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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时代中的金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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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配置全球资源角度来说,资源的内涵在发生改变,比如互联网成为一个新的崛起的资源,甚至影响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也在变化,包括配置的技术与方法,所以企业需要融会贯通地学习和不断从边缘突破创新

传统危机需要防范,新型危机需要平衡。近期全球焦距中国,猜测与担忧风起。视野焦距三大热点:亚投行(AIB)、A股灾、汇率潮,有一种说法:中国取得两胜一负,即亚投行和汇率贬值成功。但实际上A股也是取胜,因为它避开了系统性金融危机,获得三胜。这些胜负无常恰是多重时代的基调。

记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起时,人人梦想回到了繁荣时代,个个期待出现景气的拐点。本人在一次各地国资委主任参加的形势报告会上,以《重症室中的世界经济》为题,作出了世界进入多重时代的判断。

多重危机平衡:

关键性与创造性危机

可以说,这是一个多重危机的时代,主要有两种危机,一是关键性危机,还有是创造性危机。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多重时代的金融体系演化。如何应对,也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就是课题。

1.多重时代的金融体系与治理

(1)“双机构双基金”引发的战略博弈

全球金融体系从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化到当今兼容“双机构双基金”的新体系。1944年美国布雷顿森林会议产生了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建立三大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其角色是扶贫队,旨在帮助战后欧洲很多弱小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位是“救火队”,是各国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平衡器,是由发达国家制定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

2014年“G20+APEC”会议,就全球复苏与基础设施投资达成共识,产生了“双机构双基金”,即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世界银行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下一步还将涌现更多的区域性开发金融机构与基金。

笔者以为,21世纪30年代起全球将进入基础设施投资的时代。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将更新升级,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兴建基础设施。21世纪将成为史无前例的基础设施时代。双机构双基金也将引起我们的深思:全球基础设施的格局基调是战略合作?战略竞合?还是战略博弈?

我在上海国际金融学院2007年12月《我国国际金融中心转型研究》课题报告中提出“主动金融”战略,即向主动金融国家转型的“四定”,即定规则、定产品、定价格和定人才。历经了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危机以后,新的金融格局还在平衡博弈的过程中,坚持“主动金融”战略,理应是中国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2)多重时代的五大特征

多重时代具有多极经济、多重危机、多重制约、多重失衡和多种常态的五大特征。首先是经济形态从美国为主导的单极经济进入到新兴国家现形地平线的多极经济。多重危机则包括了金融、货币、能源、粮食与安全等多方面的系统性或区域性危机;多重制约概括了许多国家的无奈:发达国家在碳排放方面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制约,新兴国家也在环境、农业、周边诸多发展领域受到制约;多重失衡则表现为失衡与再失衡、平衡与再平衡之间的矛盾;多种常态是指常态与新常态成为国际社会的集体思考。资产价格的上升与下浮、热钱的流入与流出、汇率的升值与贬值、通货的膨胀与紧缩,常呈现一步之遥或起伏波段形态。而中国在取得跨越式快速发展成功之后,经济增速放缓而全社会希望创业创新致富也成为一种新常态。

2.放下恐惧:可测之变中的不变

2015年8月29日,提前出版的《经济学人》刊发题为《金融市场:中国长城永不倒?》的封面文章,从全球股市动荡角度着手,剖析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困局。亚洲金融危机或全球金融危机重演之说,实乃夸张之辞;然而中国进入新的转型发展阶段,势必改变经济体格局。世界不能指望中国成为高增长的永动机。其实,所谓的货币战争正是全球恐惧心态的一种市场化表现。西方乃至全世界面临的艰巨任务是提高生产率。足够的信贷规模和一往无前的中国速度让世界高速运转了数年。现在,能否增长取决于能否从金融改革到基础设施投资作出艰难抉择,信心及信念坚守则成为全球持续发展的重要思维与行为基石。

当前世人的恐惧心态与金融业的三个特点有关:第一个特点是无中生有。俗话说空麻袋背米,这是投行语言,即用人家的钱来赚钱。这一特征极易在市场上酿成受骗恐慌心态;第二个特点是以少胜多。今天的钱放明天用是利差,中国的钱放到国外去用就是汇率,货币在时间与空间转移中形成的利率与汇率极易形成套利恐惧心理;第三个特点是金融的核心即信用与风险。高信用才能得到低成本资金,高收益必然高风险,这恰恰容易使恐惧风生水起,容易爆发挤兑和踩踏的集体行为。利率汇率多变本是常态,世界经济复苏的复杂性和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性使得全球经济扑朔迷离。在当前,无论是对传统危机还是新兴危机,信心都是最重要的。

在实体与金融失衡的怪圈中,恐惧、应变、平衡构成了实体金融的“新太极图”。人们将较长期生活在世界经济“太极图”的变动中,需要练就坚定内守之气、借力发力之功、持续连绵之道,凡获得此三内功者将能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波动中沉着应对创新,使企业处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状态。

