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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人现状:中层未老,危机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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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前摩根士丹利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乐观”地表示,中国银行业在未来的10到15年会出现黄金发展时期。

当时,已有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完成了改制上市。即便被称为“悲观主义者”,谢国忠还是提出中国银行业“黄金十年”的论调。一时间,人们好像看到银行业金灿灿的未来。

只是,这波银行的黄金期,未能延续10年。

经历了狂莽的发展,从2013年起,银行这架机器却缓下了赚钱脚步。根据麦肯锡发布的《中国银行业转型创新系列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17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增速为12.8%,2014年降至个位数,只有7.7%, 而2015年的利润增速仅为1.9%。

即便到如今,银行净利润增长率,未能超过两位数。不久前,平安证券根据A股19家银行发布的业绩预告测算,这些银行2018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090.42亿元,同比增长7.2%,虽然较2017年略提升,但较前三季回落1.84个百分点。

曾经紧紧握住银行这个金饭碗的人,有不少已成为了银行中层。他们在不惑、知天命之岁,深陷“中年危机”。高不成,低不就,又面临着95后新鲜血液、80后中坚力量的挑战,他们该如何面对?

不进则退

银行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行业。即便是中层管理人员,同样需要在技能上得到提升。

不进则退。这是他们中年危机的来源。

2018年,52岁的戴新通过了每年必考的岗位资质考试。他必须通过信贷A类高级资质考试。如果在往年,他只需通过信贷A类中级资质考试,就能上岗了。

“我参加的考试,全市只有14个人通过,全国通过率只有20%。这是我们银行对于信贷风控的最高资质要求。” 戴新告表示。

戴新不得不逼着自己学习、复习。戴新已经做了30多年的信贷工作,在和他一同参加考试的同事中,最年轻的只做过7年信贷,而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随着年纪变大,他的记忆力毕竟拼不过年轻人。这意味着,要想获得这张证书,他要比年轻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他有着“廉颇老矣”的感慨,也羡慕着现在的年轻人在银行业能有更多机会。

戴新透露,有些银行中层因为不再年轻,学不动了。如果不是岗位要求,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同事都不愿意参加像CFA(特许金融分析师)之类的职业资格考试。

但现实残酷,如果无法突破自己,中层们便会被淘汰。

陈红便是其中一位。入行30年,她一路从营业部的小职员晋升为某股份制行的支行行长。2018年5月,48岁的她退居二线,成为了办公室主任。

“股份制商业银行是非常现实的,岗位人员是能上能下的。如果业绩考核不达标,下级员工不服气、不认可,在管理岗位上的中层就会被撤换掉。”陈红表示。

在以“业绩论英雄”的银行业里,有着新英雄的诞生,也有着英雄老去后的退场。

如今,陈红告别了业绩和考核,着手于各类琐碎。

在外界看来,陈红每天只需要操心食堂伙食、大楼物业、银行安保、客户礼品、服务领导等各类小事,但陈红并没有过得像外界认为的那样轻松。

她虽然熟知市场业务,但也需要全面了解银行的其他业务。以前性格直来直往的她,还需要在各个部门周旋,学会察言观色,来更好地沟通。

不进则退更深层次的意思是,如果再退一步,一直以来积累下来的奋斗成果将会化为乌有。陈红深知这背后的残酷,在新岗位她无法懈怠。

在银行业,许多像戴新、陈红一样的人,尽管认为没有多少机会能够攀登到金字塔的顶部,但他们要赶在被淘汰出局前,在退休前发挥自己的余热。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相比于中年危机下的银行中层,微贷网副总裁汪鹏飞选择了不同的路。他是个80后。

汪鹏飞23岁时进入中国银行,4年后成为中国银行杭州湖墅支行行长。他的成长与晋升比大多数银行从业者来得更快。

“银行容纳不下的理想,我要用创业去实现。”这是他在银行工作10年后的总结。

他本可以按部就班,守着这个金饭碗。而年轻的他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选择和经历。2014年11月,汪鹏飞正式开始办理离职手续,而后,选择了创业初期的微贷网。

这不是一时冲动。

从他挥别了按部就班的工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组建部门、打造团队、实现梦想上。

飞行79次,平均每4.6天就要飞行一次,飞行里程达到97539km。这是2018年汪鹏飞的工作记录。

充实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让汪鹏飞充满动力,尽管他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2018年,他第一次因工作错过了陪女儿过圣诞节。

“从银行出来到现在,可能最大遗憾就是这一点。”汪鹏飞表示。

80后在进退维谷时,愿意跳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又有多少这样的机会,能够留给60、70后?

