转变下,金融业要转变思维定式,以新时代的视角来看待和服务实体经济,以服务高质量经济为工作的原则和自身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思考金融业的转型以及防控金融风险。

(一)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主要是由于不同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收入能力不同,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也不同,由此引发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青年人劳动能力强、收入高,在消费的同时会进行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而随着年纪的增长,劳动力逐渐丧失,收入也会不断递减,直至最后只能依靠储蓄养老。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导致整个社会价值创造的减少,同时由于只能依赖储蓄消费使得消费受到限制,社会整体消费也会降低,这些将造成经济总量的减少。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409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7.3%;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5831万人,占比11.4%。65周岁以上人口比例在2015年首次突破10%之后,继续上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造成人口红利消失,养老保障负担日益沉重,导致了社会问题,也给金融带来了负担。2018年5月21日人社部发布的《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04亿元,相比2014年的3502亿元增长了128.6%。因此,从社会年龄结构的角度来看,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当前金融业亟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这需要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有效配合和相互协调。

(二)收入结构

从收入结构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阶段的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人口的比重还不够高,反映为我国金融市场参与者和交易行为“散户化”特征显著,机构数量不足,超级机构少之又少。金融市场容易产生大幅波动、追涨杀跌、顺周期行为等现象,“羊群效应”明显,容易催生泡沫,最终将会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无序波动。

(三)城乡结构

城乡结构和居民受教育水平不同也会导致金融风险的产生。目前中国城乡结构依然偏向于二元结构,农村居民和小城镇居民较多。由于农村和小城镇的居民相比较城市居民而言金融知识相对贫乏,缺乏投资经验,在当前互联网科技和各类金融创新爆发式发展的背景下,各类打着金融创新旗号的非法集资和“庞氏骗局”更容易在县域经济中泛滥。

(四)家庭结构

由于国情和文化的差异,使得我国的家庭社会结构区别于西方国家。中国以家庭为主,而西方国家更注重个人。在我国,家庭作为一个经济整体进行消费和储蓄,同时以家庭信用为整体信用进行金融活动。例如,在助学贷款中,针对家庭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借贷偿还率明显高于针对个人的助学贷款借贷偿还率。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关系形成的信用主体受到社会整体环境的道德监督;二是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使得我国的家庭生活范围较为固定,对于家庭的追偿要便利于对于个人的追偿,古语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大致如此。由此可见,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对金融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兼顾社会效率与公平

西方金融学理论仅强调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发展目标,只关注了金融的经济属性,而忽略了其社会属性。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开始注重效率和安全两个维度。中国则更为注重金融的公平性,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关注效率、安全和公平等多个维度。

理论和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具有影响收入分配和社会平等的功能。近些年我国在金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一是积极发展并倡导普惠金融。2016年初,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普惠金融的实施战略。规划指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2016年9月,普惠金融被列为G20杭州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会议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三大文件,在推动普惠金融议题方面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工作,确定了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措施。随后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从货币政策、监管考核、内部管理、财税激励、优化环境等方面提出23条短期精准发力、长期标本兼治的具体措施,督促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切实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可以看出,随着机构改革部署的逐渐落实,在支持金融普惠和公平方面,各部委政策协调效率也进一步增强。二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发展,中国是全球仅有的三个建立了绿色信贷指标体系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在中国的倡议下,绿色金融在2016年首次被纳入G20议程,并最终形成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在2016年举行的G20杭州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就发展绿色金融达成广泛共识,强调为支持环境可持续前提下的全球发展,有必要扩大绿色投融资。三是着力推动金融扶贫事业。积极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和贫困人口创业就业,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现阶段,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要求金融市场的发展必须在确保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同时追求金融公平,即要实现金融市场主体公平地参与金融活动、公平地进行金融交易、公平地享受金融福利,顺应金融市场开放的趋势并推动市场主体利用金融服务实现自身发展并缩小贫富差距。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需要金融业更为普及、更为深化、更为成熟,对各类人群均能提供很好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社会结构的和谐稳定。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7月刊,7月5日出刊,本本文根据作者在“SFC金融发展与社会进步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清华金融评论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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