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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保险监管的介入下,作为早期远离国家监管的私力互助组织,相互保险组织的本质特征——相互性,有了法律化的改造,互助行为转化为了标准化的保险契约,组织的会员有了明确的所有权内容,这使得相互保险组织与其他互助合作类组织有了法律上的区别。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相互保险组织作为成熟的市民社会组织,对人类社会又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去资本化的组织成为可能,保险也许能够回归到关注人本质需要的原点。

一、问题的源起

根据中国保监会(现已同中国银监会合并为中国银保监会)2015年出台的《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相互保险组织是指“在平等自愿、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由全体会员持有并以互助合作方式为会员提供保险服务的组织”。在《试行办法》出台后,我国陆续有相互保险组织成立并实际运作。不过,《试行办法》虽然从监管层面初步建立了有关相互保险组织运作的基本规则,但在许多关键的法律问题上尚未获得清晰的界定。例如,按照《试行办法》的规定,相互保险组织是“由全体会员持有并以互助合作方式为会员提供保险服务”的组织,而相互保险组织的源头就是类似友谊社、互助社的互助合作组织。那么,相互保险组织与其他互助合作类组织如何区别?这些类似相互保险的互助合作类组织,是否以及又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管?此外,在诸多不同的领域,成员形成互助资金池,如网络上的互助计划,存在于各地的职工保险互助会,它们的运作机制与相互保险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组织是不是相互保险组织?《试行办法》虽然给出了相互保险组织的定义,但仅根据前述规定,上述问题尚未有清晰的答案。

截至目前,我国对相互保险组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年至2003年,这一阶段对相互保险组织的研究处在起步阶段,相互保险组织与合作社相联系,部分研究将视角集中于讨论农村互助保险合作社制度建立的可行性与具体制度的衔接;[1]第二阶段为2004年至2014年,这一阶段是对相互保险组织相关制度进行摸索的阶段,相互保险开始逐步脱离合作社保险的范畴,成为保险行业本身的一个特殊组织体;[2]第三阶段为2015年至今,对相互保险的研究开始深入到具体的制度层面,域外的诸多法律制度开始逐步被介绍到国内,以还原真实的相互保险法律制度。[3]从总体上看,我国对相互保险组织还停留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尚未建立起系统分析相互保险组织的理论框架,有关相互保险组织的基础问题尚待补缺。

在域外,汉斯曼对相互保险组织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重点分析了相互保险组织形成的没有股份的所有权结构。汉斯曼认为,相互保险组织保单持有人与所有权人重合的结构,有助于解决早期保险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与利益冲突问题。不过,在保险监管的介入下,这一所有权结构的优势发生了变化。“公共监管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公共监管普遍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这使得相互制保险企业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上的优势不再凸显。[4]汉斯曼研究了监管对保险市场交易成本的影响,但他没有进一步分析监管的介入对相互保险组织本质特征的法律改造,也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一法律改造的结果与影响。

本文认为,相互保险组织在历史上是典型的以私力自助为特征的市民社会组织。在保险监管代表的国家力量介入后,相互保险的本质特征——相互性有了法律变化,两者的互动构成了这一组织的法理基础。从很多角度而言,现代相互保险组织的本质特征——相互性已经脱离早期友谊社、互助社纯粹的私力互助性质,在显示为组织理念的同时,已具有法律内涵,并带有明确的法律变化。

二、国家监管的介入与相互保险组织本质特征的法律变化

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相互保险组织都是具有浓厚价值观的组织,其中,相互性是相互保险组织最根本的组织特征,并从相互性衍生出了组织的其他特性。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相互性”一词意为两人或者两人以上的群体间分享感情,共同行动,建立联系,并且人们的合作一直是基于互惠原则。[5]从上述定义出发,可以看到相互保险组织的相互性指的是人们共同行动、相互合作、共担风险的互惠行为与理念。在保险监管的介入下,相互性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为相互性下的互助关系转变为具有法律意义的保险关系,相互性下的互助组织转变为保险企业,这一互动过程构成了相互保险组织的法理基础。

(一)相互性的内涵与法律争议

相互性作为一种互惠理念,体现在相互保险组织的基本原则上,具体包括:(1)没有股份。相互保险组织由一群人集合在一起,而不是人们把钱集合在一起,这一点非常不同于其他组织在成立时需要类似股份的出资。(2)成员的团结。这一原则来源于19世纪工人运动对相互组织的影响。(3)民主管理。相互保险组织一般实行“一人一票”制度,贯彻成员的民主自治和民主管理。(4)独立。相互保险组织既不是政府组织,也不是私人组织,因此在部分国家,相互保险组织被视为第三部门,或者称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5)有限的利润分配。相互保险组织的利润分配以保费返还、增加保额或者减免保费的方式体现,是特殊的利润分配方式。[6]