3.两种危机的不同

“危机”一词为最近被提起的比较多,我发现传统危机呈集中体现在区域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区域性危机的源头包括新兴市场(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区域或次区域(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在一定区域内发生传导和影响;系统性危机的源头多是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如1987年股市“黑色星期一”崩盘、2008年信用与信用衍生品危机、货币危机等。

而在多重时代,信息科技创新和各种繁复的环境产生了新型危机,主要表现为关键性危机和创造性危机两大类。关键性危机属于致命性危机,一旦发生将可能产生致命性危害,其包含三部位,即关键部位(如基础资产、三悖论)、精致部位(如次贷危机中的超级复杂衍生品)和要害部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转型)。而创造性危机则属于生成性危机,具有三高的特点,即高杠杆、高频率和高传导。

以中国最近的A股风暴为例,就是避开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一场博弈战。今年沪综指自6月中旬掉头向下,3个月时间从5178点下跌至近期的3200点附近。在潮水退去的这3个月里,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各类投资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大批机构产品被迫清盘或徘徊在清盘边缘,很多私募倒闭,大批融资客爆仓。在这场风暴中有 “十种角色”在彼此博弈:具有从众行为的散户其数量占90%以上;内部泄密产生了“股神”,如厦门集美大学股神林某10天赚1470万;像“矿工”一样的市场操纵,如高频交易与Q-club,从2008年几十人到2011年300多人,可在下单后三微秒中捕捉到信息提前卖出,其中租一条线1000万美元;扰乱市场的空头,本来做空头为成熟机制,可调节平衡价格,但恶意者则利用这一机制从中非法牟利;新增主力的股市新军,去年一季度新增795万股民中80后占62%,每周1%速度增加;配资机构利用超级杠杆,如融资融券等机构参与者包括券商、银行、资管、信托等;境外机构的角色模糊,如尼克斯联合基金公司掌门人、做空者查诺斯;监管部门采取“暴力救市”及国际范例的有效措施,如一行三会;实体经济在这场风暴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上市公司多采取无奈自救,各种角色博弈进而维护金融体系持续健康发展底线。

多重人才整合:

金融创新与制胜因素

金融创新及风险监管背后的现代人力资源变革,是人们尚未深究的领域之一。目前,全球人力资源已呈现三个特征:边缘化、集约化、多元化。这“三化”左右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易行为与稳定状态。

1. 边缘化:边缘竞争正在取代核心竞争

边缘竞争:近年来,商业环境复杂多变,如何保持动态环境中的“边缘竞争”(由著名管理学家Shona L.Brown与Kathleen M. Eisenhardt共同提出),成为当今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将无线网络置入汽车并覆盖功能,这一越界式创新有可能引领未来汽车行业的未来。互联网金融也是在打破传统金融的边缘才取胜的。

当“互联网+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置入全球基础设施和航运物流等领域时,必将是全球传统产业的一场颠覆性的创新革命。边缘竞争也改变了现有核心竞争力的理念。当下与未来全球企业的人才必须具备感应变革、预测变革与领导变革(即通过创新改变规划)的能力素质,才能生存与发展。当飞机与动车的过程管理置入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智能系统时,这一从“边缘”切入“核心”的状态管理体系,或将引领航空与高铁安全运营管理的未来。互联网金融也是在打破传统金融的边缘才取胜的。当互联网与物联网进入全球基础设施和航运物流等领域时,必将是全球基建业与制造业一场颠覆性的创新革命。

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可以看出,在明代,中国曾是全球航运中心,郑和7次率船队分别从天津塘沽、苏州刘家港和福建长乐出发,经历海上丝路而周游世界。其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70年,发现澳大利亚和南极洲早于库克船长350年,全球运航领先麦哲伦100年,发明经度测量术领先欧洲300年。毫无疑义,中国雄居15世纪全球航运中心的地位。但是为什么会被地中海国家赶超?一方面是郑和下西洋回来后明朝锁国封船;另一方面当时地中海国家实际上也是通过边缘竞争发展海洋工业、贸易与金融从而超越了主流。明朝丧失海上丝绸之路强国之鉴,值得我们汲取。

2. 集约化:集约创新的战略核心

边缘竞争力也改变了现有核心竞争力的理念。当下与未来全球基础设施企业必须具备感应变革、预测变革与领导变革的能力素质,才能生存与发展。而集约型创新就是在多重边缘中改变规划、发展核心竞争力的能力。集约创新是边缘竞争力的核心。如从单一的产品提供商跨入综合服务商,这是一个跨界创新的角色转变。尤其是作为世界领军企业需要提升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而这些全球资源(资本、商品、技术、人才、信息)的内涵及配置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甚至颠覆性的变化。这同样需要阴阳交替平衡。

从配置全球资源角度来说,资源的内涵在发生改变,比如互联网成为一个新的崛起的资源,甚至影响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也在变化,包括配置的技术与方法(大数据、智能化、一体化等),所以企业需要融会贯通地学习和不断从边缘突破创新。集约型创新就是在多重边缘中改变规划、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领导力,是新的核心竞争能力。

