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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建东将报告课题总结为八个字“一体两翼、三足鼎立”，试图讨论三个问题：全球贸易的新常态；全球治理的新框架；全球开放的新战略。

他指出，以2012年为分界，国际全球贸易已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放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原来的全球价值链已逐渐变成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结构性的变化。相应的我们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也就并成了“一体两翼”的开放新战略，“两翼”是一带一路，“一体”是华夏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

以下为现场实录：

鞠建东：尊敬的林毅夫教授、廖院长、林校长、宋泓教授、盛院长、谷教授、老师们、同学们，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全球贸易新常态与经济治理新框架。

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课题的大概情况，这个课题我们把它总结成了八个字“一体两翼、三足鼎立”，试图讨论三个问题：

问题1：全球贸易的新常态。

问题2：全球治理的新框架。

问题3：全球开放的新战略。

贸易新常态、治理新框架、开放新战略，总结成八个字“一体两翼、三足鼎立”，在余下的40多分钟里我来解释这八个字。

我介绍一下课题组的成员，我现在是金融学员的访问教授，也是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魏尚进教授是哥伦比亚商学院的教授，是亚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余心玎是外贸大的助理教授，唐立鑫是上财的助理教授，芦哲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们是四个人的课题组，这个课题大概有两三年了，所以我们有一些老师可能听过我讲过若干次了，所以我希望这一次更完善一下。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内容的概要，全球贸易的新常态，这个有一些争议，有些学者同意是新常态，有些学者觉得有争议，是不是周期性的变化。

第一个：我们的总结是以2012年为分界，国际全球贸易已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这12个字的旧常态向“增速放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这是我们第一个结论，我们认为是新常态，用这12个字来代表。

第二个：全球适应于这种三足鼎立的新贸易常态，我们提出一个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由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东亚自贸区，东亚共同体由于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首先提出的是华夏共同，由这三个自贸区向适应的美国、德国和中国分别代表的三个自贸区形成G3的全球治理框架。

第三个：相应的对外开放的战略也变成一体两翼的对外开放新战略，两翼是一带一路，一体是华夏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这样一个一体两翼的对外开放新常态。

大概就是这样三个内容，下面我一步一步来讨论这样三个内容。所以从现在来看，你们看到几个新的东西：第一个：三足鼎立是不是新的。第二个：全球治理框架的G3。第三个：华夏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变成一体两翼的开放新战略。

所以我下面介绍这三个内容。

第一个，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已经从2011年开始连续5年下滑，2015年全球贸易是-13.6%的增长，其严重程度是仅次于2009年，这种增速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周期性的还是常态性的，这是我们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这种下滑本身有着深刻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我刚才讲的这12个字。首先我们看全球后贸易增长率，增速下滑，2015年是-13.2%。但是你去看结构的变化，我们看1980年和2000年，2000年的时候基本上是以美国为核心，美国是占全球贸易的15.48%，第二名的德国是7.96%，第三名是日本，第二名和第三名加在一起还不如美国，所以在2000年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贸易是以美国为核心，表现在：第一，美国是第一大贸易国。第二，美国是最多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这个趋势在2012年之后就变掉了，从2013年开始中国变为最大的贸易国，中国而不是美国，中国、美国和德国依次成为全球最多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从贸易上来讲，美国核心变成三足鼎立。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来，高速增长改成低速增长，美国核心变成三足鼎立。

第二个，我们看原来的全球价值链逐渐变成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结构性的变化。

我们看这个图所表现的，这是亚洲、这是欧洲，这是全世界前30大贸易国，然后这条直线是代表这个国家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大家可以看，在1995年，亚洲最多，日本是最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是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德国是最多国家的贸易伙伴，在美国是加拿大、巴西和墨西哥的最大贸易伙伴。

所以你从1995年来看可以得出有意思的结论：

第一，欧洲价值链基本形成，德国是核心国家。

第二，美国是美洲的核心，但同时美国又是日本的核心，美国又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在亚洲的一些贸易大国也还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韩国或者是印度。

所以在1995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世界整个经济体系大体上还是以美国为核心，但是如果到2014年，这个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

变化1：亚洲是日本作为核心国改变成中国作为核心国。

变化2：以前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这些国家改变成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比如日本、韩国。

所以从2014年你可以看出，亚洲价值链的趋势更加明显，到2014年我们大概可以说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价值链大概是形成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有四个因素，就是说驱动贸易增长主要是四个因素：因素1：低成本的劳动力。因素2：技术成本。因素3：制度成本。因素4：全球价值链。

我们来看这四个因素的变化使得贸易从旧常态变到新的常态。

第一个：驱动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市场的在过去主要是中国，2012年之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达，所以这个低成本的劳动力，从中国已经不能无限制的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进入世界市场，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从六七十年代开始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带来贸易技术成本的大规模下降，这种技术成本的下降到了2012年左右也基本上趋于平缓。