在法律层面,相互性早在18世纪的英国就引发了许多法律上的争议。在1875年Glasgow Corporation Waterworks Acts v.IRC一案中,法院经过一系列讨论后,认为相互性这一概念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通过协会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通过贡献费用以达到共同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赚取利润或收益。[7]

相互性下的组织运作也引发了税法上的争议。通常情况下,法律并不允许对不涉及外部人员的收益进行征税,譬如一个人在家劳作获得了收益,他并没有对外进行出售,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并不能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征税,因为他的利润来源于自身而不是外部的第三人。[8]相互保险组织的所有权人是保单持有者,多余的利润也只是返还给保单持有人,那么这一相互性特点是否需要征税?这一问题随后在普通法下经历了大量的讨论,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在1887年的Styles v. The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一案中,上诉人为英国税务检查员,被告人为纽约人寿保险公司(以下简称纽约人寿)。作为在英国设有分支机构的相互保险组织,纽约人寿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成员的保费收入,以及非参与性保单持有人的保费收入,只是后者并不是纽约人寿的会员。在该案发生前,纽约人寿的盈余通常被豁免缴纳税费。上诉人认为需对纽约人寿在英国业务的利润进行评估,其中年金收入和成员保单收入可以豁免纳税,但非参与性保单持有人的相关业务收入应按照所得税法进行缴纳。与此相反,被告人主张保费收入是保单持有人用于每年度平衡风险保障的支出,任何盈余都不是利润,只是作为超出费用的保费支出。在审议时,法官之间产生了分歧,有两位法官认为纽约人寿的收入来自其自身,这样的做法好比三个好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他们设立了一个旅游基金,结束时剩下了20英镑,并不能视为“利润”,其他法官则认为这样的收入与股份制企业并无不同,应视为企业的利润,最后法院判决倾向了后者。[9]

直到1961年,英国在所得税法中,才对税法上的相互性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在该法2(24)(vii)条款定义的“收入”概念项下,明确了相互保险公司从事的任何业务所产生的利润或者收益,视为税法上的“收入”。对此,有学者认为,类似相互保险的组织,它们的相互性只包括部分的公众利益,而不是普通的公众,因此并不能获得税法上相互原则的豁免。[10]在这一观点下,相互保险组织是否能够获得税法上相互原则的豁免,要看其是否针对普通公众的利益,还是只是针对特定群体的利益。

(二)保险监管的介入及对相互性的法律影响

早期的相互保险组织是一个远离国家监管,而又区别于私人板块的中间组织。相互保险组织并没有采用带有现代意义的相互保险(Mutual Insurance)的名称,而是命名为友谊社、互助社及兄弟互助会等。从这些名称中,可以看到这一组织体本身具有自助、互助及慈善色彩。在当时的友谊社或者互助社的机制上,更多的是按人头摊收费用,即在成员需要救助时,从会员处收取会费。以德国早期的互助社Knappschaft为例,这一组织是德国19世纪挖矿工人用于抵御矿难、疾病和身体衰弱的相互保险组织,工人既是这一组织的所有权人,同时也管理着这一组织的运作。在当时,加入Knappschaft的条件是,必须为相关领域的矿工成员。在最开始的阶段,工人们会在矿难发生时,向组织的成员募捐,成员实行自愿捐赠的制度,以帮助那些在矿难事故中死去工人的家庭。[11]早期相互保险组织,除了按照所需金额进行募捐的制度外,部分组织还会设立风险基金,但是这些风险基金在粗糙的精算技术下,往往面临入不敷出的局面。此外,早期的相互保险组织除互助职能外,还带有社交的功能,风险基金还需提取用于包括啤酒聚会在内的费用支出。[12]并且,由于会员数量众多,会员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控制管理层的行为,监守自盗的丑闻层出不穷,这导致早期的相互保险组织面临着频繁的经营失败的问题。[13]