春天不在

人到中年,会对过去念念不忘。陈红留恋着银行业的黄金期。

2010年,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走进陈红所在的地级市,并计划在第二年就筹建下级支行。此前对国有银行意兴阑珊的陈红,嗅到了一丝机会。

40岁,陈红人生中第一次跳槽。她成了那家股份制银行当地支行的副行长,带领着一群平均年龄24岁的年轻人开拓小微企业金融的疆土。

根据管麦肯锡当时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个人客户平均拥有的银行关系数量从2011年的2.5家增至2014年的3家。这些新增的银行关系主要来自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同时,当时“国有四大行”的市场份额正在不断缩水,而从麦肯锡公布的数据中可看出,股份制商业银行所占的主要行关系市场份额从2007年的6%上升至2014年的16%,个人金融客户对股份制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评价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陈红赶上了好时机。

“当时,我们就天天出去跑跑市场,结束就聚在一起吃饭,任务也都轻松完成。”2012年,陈红的年薪有40多万。

2013年,陈红被升职为支行的行长。她以为自己的光辉岁月仍将延续,只是银行业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发布的《经济蓝皮书》就指出,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在未来两三年内可能集中暴露,不良率将会明显上升。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显示,截至2016年末,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已达1.5123万亿元, 不良贷款率达1.81%, 创下近7年的最高水平。而据中国东方资产发布的《2017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预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2019年才能见顶。

陈红的从业经历,正好都踩在银行业跌宕起伏的节点上。

回想起当行长的这五年,陈红表示:“就像随时有火山要爆发,天天都很纠结,今天要操心这笔贷款要坏账,明天要担心那笔贷款也要收不回来了。”她意识到自己的业务做得有些粗放、有点过火。

2013年,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开始爆发。以瞄准中小企业市场的温州银行为例,受到中小企业债务危机和民间借贷崩盘的影响,不良贷款率从2011年的0.37%飙升至2013年3月末的4.01%。

“当时在市场上,存款和贷款的业务都非常好做,而且我们银行还处在抢占市场、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很多政策都很激进,让人很容易出错。”陈红坐在支行行长的位置上,疲倦不堪。

跑得太快,总是会摔倒的。随着2014年经济形式变化,中小企业开始倒闭潮。危机四伏。

对此,曾在某商业银行工作9年的林明,感同身受。她指出,2014年银行业进入分水岭,崩盘、跑路的贷款企业很多。她的很多同事一个月只能拿到底薪。

有些参与放贷的工作人员,还需要面临贷款收不回的惩罚,他们还要承担贷款的利息,甚至是贷款本身。因此,在林明所在的银行,有员工一个月只能拿到100元。

2015年林明选择从银行离职,从此再未踏入金融领域。陈红则主动承担支行不良率问题的领导责任。这也为陈红的调职埋下伏笔。

何去何从

“现在的年轻人在基层岗位上待上两三年,就已经很委屈了。而我是花了15年才成为基层管理者。”

戴新越来越能感受到现在银行里年轻人躁动的心。而回看刚进银行的自己,端着稳定的金饭碗,却没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我们以前不是没有想当领导的想法,但无奈的是上升通道少,当时是领导说你行你就行。现在年轻人机会就很多了,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还会为年轻人做好职业规划,很多岗位都是向年轻人开放的,具备资格就可以应聘上岗。”

戴新感叹着年轻人的好光景,这都是他年轻时无法想象的。

但让他更想不到的是,在国有五大行不断减员的趋势下,计算机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等科技型人才,成为了在转型期的银行重点抢夺的人才。

据中国经济网统计,2018年半年报显示五大行合计减员34716人,裁员幅度均在3%左右。

但在2018年秋季校园招聘中,工商银行上海数据中心就一次性招聘了250人,主要面向计算机等专业,招聘岗位主要也是互联网金融、数据挖掘分析等方向。

据《证券日报》统计,截至2018年9月,已有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20家银行总行在2019年的校园招聘中设置科技岗位。