集约创新能力本身也是一个系统集合:企业集约型生产能力是基础能力,可谓技术要素;集约型开发能力是必备的配套能力,可谓商务要素;集约型投资能力则是核心能力,可谓金融要素,三大要素构成等边三角形结构。比如淡马锡具有集约型投资特色,形成了自身“审慎+定价体系+风控体系”的模型;而联想集团具有集约型跨文化人才培养特色,建立了“引领+路径+机制”的模式。

中国属于债权经济体,亟需提升债务统筹能力。对中国企业的核心金融能力来说,债务统筹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指标,尤其是财政部对地方政府财政平台的城投债作出新规定的背景下。存量城投债的信用能力将按照政府性债务处置和主体分化方式而分化。如城投债先天具有双重风险。其最大特点是发行时通常有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偿债时不仅依靠项目收入,而且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复杂性,表现为金融风险,其背后往往是财政风险。地方政府不直接出面,藏在融资平台后面,等银行追索时才能把财政风险揪出来。城投债把企业和地方政府绑在一起,企业利用地方政府信用融资圈钱,形成了大量的不良政府债,造成财政和金融管理职能混乱,这种风险在城投债转型中将充分暴露出来。在A股风暴后,债券融资将成为一种重要的融资工具。

3. 多元化:从泡沫HR、三高HR到三同HR

多重人才的整合是金融创新与治理的制胜因素,而现代人力资源存在着从泡沫HR、三高HR到三同HR的发展趋势。我在2005年出版的《知识经济:从人力资本跨入智力资本》一书中提到,泡沫HR的特征是知识碎片化,盲目跟从时尚新潮,缺乏独创、原创,成为科技终端的奴隶。随着网络与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现在人们更重视三高的感知效应,即高预期(快速富裕、快速成功)、高感性(包括美感、情感、灵感)、高体验(上网的实时和多样化体验乐趣)。实际上网花钱得到体验的乐趣,但是对GDP的贡献只是微不足道的电费。

人力资源发生的变化,是具有边缘竞争力的人才能取胜。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泡沫HR 重塑与教育,如谷歌、Facebook、eBay、Twitter的雇员总共只有3.84万人,而阿里集团有3万人,中国人才战略与教育体系需要进行深改。

第二是三高HR的完善与整合,在高预期、高感性、高体验成为现代人力资源三大特征的情况下,中国人才价值与评价体系要进行再造。

第三是未来HR的预测与交融,未来将产生“三同HR”的格局,即未来将同时存在“自然人+智能人+‘星球人’”,人口红利的时代必将终结;新型HR文明的创意与崛起;机器人与互联智能时代,必将改变城市的基础设施,如国家的交通系统;作为第一资源的人力资源或将被数据资源所取代;数据和数据产业,中国具有超越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

4.当前做好新常态下的预期管理状态

管理好国家、民众和企业的预期,是我国在较长时期内的一项任务,也是多重时代创新与治理的重要课题。2015年中国新常态,要做到“三项”双平衡:

双中高平衡(中高速增长与中高端业态的平衡结构):“中高端”这是一个质的感念,是精准定位调结构促转型的前提。我们讲转型升级,是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既不可能一步登之(某些尖端可以),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中高端能精准反映我们的经济水平,如制造业可以转向中长期高端的中国工业4.0,但也不能放弃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新型中端业态,如重型装备领域中出口份额较大的机械设备等。

“双稳”与“双调”平衡(稳政策、稳预期与预调微调的平衡发展):稳定与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稳定社会预期,使国家运行处于稳定良好态势很重要,因为新常态下预期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稳定才能过好新常态的日子。因为新常态不是病态,仍然属于常态范畴。注重预调与微调是常态下促进改革的一种宏观经济领导艺术。预则立,微则调。

“双创”与“双公”平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平衡组合):随着传统产业与传统动力的减弱,必须培育鼓励新的创业创新产业与人才,做到三大公平:以机会公平推动市场公平竞争,以权力公平促进要素公平交易,以规则公平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形成全社会在新常态下财富与精神的双丰收格局。

多重时代希望:

金融创新与三个培育

在多重危机平衡、多重人才整合的时代,金融创新与治理的交替,将在较长时间内成为中国经济与企业核心竞争力进化的重要特征。而在这种变化中,中国金融的创新可与治理应注重以下三个培育。

1.培育中华金融文化:弘扬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的精神,将中华千年文明的精髓延伸到金融,认清金融是播种、是种植、是付出、是责任而非仅仅高收割,创造中华文明的金融文化。将中国建成“一带一路”的大数据库和金融互联网创新、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的基地,把新产品输送到“一带一路”国家,造福全人类。

2.培育多种适应性金融人才:培育适应性的高端金融人才和普惠金融人才,包括农业、中小微企业、金融、资本市场(如大宗交易、期货)等。金融人才的培育应普惠与高端人才并重。

3.培育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综合试验区:中国应选取有条件的地方区域(如中部大省),通过试点培育防范区域性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机制体制,使其成为国家级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综合试验区,然后将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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