早期相互保险组织遭遇的失败以及内部层出不穷的腐败丑闻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相互保险组织从事的业务,难以在规模扩大时仅凭人们朴素的互助愿望所维持。更进一步,相互保险组织从事的是非常特殊的、在如今视为保险的商事行为,这一商事行为不仅需要科学化的风险测量手段,也需要适当的法律监管。只是,早期的保险组织,并没有受到包括偿付能力在内的监管,一方面因为当时的国家并没有能力发展出相应的技术对此进行科学的监管;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自助组织,相互保险组织对国家的干预较为敏感,这使得两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无充足偿付能力的保险企业暴露于公众之时,人们开始汲取教训,并开始对保险企业的资本规模进行监管。其中,相互保险组织的盈余积累成为当时保险监管的重要关注对象。对于相互保险组织而言,防范风险的资本只能来源于盈余的积累,因为它并没有类似股东的资本出资者(保单持有人的出资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费用支出)。同时,这一来自保险监管的基本要求,也给相互保险组织带来极富挑战性的问题:组织的盈余来自超出保费成本的利润,并且这部分利润必须内化成组织的一部分,作为风险偿付能力的基础——换而言之,以资本的形式固定在组织内部。这意味着,这部分盈余从保单持有人手上“不可逆”地转移到了组织中,并且将不会再以保费减免的形式返还给保单持有人,这已经使其与早期不追求盈利的市民社会组织有了法律定位上的差别。

为了保证这一盈余的持续积累,保险监管开始限制组织分红、介入保险合同的义务规范中,并且强制要求保险组织应用包括精算在内的测算技术,以对风险与收入进行平衡。另外,与之相配套的是,在保险监管的介入下,现代保险具有契约的强制性义务,这一义务具有双向性:对于投保人而言,义务主要体现为如实告知自身的信息,包括必要的个人信息(职业、工作地点等)与风险事项。对于保险企业而言,则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在保险事项发生时,向受益人支付保险保障资金。因此,在保险监管的强制推动下,相互性有了不一样的内涵与外在表现。相互性下的互助/互惠理念,在法律的推动下,于传统的道德色彩上有了法律的强制性;相互性依然决定了相互保险组织处在国家与私人的中间层面,但是相互保险组织作为保险企业,在监管的要求下,必须追求一定的盈余,由此开始具有组织经营上的营利性色彩;在税法上,除部分小型或者带有慈善性质的相互保险组织外,相互保险组织如今与股份制保险企业有着相同的税收待遇,不再具有实质性的差别待遇。[14]

比较现代保险与早期互助的本质特征差异,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两者虽然共享了相互性的部分特征——如所有权结构以及基于互助为出发点的组织理念,但现代相互保险相互性的内涵有了法律强制性。现代相互保险脱离了私力互助的范畴,带有非常厚重的国家干预的内涵。而原本带有道德自律、互助共济理念的私力互助机制,在融入法律监管后,开始转为复制性较强而又标准化的商事契约。故而,相互保险组织的相互性依然留存,但这一相互性特征中的内涵,随着保险监管的介入,有了法律要素,这一变化也影响了其法律定位,并使得其与其他互助合作类组织有了根本性的法律区别。

三、相互保险组织基础理论的法律应用

目前,我国有关相互保险组织研究的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相互保险组织是不是非营利组织[15];第二,如何区分相互保险与其他互助合作类组织[16];第三,网络互助是不是相互保险组织,如何区分两者的关系,并给予网络互助正确的法律引导。[17]本部分将应用相互保险组织的法理基础,以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与回应。

(一)营利组织VS非营利组织

在保险监管对相互性的内涵进行法律改造后,相互保险组织的组织目的兼具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具体而言,在保险监管的介入下,相互保险组织必须积累盈余以应对可能的危机,这使得早期相互保险组织按人头进行追征的会费缴纳模式不再适用,积累的盈余固定在组织内部,使得相互保险组织有了组织层面的“利润”。但是,在满足监管的基本要求之外,相互保险组织并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或许,在关于相互保险组织目的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讨论中,国际合作社及相互保险联合会的描述,可以清楚地说明上述这种二元特点:“应该注意的是,相互制的商业结构与以利润为导向的管理原则是不冲突的。所有相互保险机构都应追求积极的财务表现,创造年度盈余以维持公司的财务能力或支持公司发展。相互保险机构与股份制公司之间的区别是主要的基本运营目标不同:对于相互保险机构而言,盈利不是其唯一或主要的目标。这实际上意味着相互保险公司不会像股份制保险公司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18]

