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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疑是2020年中国经济的“黑天鹅”。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恰逢本应是消费旺季的春节假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在全民防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nCov-2019)的攻坚阶段,多位经济学家、学者就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撰文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建议。

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有何影响?

▶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悲观估计则为一年时间,乐观估计只要半年左右,影响较大的时间是在第一季度,半年后基本可以恢复正常,因此,该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上升地位。

李迅雷表示,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短期影响不容低估。分析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要认清中国经济的走势。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持续9年回落,4季度经济增速仍在下滑,继续创新低。反观2003年非典期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化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上升动力很足。如今,中国经济增速的稳中下行,原本问题不大,也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更好推进,但遇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原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

李迅雷判断疫情的峰值会在二月份来临,但他认为疫情的下降速率可能要低于非典后期的降速,原因是该病毒的传播速度比非典快好几倍。因此,它对于2020年下半年的经济负面影响,可能要比2003年非典时更大。即不能因为疫情峰值过去后就认为经济会恢复正常了。

针对新冠疫情对各大产业的影响,李迅雷分析认为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影响在第三产业,全年影响幅度估计在一个百分点左右,这也意味着对GDP增速负影响或超过0.5个百分点。从影响时间段看,主要发生在第一季度。因为第一季度的GDP占比是四个季度中最少的,所以,影响程度也相对有限。

此外,当前更要评估的是新冠疫情传播带来的金融风险和就业压力。金融风险前面已经提到了,需要有底线思维。关键是就业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从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服务业看,酒店、餐饮、交运等以中低端劳动力居多。而我国制造业中的出口行业,也有不少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如疫情导致的服装鞋帽、玩具等,出口增速下行,也会影响这些行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研究报告中指出,新冠疫情将打断中国经济2019年底的弱企稳,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破6是大概率事件,一季度可能破5。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需求和生产骤降,投资、消费、出口均受明显冲击,短期失业上升和物价上涨。防控疫情需要人口避免大规模流动和聚集,隔离防控,因此大幅降低消费需求。工人返城、工厂复工延迟,企业停工减产,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短期基本停滞。一旦被WHO认定为疫区,出口可能受较大影响。2003年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较一季度大幅快速回落2个百分点。

2、对中观行业的影响:餐饮、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等行业冲击最大,医药医疗、在线游戏等行业受益。2019年春节档票房58.59亿,2020年春节档颗粒无收。2019年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2020年同期受损严重。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2020年同期锐减。1月底交运行业出行人次减少约七成。房地产行业暂停销售活动。建筑业、金融业、农林牧渔等行业受波及。简单估算,电影票房70亿(市场预测)+餐饮零售5000亿(假设腰斩)+旅游市场5000亿(完全冻结),短短7天,仅这三个行业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占2019年一季度GDP21.8万亿的4.6%,这还不包括其他行业。

3、对微观个体的影响:民企、小微企业、弹性薪酬制员工、农民工等受损程度更大。

4、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短期利好债市,利空股市(医药、在线娱乐除外),但中期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和趋势。

5、长期影响:政府治理将更透明,生产生活业态将朝着智能化、线上化发展,风险中酝酿机遇,或将催生新的业态。

任泽平表示,就疫情持续时间及其经济影响的情景分析来看,由于反应更快、抗击疫情力度更强,因此此次疫情影响更大,乐观估计影响主要在一季度,但也要估计第二和三种情形:

情景一:防控及时得力,疫情持续时间较短,对经济的冲击也主要局限在一季度,疫情高峰出现在2月中旬,此后逐步下降,3-4月结束,四个季度的GDP增速预计为4%、6%、5.8%和5.6%,全年5.4%。

情景二:由于春节复工人口流动、气温较低利于病毒传播以及防控不得力,疫情可能延续至二季度,最终各方面努力下并在气温升高的帮助下于6月左右结束。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将影响整个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四个季度GDP增速预计分别为4%、5%、6%和5.8%,全年5.2%。

情景三:考虑到病毒的前期潜伏期较长、传染性较强以及未来变异的可能性、复工以后再次扩散和传播、防控上可能的疏漏,疫情持续时间可能会超出预期,要充分估计形势的演化可能比第二种更严峻,坚持底线思维。四个季度GDP增速预计分别为4%、5%、5%和6%,全年GDP增速为5%。

▶ 中国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疫情这一短期突发事件暂时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波动,但拉长时间看,疫情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太大影响。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一季度,在疫情事件冲击下,经济活动短期内会骤然降温,服务业、工业投资等经济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最近一个月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会明显受影响,比如电影票房、旅游等。加上去年经济增速的基数要高一点,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会破“6”。