18岁高考失利进入银行,戴新做过公司市场部的负责人、独立信贷审批人、支行行长。在银行的业务前台冲锋陷阵了30年。50岁那年,他还是回到授信审批的岗位。而现在,戴新也没有更多晋升和跳槽的想法,只想安心地在岗位上待到退休。

其实,他跳槽的阻力来自他对当地市场的观察。

生性谨慎的戴新也做过一番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年纪在35至40岁的中层干部,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还是很吃香的。那个时候,很多城商行的人来找过我,想挖我过去。但是对方给了你在薪酬上的承诺,你却不能持续地完成他们所要求的的业绩。这是我所担心的。”

谈起以前多次被猎头找上的经历,戴新坦言,在当时还在地市级支行行长位置上的他看来,城市商业银行在自己所在的四线城市的市场份额不大,市场开拓很困难。

因此,即使对方能够承诺在薪水上翻一番,加之戴新能够依靠在国有银行的资源,能把市场迅速做大,他还是觉得自己手上的饭碗端得不稳。城市商业银行的薪水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不好拿。

根据财新智库发布的《2018城市商业银行报告》,城商行资产规模分化严重。以个体水平来看,2016年,资产规模超过万亿的城商行只有北京银行、上海银行、苏州银行和南京银行4 家银行,资产规模小于5000亿的城商行有122家,占城商行总数的91%。

而对比国有商业银行,2016年,国有四大行总资产均在15万亿之上,其中工商银行资产规模达到22.21万亿元,同比增速7.76%。

到了肚子里,他对现在的状况较为满意。“我现在的岗位是在业务支撑部门,属于银行的中台,中台岗位存款任务要少一些,相对会轻松一些。”

同样是出身于国有银行,今年49岁的刘德,却出走3次,才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状态。

刘德的第一份工作,沿袭着家族的职业特点,走进了大型国有银行做信贷工作,一干就是17年。然而彼时年近40的刘德恍然发现,在这个庞大的体系里,往上走尤为艰难,个人发展的通道似乎怎么也打不开。

刘德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出去透透气。2010年,他终于以“下台阶”的姿态向上了一度,当上了某城商行某地级市支行的部门经理。这是他认为是工作以来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

让他自豪的是,“当时我们整个分行花了一年半时间就做到了当地最大的商业银行,除了邮储之外,就是其他股份制银行,我们在存贷款方面做得最大,那个时候是最好的。”

业务数据变得越来越好看,刘德的业绩能力也在飞快成长,出走之后的奔跑让他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

短短4年过去,某城商行某地级市支行副行长的位子向他抛出来了橄榄枝。刘德并未做过多犹豫,选择了第2次出走,但紧接着,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压力期。

“2014到2016年,确实是当地最难做的几年。”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一些银行不敢接民营客户,只敢做国有企业单子,但地级市经济体量有限,加上银行之间的竞争,刘德越来越意识到窘迫。

业绩不达标,压力接连不断。

“业绩不好,导致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员工收入下降,人心不稳、跳槽。”刘德表示。

当有形的压力肆无忌惮地压在一个中年男人身上时,故事会显得更加无奈。在他的背后,还有妻子与孩子要顾养。

刘德一般会在与同行朋友的喝茶聊天中缓解压力,“基本不会对家里人说。”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我们现在(工作)是差不多了,再想有很大的发展也很难。但是为了女儿,他选择了第3次出走,甚至从自己待了近50年的某地级市出走,来到杭州。

女儿想在杭州念大学,刚进入高中,作为父亲,刘德马上跟着“做出动作”,跳槽到杭州的一家商业银行。他觉得之前因为工作对孩子亏欠太多,即便如今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接近尾声,还是得为女儿再重新开始一次。

他轻描淡写地介绍着现在的情况:“我们从计划经济末期就从事信贷做到现在,应该说业务的连续性、操作性应该问题不是很大,所以目前没什么压力。”

但另一个事实是,刘德的这次跳槽,接受了职位上的降级。

离开家乡,这位爸爸如今在耐心等待着女儿的6月高考,享受着属于中年的另一种幸福感。

岁月磨平了银行中层们的锐气,在遭遇中年危机后,他们最终选择“无欲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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