相互保险这一在组织目的上的二元特点,也反映在了组织定位上。在相互保险组织是否为非营利组织的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的结论,这部分地因为两者在许多国家并不是一个能够相互比较的概念,也部分地因为在相互保险组织非营利性或营利性的问题上,各国有着并不一致的观察视角和定义方式。[19]并且,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组织多元化的发展,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商业性与非商业性的界限开始模糊。[20]这一趋势也反映在相互保险组织的发展过程中。

具体对中国而言,考虑到大型相互保险组织由于投保规模众多,组织内部已经难以建立亲密、互信的氛围,并且大型相互保险组织的定位是与股份制保险企业相竞争,从非会员的放开,到资本所有权人的引入,大型相互保险组织成员与组织的关系正如法尼所言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商事保险契约关系,其相互性内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型相互保险组织则不同,由于规模较小,其相互性的特征保留得更好。因此,《试行办法》中的相互保险社可以进行以下法律定位:规模较大的一般性相互保险组织以经营商事保险为主,成员与组织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保险契约关系,可以定位为营利性组织;对于区域性、专门性的相互保险组织,可以针对其规模和经营特色分别纳入营利组织或者非营利组织;对于涉农类相互保险组织,因为其规模较小,且政策上需要一定的扶持,可以明确将其列为非营利组织。

(二)与其他互助合作类组织的法律区别

私力互助与保险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在监管介入后,前者才逐步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保险。我国存在许多与相互保险组织相同或者类似的互助合作组织,这类组织以会员制的形式进行运作,与相互保险在组织形式与功能架构上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例如,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都是组织的权力中心,组织围绕着服务会员进行运营;在具体业务上,通过设立一个共同基金,以会费或者捐赠作为资金来源,向存有特殊困难的成员进行救助。

在相互保险组织与私力互助之间,一个简单的区分标准是:将纳入保险监管的互助合作组织认定为相互保险组织,将没有纳入监管但带有互助色彩的归为非相互保险组织。但是这一标准的设立存在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如果将纳入监管的组织列为《保险法》下的监管对象,那么监管的权力是不是只限于《保险法》下对应的对象?又如,部分作为市民组织且能够提供互助救济的组织,若无意注册为保险组织体,国家是否有权力对其干涉,干涉与不干涉之间的监管边界是什么?从历史可以看到,现代相互保险组织的前身即为诸多不同种类的互助组织,例如早期的友谊社、互助社、兄弟会及互惠社等,这些互助组织在此后才逐步演变为现代保险监管下的相互保险组织,那么对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组织又该如何处理?上述问题的存在必然需要在理论上建立区分两类组织区别的法律标准。

本文认为,相互保险本身的历史渊源,必然使得相互保险组织带有市民自治特征,而保险带有的互助性质,进一步使得这一组织与其他互助合作组织具有相似性。这一相似性并不能够否认,法律应当或者可以做的是建立监管标准,并对市民组织的发展抱有宽容的态度。在具体的组织边界上,以下标准可以作为区分法律上的相互保险组织与一般性互助合作组织的法律差别。

第一,相互保险组织提供的是具有法律强制性契约义务的风险保障。相互保险组织为成员提供的风险保障具有强制约束力,组织有着明确的法律承诺,并需要按照约定在风险事项发生时,向受益人支付保险赔付款。与之相对,其他互助合作组织提供的风险补偿具有不确定性,并且互助合作组织并不承诺参与人一定能够获得互助款项。一言以蔽之,现代相互保险组织为成员提供的是标准化保险契约,保险契约消除了风险事项发生时的不确定性,形成了对参保人明确的履约承诺。

第二,相互保险组织具有法律意义的所有权人,这一所有权构建的基础在于会员保单的出资。保单持有人是相互保险组织的所有权人与顾客,保单持有人具有法律内涵的所有权权利,组织内部围绕着会员建立起了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以保障会员的合法权利。与之相对,部分互助合作组织虽然也是由会员缴纳会费,但是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权利,其所有权更多地带有一般会员企业的特征。

第三,基于历史传统与组织监管范围的原因,我国的相互保险组织并不涉及慈善组织,因此没有类似兄弟互助会等具有慈善性质的组织。从《试行办法》的规定来看,我国现阶段引入的相互保险是域外运作已经较为成熟的保险组织,该类组织已经脱离了早期相互保险的慈善或宗教色彩。

第四,部分互助合作组织与相互保险组织具有重合性,对这一类组织,保险监管部门可以允许其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例如接受偿付能力的监管,赋予会员明确的法律权利,从而申请注册成为《保险法》下的相互保险组织。