但也要看到,很多耐用品的消费只是受疫情影响被延后了而已,待疫情结束后还会出现补偿性的消费。相信随着疫情防控情况的好转,经济活动会出现反弹,中国经济重回正常运行轨道——如果疫情很快得到遏制,3月份宏观数据会稍微好转,经济向好的反弹会稍微早一点。如果疫情的防控不那么乐观的话,经济会稍微晚一点反弹。

▶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如果肺炎疫情在2月份能得到控制,中国经济受影响的程度将有限。“粗略估计,肺炎估计会拉低2020年全年GDP增速0.1到0.2个百分点。”

首先,疫情当然会对春节黄金周的经济活动带来明显负面影响,尤其对旅游、餐饮这些行业的直接影响非常大。不过,疫情对整个消费市场的影响并不会太大:一方面,疫情更多改变的是消费的方式——比如以前大家喜欢在外面吃饭,现在改在家里。另一方面,疫情的影响也是短期的,更多带来消费在时间上的推移。以旅游业为例,根据过去几年黄金周的数据,春节出游人次数占全年出游人次数的比重不超过10%。十一黄金周是更重要的旅游季,其出游人次数大概是春节黄金周的两倍。疫情结束之后,相信很多人会在别的时间补偿春节旅游未成的缺憾。其次,因为疫情暴发在春节期间,工业部门的经济活动本来就处于歇业或者停工的状态。相应地,疫情对工业部门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就较小。只要疫情的扩散能够在春节之后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对工业部门这个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的影响就不会太大。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会表现在一季度,一季度我国GDP增速应该会出现明显的下行,增长数字大概率会跌破“6.0%”,创下1992年以来季度数据的又一个新低。但是如果在疫情能够在2月份得到控制,包括旅游、餐饮等之前因为疫情被抑制的经济活动会重新焕发出来,从而让二季度经济增速明显反弹。从全年来看,疫情对2020年全年中国经济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目前粗略估计,大概会拉低全年GDP增速0.1到0.2个百分点。

当然,现在只能非常粗略地估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疫情的影响最终要看疫情的发展情况。总之,此次疫情会带来短期的影响,一季度经济增速应该会明显下滑。但我们没有必要对这种短期冲击感到恐惧,我们国家有能力、有办法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

▶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盛松成认为,与“非典”时期相比,目前经济恢复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当时,我国加入WTO后的外需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人口红利处于高峰期,经济上行的动能很强,而现在正是全球化受到挑战的时期,国际环境已与当年大不相同。

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全球化红利曾经有力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为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创造了大量发展机会。而如今随着环境的变化,许多民营中小企业处于困难时期。2001年至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均值达到21.1%;2003年全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同比增长了37.1%。而2011年以来的九年里,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均值已回落至5.3%。

由于这次疫情爆发正值春节期间,1月下旬以来,我国采取的控制措施明显强于当年“非典”时期。随着各地防控不断升级,春节假期相应延长,多个省份宣布企业不早于2月9日复工。延迟复工对许多中小企业的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每停工一天,就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包括房租、工资、各种费用摊销等在内的多种经济损失。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可谓雪上加霜。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就业的80%。如果企业出现较大面积倒闭,就业形势就会恶化,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另一方面,盛松成认为,宏观政策面临一定约束。“非典”时期,政府、企业、居民杠杆率不像目前这么高,货币政策的空间更大。现在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日趋下降,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从三大需求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看,2003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了GDP增长的70%,拉动GDP增速7.0个百分点;而2019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仅贡献了1.9个百分点。

当年“非典”时期,由房改带来的房地产业爆发式增长刚刚开始,在“非典”结束不久的2003年8月房地产业被正式列为支柱产业。而现在则强调“房住不炒”,且疫后不大可能通过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

目前,无论是从存量还是增量看,我国房地产融资占比已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考虑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房地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但过去十几年快速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从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出发,仍应坚持“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通过刺激房地产来对冲经济下滑不应成为当前的政策选项。

▶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于“非典”。但中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也是短暂的,随着疫情消退,经济活动恢复常态。疫情不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有影响。

依据疫情控制的相对乐观和悲观情形假设,对GDP增长的影响在0.4-1.0百分点区间。但2020年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越大,2021年反弹的力度也越大,总体来讲大概率回到6%以上。