(三)网络互助带来的法律挑战

从相互保险组织与互助合作类组织的法律区分标准来看,网络互助不是相互保险组织,它没有法律意义的所有权人,也未提供具有法律强制性契约义务的风险保障,甚至根本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组织体。但是从其运作特点和发展速度来看,网络互助未来将对保险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一影响的直接后果很可能是改变相互保险组织的运作方式,甚至有可能改变整个保险行业。

从包括相互保[21]、e互助[22]的运作模式来看,网络互助的运作机制类似于可评估相互保险,即在风险事项发生后,由参与互助计划的人平摊所有费用,实现了所有费用皆用于互助的目的。但与可评估相互保险不同的是,网络互助是一种自助行为,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义务,这意味着互助参与人可以选择支付互助金或者不支付,也意味着受助人可能得到互助金,也有可能得不到互助金。但互联网的好处在于,每一个互助计划下参与人数十分庞大,互助金对每一个人的负担相当轻微,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互助已经接近慈善捐款。

如果将网络互助定位为原始版的相互保险,可以发现在资本结构上网络互助没有所有权人,去除所有的资本属性。网络互助没有资产负债表,它的收入同时为费用支出,更多地体现为现金流量表的特征,变成一个没有强制性要求、目的只为覆盖风险保障需求的非组织体。更具潜力的是互联网的规模效应以及交易成本降低的优势,互联网与传统的保险相比,用极低的物理设施支出(例如并不需要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撑起了规模庞大的用户群,通过互联网直接连接用户,降低了交易成本,摊薄每个人付出的成本,让每个人每年的互助资金支出远低于同等保障金额下的保险支出,同时在一定期间内获得了与商业保险相同的保障水平。并且,互联网的聚集效应,使得参与人员遍布全国各地,不太可能如传统组织一般,固定在某一个或某几个地方,这使得共同的所有权成为一个并不现实的选项(实际上也没有共同共有的财产),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实现了无组织的组织行为。[23]

互联网的规模可以使得网络互助的行为返回到相互保险最本初的起点——人们用互助来抵挡风险,所有的资金都只为互助这一目的所使用,没有利润分配,不作投资所用,没有任何与互助无关的事项,去除所有因资本结构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大规模的互助人群,使得原本需要的固定资本、契约式法律义务、风险评估在一定期间内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也是网络互助不建立传统组织资本结构的原因)。因为巨量的参与人群,已经将类似的互助支出相比传统的保险而言变得十分廉价。这也是网络互助对传统相互保险最为致命的冲击。

不过长期来看,网络互助也存在一些问题:精算技术的缺乏,使每一个参与人,承担的互助金义务与他本身的风险并不对等,也使互助的义务存在随意性。[24]例如,在现代保险中,一个人的职业、年龄、地理位置、疾病史,以及宏观经济的变化、通货膨胀的估计,都将影响他的保费,因此他的保费与他未来的权利是匹配的。但在网络互助中,虽然有的按照年龄进行了分组,但这样的风险审核及风险定价是非常粗糙的,这导致网络互助很难做到风险、权利与责任的相适应。在这一基础上,网络互助下的义务则是不确定的,也是不稳定的。其结果是,不同风险状况的人有着相同的互助金额。从长期看,这样的互助支出安排不确定是否可以稳定经营下去,而且网络互助也面临着运营平台监管的问题。[25]当然,技术的发展也许能解决网络互助中的问题,如大数据及精算技术的运用,未来或许能够通过网络评估每一个参与互助计划成员的风险程度,从而确定不同的互助金额。

四、我国相互保险组织的未来:共同共有、互联网与去资本化

20世纪以来,全球掀起了“去相互化”浪潮。[26]正如汉斯曼所分析,保险行业在保险监管介入的情况下,其特殊的所有权结构价值已经为保险监管所替代。那么,相互保险组织引入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秉承什么样的视角观察相互保险?本文认为,相互保险组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相互保险组织因其特殊的所有权结构,在保险监管尚未跟进时,超越了股份制保险公司,取得了竞争优势;第二阶段,保险监管改造了保险行业,股份制因具有的资本优势和开放优势,超越了相互保险组织;[27]第三阶段,相互保险组织走向进一步的开放,以共同共有的所有权模式嫁接互联网,将可能走出替代资本的道路。而相互保险组织与互联网结合的第三个阶段,也许是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道路。

(一)资本、保险组织与竞争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在第1章中马克思描绘了资产阶级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封建阶级分层,他这样写道:“先前封建社会或行会的工业组织已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增大而起来的需求了。于是便有手工业工场取而代之,行东被工业的中层等级挤倒了,各个行业间的分工也就从此消亡而由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所替代。”[28]资产阶级的出现,摧毁了此前封建社会土壤上所附属的各个阶层,生产关系由此一变,农民开始从乡村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并逐步形成后来的市民阶层。

在马克思看来,与以往的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的核心要求在于不断地使资本升值,获取利润,扩大生产。[29]这一推动资本增值的动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并没有边界。资本能够穿透封建社会下对人身份的限制。资本可以打破陌生人的界限,促进人们的连接与合作,共同促进某一目标的完成。从西方近代发展史来看,当资本可以不断地发展与积累后,科学技术不断获得突破,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越来越深。从新大陆的发现到蒸汽机的发明,从铁路的铺设到成功登陆月球,人类开始突破自身的局限,能够有力量尝试突破时间、空间对文明的限制。这一力量或者能够开发出新的产品,或者建成某一基础设施,或者推动某一新服务的形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造各行各业。[30]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资本具有逐利性,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人们美好的情感,互帮互助的情谊,以及基于互信、平等的组织理念,在资本无孔不入的侵蚀下消磨殆尽。近代资本主义不仅推动了商品的外销,还推动了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自然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以及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使得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越发严重。

在保险行业,资本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带来了竞争与行业的进化。在保险业发展的早期,大规模的资本聚集使得股份制保险公司可以支撑起可靠的支付义务保障,保险产品得以迅速超越原始保险,进化到以精算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保险。并且股份制的保险企业并不限定保单持有人的“身份”,从而能够将保险产品拓展到更广大的人群之中。与资本密集型的股份制保险公司不同,相互保险则更多地体现了会员制企业的特征:某一投保人首先要成为会员或者成员,才能作为投保人参与到保险契约中去。在早期,这一投保人身份被严格限制,并不具有开放性特征。换言之,在保险行业,以股份制保险公司为代表的资本能够打破“封闭的小圈子”,突破团体的界限,以“自由”为名打破一切限制资本进入的因素。“身份”在资本面前不再重要,任一投保人并不需要成为某一团体的成员也可以购买保险。这一身份特点上的不同,在保险监管的推动下,使得股份制保险借助资本的开放性、便利性与逐利性,逐渐取得了对相互制保险的竞争优势。

(二)自利、共利以及互联网的去资本化

在20世纪,相互保险组织的逐步落后,部分源于坚守封闭的会员制不如股份制开放,融资能力的匮乏也限制了其盈利水平。不过,源于股份制保险公司的竞争深刻地影响了相互保险,部分相互保险组织开始脱离“封闭团体”的特征,迈向开放的保险组织体。在运营上开始去会员化,在业务上与股份制保险公司趋同,成为这一类保险公司的发展特点。[31]不过,当互联网兴起,早期的互助模式在网络上“复活”,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开始出现:如果相互保险组织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迈向更进一步的开放、坚持自己共同共有的模式,是否可能颠覆组织的法律生产方式,是否可能产生新的组织竞争方式?这对人类社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观察相互保险组织的所有权结构时,可以发现相互保险组织的所有权主体——保单持有人,是一个共同共有的关系,也就是说相互保险组织的所有权人共同拥有组织,并没有如股份制或者合作社一般区分每个人的份额。[32]所以,在日本,又把相互保险组织称为共益组织。资产负债表上的差异也显示了相互保险组织与股份制保险公司的不同,其中股份制保险公司有所有者权益一项,而相互保险组织只有负债,所有权人的出资显示为组织的准备金。

当互联网嫁接早期的互助模式时,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图景:(1)这是一个没有所有权人,没有资本,也没有区分份额的互助模式;(2)互联网的互助模式实现了原始保险最根本的功能——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资金不用于分配、不产生资本的利润,只用于风险的分摊;(3)目前的网络互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只为共益,它比传统的股份制保险更为开放,也比相互保险组织更为开放;(4)在成本上,因为没有固定的物理设备及人员消耗,它的总体运营成本比传统的保险组织低。但是网络互助涉及的最主要问题,是难以保证对每一个参与人的风险进行公平的评估,从而在责任分配层面做到公平。并且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也难以保证参与人员对规则的普遍遵守,以及平台能够一直合法合规地经营。