彭文生认为,疫情对资本市场有冲击,春节假期后香港市场显著下跌主要反映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但决定市场大势的根本因素是政策取向和经济数据。在1-2周的时间内,疫情扩散通过情绪对市场运行造成扰动;在一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内,需要关注经济数据因为疫情而出现的变化对市场的影响;从一年左右的时间来看,疫情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行业方面,重大传染病疫情对消费渠道的影响最直接和快速。其中,医药行业相对受益,零售、旅游、交运等行业受损较大。与2003年的“非典”不同,由于本次疫情大爆发在春节期间,隔离等各项防控措施也明显更及时、更有力,因而对消费行业的短期冲击会更大。

▶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不会因为本次“灰天鹅”事件的爆发而改变,较乐观的情形是如果2月上旬出现拐点,2月中下旬快速控制住疫情,那么其影响将比较有限,但对于旅游、餐饮和交运这些服务业的冲击会比较显著。

对比2003年非典当时的状态,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意味着响应能力、供应链完整程度都有助于更有效的抗击疫情和生产恢复,但目前全球同步处于后危机时代的周期性低迷之中,增长动能有限,例如上次上升周期中借助的汽车消费,大型基建、房地产开工等都处于较低位置,而且目前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更高,而制造业降低,人流密集的核心城市群区域更是如此,因此对这些区域和行业的冲击不容轻视。特别是当下信息流动充分,资产价格高企,金融周期特征更加明显,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羊群效应,并由金融市场反射到实体经济中去,形成负反馈循环而导致更大的破坏性,必须小心应对。

▶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认为,从疫情影响持续时间看,有较大概率会持续到第二季度,而一季度经济运行将受到疫情进展的显著影响,全年角度预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在0.5个百分点左右,估计2020年经济增速将放缓至5.5%左右。考虑经济政策对冲效果之后,实际经济增长或处于5.5%~6.0%的增速区间。

在此背景下,2020年的就业与居民收入情况也会面临显著压力,预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估计高于2019年各月保持所在的5.0%~5.3%区间,对5.5%的控制线构成显著压力。但也应看到,上述经济影响并未使得经济增速和失业水平显著滑出合理区间,况且2019年四季度开始,由于各项政策措施得力,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阶段性反弹,属于短周期复苏态势,上游行业出现一定的被动库存回补也有利于对冲疫情带来需求弱化,因此总体上不必对2020年的经济增长过度悲观。

考虑到从日历月角度今年春节较去年为早,上述复工推迟对于全年的经济冲击总体上仍较为有限。根据国家专家组钟南山院士及曾光教授的估计,正月十五左右现有防疫措施会看到效果,那么整体上看3月开始全国生产经营将进入相对较好的状态。

从通胀的角度看,CPI数据可能会受到一定扰动,但是由于总体上疫情将致使经济需求弱化,通胀总体上在2020年仍将趋于温和。总需求弱势时期,通胀将失去高增的基础,反而需要注意防范需求萎缩所致的通缩风险。

如果政府能够通过严格措施使得疫情拐点在一季度出现,则疫情进展对于全年经济的影响仍不必要过度悲观。

二、面对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如何应对?

▶ 李迅雷表示,在经济政策层面,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重新调整2020年既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假设在悲观预期下,该疫情将对GDP增速带来的拖累达到1个百分点,那么,大约需要增加5000亿左右的投资和消费来对冲,才能起到稳增长的效果。

因此,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建议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的2.8%,上调至3%,即增加约2000亿人民币的财政支出。横向比较看,日本财政赤字率7%左右,美国4%左右,中国到3%,并非不可接受。

货币政策方面,应该实施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季度即需考虑降息,全年的加码的降准降息目标,应该是促进全社会新增约X亿左右(X: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情况而调整)的投资或消费。

此外,李迅雷表示,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应该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捐款,目标应该达到1000亿左右。如果能新增财政、货币投入和社会捐款这三项共5000亿左右形成的投资或其他各项支出,则基本可以抵消此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 任泽平认为,应对疫情影响,财政政策是关键,应加大减税和支出力度。具体而言:

第一,加大疫情相关财政支出,扩大研发、救治、防疫物资、一线医护人员补助的财政兜底范围。

第二,适当减免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部门尤其是交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和出租汽车)、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增值税,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的金额以降低所得税。

第三,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率,养老、医疗缴费率可分别降低1和2个百分点,降低企业负担。

第四,给予企业部分受疫情影响期间受损行业的财政贴息,可暂定一个季度。

第五,对参与非典防治工作的卫生医务人员提供临时补助。病人疫情治疗相关费用一切减免。补贴并保障低收入人群和前期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不因疫情受影响,提前防范可能的失业潮引发的社会稳定。