网络互助与早期的未纳入监管的相互保险组织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如果进一步将纳入监管的相互保险与互联网相结合,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开放、没有边界,所有业务只为保险需求的保险经营模式开始出现。相互保险组织在互联网的规模效应下,可以实现大数法则下的精算运营;同时共同共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共产”的状态,不以利润为主要目的,服务于会员,全部的收益都只为保险需求,没有资本项下的利润分配需要,这使得去资本化成为一个可能的图景。

虽然相互保险组织在19世纪到20世纪被股份制所代表的资本力量所打败,但互联网所具有的开放、链接能量,却似乎为这一组织带来了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更多的开放性、更多的平等,并且去除资本的组织特性,无疑为社会带来了聚焦风险分摊目标的可能性。而这一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可能是人类未来社会发展要走的道路。

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相互保险组织的组织理念、本质特征、与保险监管的互动等特征,以及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应用以及潜力,使得我们在相互保险组织未来的发展上,必须记住以下经验和教训:(1)开放而非封闭才能提高竞争优势。换言之,只有进一步的、持续性的、更大范围的开放,才能在制度竞争中获胜,不论是早期的相互保险组织和股份制保险公司的竞争,还是互联网对传统行业可能的颠覆,都体现了这一特点。(2)解决责任/收益分配问题的关键是保证公平,而保证公平有赖于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这其中既有保险监管的经验教训、精算技术的引入,也有对人们差异的承认。追求平等的前提,是机会的平等和有差异的责任,而非无差别的分配平等。正如早期互助社模式失败所呈现的教训:当使用绝对无差别的分摊机制时,组织将难以为继,只有科学地认识到差异,才能持续、稳定地推动组织进步。(3)技术进步是制度更迭的决定性要素,制度追随技术,而非技术追随制度。相互保险组织的模式一直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精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符合精算技术下的大数法则,则相互保险组织的进化绝无可能。(4)未来的相互保险组织,不仅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保障,也依赖成熟市民社会的构建。[33]只有每一个个体能够形成对规则的敬畏,培育出对共同规则的信念,训练出自治、共治的精神,高度发展的、去资本化的社会形态与组织形态,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从这方面来看,相互保险组织对中国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简单的商事保险组织的引入。

(作者系重庆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

∗本文系2018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金融市场组织法、合同法与监管法的整合研究”(立项编号:2018PY98)的阶段性成果。

[1]此阶段的代表性文献参见:孙学明:《试论保险学的研究对象》,载《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6期;卞昌久:《关于农村保险合作社的调查研究》,载《法学杂志》1988年第6期;庹国柱:《我国农业保险的试验及其评论》,载《保险研究》1996年第4期;张君:《论我国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的多元化》,载《保险研究》2002年第5期。

[2]此阶段的代表性文献参见:刘燕:《国外相互保险公司的发展路径及其对立法的影响》,载《保险研究》2006年第11期;卢成、王雅超:《农业保险引入相互保险形式的可行性研究———基于已有案例的总结》,载《安徽农业科学》2006年第14期;庹国柱、朱俊生:《对相互保险公司的制度分析———基于对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调研》,载《经济管理研究》2008年第5期;张柯:《相互保险公司与股份保险公司的比较研究》,载《上海保险》2005年第5期;王显刚:《相互制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研究———在中国市场运用的可行性》,天津财经大学2015年金融学硕士学位论文。

[3]此阶段的代表性文献参见:刘燕:《相互保险与股份保险比较》,载《中国金融》2016年第24期;刘燕,李敏:《中国引入相互保险公司面临的挑战》,载《中国保险》2015年第12期;梁涛主编:《相互保险组织运作及风险管理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

[4][美]亨利·汉斯曼著:《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418页。

[5]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3 ed.),Edited byAngus Stevenson,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5.

[6]Edith Archambault,Mutual Organizations,Mutual societies,April 2017,available at https://hal.inria.fr/file/index/docid/267566/filename/Mutual_organizations.pdf.

[7]Abhirup Ghosh,Principles of Mutuality-A Study,April 2017,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823644.

[8]Love,Natalie,The Relevance of the Mutuality Principle within The Nonprofit Sector,Third Sector Review,Vol 13(1)2007,pp.1-2.

[9]Styles v.The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ctuaries(1886—1994),Vol.27,No.1(January,1888),pp.32-37.

[10]Abhirup Ghosh,Principles of Mutuality:a Study,April 2017,available athttp://ssrn.com/abstract=1823644,pp.2-3.

[11]See Timothy W.Guinnane and Jochen Streb,Moral Hazard in a Mutual HealthInsurance System:German Knapp-schaften,1867—1914,The Journalof Economic History,Vol.71,No.1(MARCH 2011),pp.73-74.

[12]Simon Cordery,British Friendly Societies,1750-1914,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ublished,pp.42-97.

[13]缪若冰:《相互保险公司的理念与特色》,载《中国保险》2016年第3期

[14]梁涛:《相互保险组织运作及风险管理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15]我国的很多研究将相互保险组织定位为非营利组织,这一观点可见于庹国柱、朱俊生:《对相互保险公司的制度分析———基于对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调研》,载《经济管理研究》2008年第5期;张君:《论我国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的多元化》,载《保险研究》2002年第5期。

[16]这方面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早期相互保险组织与合作社之间关系的讨论,代表性论文可见于相互保险组织第一阶段讨论的相关文献。

[17]参见苏广润:《互联网上的相互保险》,载《中国保险》2015年第12期;李小方:《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我国相互保险公司的发展机遇》,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S2期;易辉、郝演苏:《共享经济背景下的众筹相互保险》,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18]梁涛:《相互保险组织运作及风险管理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

[19]例如,美国非常明确地将大部分相互保险组织(慈善性质除外)定位为非营利组织。但是,根据笔者与京都大学保险法助理教授Tetsuya Yamashita的交流,日本相互保险会社会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但仍然视为非营利组织,其原因在于日本视这一分配方式为保费的减免,而不是如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分配,这也是理解相互保险会社在日本语境下视为非营利组织的关键。

[20]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有关相互保的商业与法律分析,可参见程海宁:《“相互保”:保险新衣下的网络互助》,载《金融法苑》2019年第2期;以及程海宁:《“相互保”商业模式问题分析》,载《金融法苑》2019年第2期。

[22]以“e-互助”为例,“e互助”的平台运营商是第三方服务机构。会员加入平台,签订的是不具有拘束力的互助协议。因此,互助保障人并没有购买“保险产品”,而是“同意”在互助事件发生时进行分摊。并且,根据其运行机制,保障人可以选择分摊,或者不分摊(丧失会员资格),并没有强制性的义务,这与保险先缴纳保费后享受权利的保险机制并不相同。

[23][美]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胡泳、沈满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90页。

[24]精算技术对义务的厘定,代表互助保障金额的确定性。以作者参加的某网络互助平台为例,在平台初始成立时,青年版本的互助计划保障金额为30万元,随后变为40万元,而近期又变为35万元。

[25]例如,我国保险法和试行办法,都规定了保险组织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和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这一对保险组织的监管要求源自在发生欺诈或恶意骗保时,有助于监管部门及时追踪,进行事后的补救。此外,保险监管机构也可以频繁地现场检查以核实运营状况。但网络互助不是保险机构,纯粹虚拟运营,很容易在逃逸后,面临难以追踪的问题。

[26]对于非相互化浪潮,有学者认为非相互化主要为了解决相互制下不能发行股份的融资问题。参见[美]乔治·E.瑞达、迈克尔·J.麦克纳马拉:《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刘春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8页。

[27]部分研究认为相互保险组织具有成本优势,但这一优势并没有一致的实证材料所证实,目前存在争议。认可相互保险组织成本优势的可见于Cummins,JD,MA Weiss,and H Zi,Organizational Form and Efficiency:The Co-existence of Stock andMutual Property‐LiabilityInsurers,ManagementScience 45,1254–1269,认为股份制保险更具有成本优势的可见于Erhemjamts,O and JT Leverty,The Demise of the Mutual Organizational Form: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ifeInsurance Industry,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42,No.6(September 2010),pp.1011-1036.

[28][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

[29]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30][美]罗恩·彻诺:《摩根财团: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1838—1990》,金立群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0~104页。

[31]也有许多相互保险组织严守自己的团体特色,将保险对象局限于某一地区或者某一特定职业群体,并未向非特定对象开放,走小而精的发展路径。

[32]这一共同所有的特征,可参见以下案例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v. Superior Court,114 Cal. App.4th 434,, 9 Cal. Rptr.3d 56 (2d Dist. 2003).

[33]相互保险组织是典型的市民社会产物, 它出现在现代市民社会形成的阶段, 本身是市民社会的代表性组织。在欧洲学者看来, 保险以及经营保险的组织体, 促进了欧洲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的形成。See Martin Lengwiler, Insuranceand Civil Society: Elemen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ContemporaryEuropean History, Vol. 15, No. 3 (Aug. , 2006), pp. 397 -416. 从这个层面看, 相互保险组织有助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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