第六,对参与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行为予以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抵扣,不受目前企业所得税税前利润12%限额的约束,鼓励社会捐赠。

第七,扩大赤字率至3%。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大,且2020年以收定支,财政收入下降,疫情防控支出增加,属预计外的支出,为避免挤压其他民生和稳增长支出,有必要扩大赤字。

第八,提前做好基建项目储备,疫情过后大搞基建减税,对于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交运、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投资,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和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任泽平指出,货币政策要适度降准降息,给予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鼓励但不强制商业银行对主要疫区湖北下降利率,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信贷支持。鼓励各大保险公司畅通保险赔付流程。

在应对措施上,张斌认为,此次肺炎疫情事件纯粹是外生性的特定冲击,不适合用总量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对特定的行业、部门、地区、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可以考虑特定时间内的税收减免。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特定群体,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助。同时他还强调,“即使没有肺炎疫情的冲击,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应该更宽松一点,要降息。财政也应该扩张,财政赤字率也早应该破‘3’”。

▶ 徐高表示,过去我国一直拘泥于3%这个财政赤字的红线,不愿让财政赤字规模超过GDP的3%。不过,3%这个红线来自于欧盟,并不适合我国这么一个经济增速远超欧洲国家的经济体。财政赤字适当超过3%,并不会影响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目前,面对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我国理应跳出3%赤字率的约束,把财政政策的功效发挥出来。

还有一个财政工具也需要用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2018年之后对地方政府非正规融资的严厉清查,导致地方政府融资明显受限,令地方政府从事的基建投资增速显著下滑。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也给今年定调“稳”字当头,再加上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此时有必要把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相应地,应该放松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这是今年我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保持平稳的一个关键。

▶ 盛松成表示,当前的政策措施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此次疫情冲击对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可在边际上适度放松。物价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不大,因为疫情对物价的影响集中在少数种类的食品、药品和卫生用品上,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基本稳定,甚至可能因需求减少而下降。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关注有效舒缓本次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努力降低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据有关测算,如果对企业在3天假期延长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予以免除,大约可减轻企业财务成本450亿元左右。人民银行可通过宏观审慎评估,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通过再贴现、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医药卫生领域和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金融支持。

要避免“一刀切”式的过度干预而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在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应鼓励员工在家远程办公,而不是让经济更长时间地处于“休克”的状态。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将迫使其裁员,并抵消财政、货币政策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

此外,应谨防企业信用风险大面积爆发。目前有关政策已开始舒缓企业资金链紧张的问题。1月26日,为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银保监会已经要求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鼓励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

第二,不以房地产作为对冲经济下行的手段,但应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由于疫情已经对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加剧了短期经济的波动,房地产投资的平稳对于顺利渡过当前的难关也很重要。一方面,防止经济过度“房地产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另一方面,目前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不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不应与政策继续收紧划上等号。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多个城市针对房地产市场下发了“暂停经营”的通知,明令禁止售楼处、中介门店继续营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也发出号召,全国楼盘暂时停止售楼处的销售活动,待疫情过后再自行恢复。房地产销售的迟滞将加剧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紧张,而销售回款(包括个人按揭贷款和定金及预收款)已经成为房地产企业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2019年达到49.62%的历史高位)。建议适度放松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限制,允许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房地产企业延期还贷,缓解近期销售萎缩对其资金链的冲击。

房地产政策应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宗旨,以供需相结合的调控方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支持房地产业合理融资需求,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增加住房供给,加强房价预期管理,并继续构建和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第三,此次疫情对地方财政造成了较大冲击,税基缩减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我国政府部门整体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且政府债务结构较合理,绝大部分为内债,外债占比很低,短期债务占比也较低,而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和政府收入增长较快。这些为我国提高财政赤字率提供了条件。我们认为,可以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率,至少可以提高到3%。

财政政策在逆周期调节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同时,应坚持财政可持续,在增量投资方面要求项目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在资金筹措方面提高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而财政部门在进一步增加对医院、病毒检测实验室、医疗物资储备等的资金投入的同时,也要切实提高医护人员收入水平。

也应看到当前存在的有利条件:一是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不再“唯GDP马首是瞻”,而是强调稳增长和转变增长方式。2019年四季度,经济运行已出现一些积极信号,达到阶段底部区间。二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对外开放力度加大,释放新的改革红利。三是我国经济韧性较强,且疫情期间被压抑的需求将在疫后有所反弹。四是有当年抗击“非典”的经验,疫情防控比较迅速。由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疫情影响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其它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延续时间也有望相对较短。

总而言之,在全力应对疫情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经济的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我国经济恢复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比当年“非典”时更严峻,但只要各项政策和措施得当,这次疫情冲击应该是短期的和可控的。

▶ 彭文生表示,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宏观政策重在结构、而不是总量。预计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但政策的主力应该是“宽财政”,帮助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包括减税降费等措施。

本次疫情会对投资和消费形成拖累,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较2003年“非典”时期更大。从减收方面,可能如2003年,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政府性基金和税收减免的政策。从增支方面,预计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率会提到3%,专项债发行或超原有预期(原有预期为3万亿),不排除发行特别建设国债的可能性,城投债和政策性银行债等“准财政”行为预计也会加大力度。

▶ 邵宇认为,当务之急,是在以控制疫情蔓延、加快对确诊病例的救治工作为主的同时,考虑到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行业企业,尤其是基于大众社会活动的行业,例如交通、旅游、餐饮、电影、会展等,短期可能会被全面重创,需要对他们进行一定时间段内的重点保护,例如减免租金减免社保等,减轻重点行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负担,适时、适度出台精准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如定向降准、降低LPR利率和出台相应的、暂时性的减税降费政策等。

▶ 刘锋认为,应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立足市场化思维激发经济活力。具体来看:

第一,应当采取果断措施,全力控制疫情蔓延,同时确保相关信息公开透明。控制疫情对经济负面影响的关键在于控制疫情本身。如果当前堪称史无前例严厉的一系列群防群控防疫措施能够起到效果,使得疫情拐点在2月初如国家专家组预期(钟南山、曾光等)出现,那么随着疫情的扩散蔓延势头得以控制,市场与社会的悲观预期将会得到极大缓解。因此,尽管当前的严厉措施会对物流、人流和资金流产生影响,但若能因此在2月结束之前促使疫情拐点出现,则短期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在全年来看就是可以接受的牺牲,特别是考虑到春节前后一季度的经济产出占全年权重历来就相对较低这一事实。

第二,宏观政策应当全力施为,首当其冲是货币政策应当显著发力,果断降准降息,为商业银行体系提供低成本资金供给,引导全社会实际利率下行,减轻商业企业还本付息压力,也为财政政策发力打开空间。正如前文所述,疫情进展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作用机制在于抑制经济需求,因此2020年我国经济客观面临总需求萎缩型经济加剧放缓的风险,即通缩风险。

同时,当前财政收支的压力显著增大,但经济现状显然要求财政进一步实施扩张,以政府支出创造总需求。在此背景下,政府扩张赤字上限,增加政府债务融资,以支撑政府支出、稳定经济运转就成为合理的选择。

第三,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监管部门应立足于完善法治化制度供给,以市场化思维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包括权益市场再融资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公司债融资等,均应考虑应急便利措施。除了从宽松货币引导商业银行体系为实体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便利通道之外,在疫情进展期间要立足于引导资本市场避免非理性恐慌,市场化纾解避险情绪,从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角度出发,稳定市场的正常运转与投融资功能。建议监管层可以考虑适度进一步延长休市时间,将春节后开市时间延长至2月10日(正月十七),从而自然顺应疫情情绪拐点的出现,即由恐慌转为稳定,促进市场负面预期的自然缓解,避免市场出现过度的非理性波动而进一步加剧市场恐慌。

同时,着重引导机构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避免非理性的恐慌情绪宣泄,起到不良示范效应。应当鼓励相关机构投资者树立科学的投资观念,充分运用风险对冲手段对冲风险。

此外,应以贯彻落实新证券法为契机,全面强化资本市场法治化制度供给,加强信息披露,进一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价格发现与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以支持实体经济运转。在新疫情进展过程中,为保持经济与市场平稳运行,强化信息准确与及时披露对于缓解市场恐慌,树立正向预期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第四,以市场化纾困手段,救助有价值的上市企业。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疫情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传染性、扩散性较SARS更大更广泛。在全球经济增长同步放缓,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不振的背景下,市场的悲观情绪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很容易叠加并失控,所产生的潜在非理性交易行为会导致市场剧烈波动,从而对上市企业日常经营活动、资金流动、投融资、质押及其他杠杆经营行为产生显著压力。

刘锋建议,借鉴2018年为缓解股权质押风险而成立的纾困基金模式,采取市场化手段为有流动资金困难的企业纾困,这样应该会有效地树立正向预期,缓解市场忧虑,防止非理性抛售和市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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