第三个：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从多回合之后，由于不同国家之间有不同的利息冲突，所以在全球之间继续降低这种制度成本越来越困。

第四个：刚才讲得全球价值链，开始向区域价值链转化。

有意思的是，在亚洲我们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比如日本在80年左右，日本贸易量大概是中国贸易量大概3-4倍。2015年，中国贸易量是日本贸易量的3倍，大概20几年变了10-12倍。

中国所经历的趋势大概是日本经历的70年代差不多，日本大概在70年代的时候，曾经的贸易增长速度超过20%左右。但是当日本剩余劳动力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之后，日本贸易增长速度，也就慢慢回归到发达国家6%左右的增长。

所以我们有理由区分这样一个问题，当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沛之后，中国贸易的增长力还能回到以前吗？还是像日本这样？也会回归到一个比较平均的5%、6%的增长，所以这是我们希望了解的问题。

总结一下第一部分所说的12个字：

第一个：变成中低速的增长贸易量。

第二个：从美国核心变成三足鼎立。

第三个：从中国驱动，变成区块的机构。

这是我们前面想给大家汇报的国际贸易新常态。

国际贸易新常态，必然要求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一个新的格局。全球经济治理新的格局，我们总结就是从G2到G1再到G3，什么叫G2、G1到G3，下面解释一下。

G2从二次大战之后，美苏法等战胜国短暂合作之后，很快演变成美苏争霸，两级对抗，是这个G2。G2在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很快就演变成所谓一超多强的结构。一超多强的机构G7是1975年以后，G7基本上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政策重要的机制，是由美国所领导的一超多强的经济体系。如果我们把它总结一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这一套的体系，有效的推动了世界经济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

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体系，不再有效的进行全球经济治理，转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G20。G20本身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治理世界经济？一个群体里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是和这个群体里成员的个数成反比的。两个人可以吵架，三个人可以达成一致，你想20个人在一起开大会，很难就某些事情达成一致。

所以想象几十个国家形成的治理体系，这种治理体系往往还是过渡的体系。所以我们现在的看法是认为，在G20这个体系里，一定要有核心国家的诞生。比如像安理会，联合国上面还有安理会，大会上还有小会。

只有当核心国诞生之后，这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才能变成一个有效的经济治理体系。那么相对于全球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之下，我们觉得有可能的治理格局，就是所谓G3，有美国代表北美经济体，有德国代表欧盟，有中国代表什么？出问题了，马上就出问题了。

全球经济治理，有可能走区域经济合作逐步演变成全球稳定的经济治理框架，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去看欧盟、北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都有核心国家，一个稳定的深度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定要有核心国家，所谓轴心的趋势。

在东亚经济上和贸易上，中国是核心国家，在治理结构上没有。东亚没有一个深度的自贸区。因此如果要想在全球形成三足鼎立治理结构的话，第一步要在东亚形成一个深度的以中国为核心的这样一个自贸区。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在东亚怎么形成一个像欧盟那样深度的经济合作？大家可能马上就能够看到的是，马上想到的是东亚自贸区。

所以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成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这个问题，东亚经济治理的困境，最主要的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对东亚地区经贸主导权的争夺。复杂的东亚地区政治关系，中日经济复兴的脆弱，美日政治军事同盟的约束，都使得中日近期在东亚经济治理上的深度合作，希望不是特别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如果中日能够合作，形成东亚自贸区这是最好的，即使中日在短期之内不能合作的话，中国也有必要，来主导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形成深度的自由贸易区，这是我们的建议。

如果要这样做，要想成立一个深度的自由贸易区，下面我们还是以欧盟的经验。欧盟的经验是深度自由贸易区，通常要求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的一体化。比如欧盟建立自贸区的时候两个基本条件：

条件一：民主政治体制。

条件二：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在东亚，你也要求政治体制一致的话，那你就没法进自贸区了。中国和日本、韩国不一样，韩国和朝鲜也不一样。你如果要求大家政治体制都一样，那自贸区没有办法向前推进了。所以我们敢来要求在文化价值上，是不是大家有相对一致的看法。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以华夏文化为纽带，基于现有的经贸体系构建华夏共同体，迈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第一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华夏文化是源于中原，其后随着认为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国家间疆域的变更，传播到周边地区，在亚洲多国文化传承和吸收当中都得到了体现。东亚的地区，你如果不愿意叫华夏文化，你可以叫东方文化，或者改名叫儒释道也行。

就是文化和价值上的一致性有可能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深度的自贸合作，我们现在还是叫华夏文化，现在还是用“华夏文化”这个词，如果大家后面有更好的建议可以去改进。

那么对这些自贸区我们首先进行筛选，通过我们的筛选，通过我们对文化的相近和贸易的关联、政治的关系，我们大概是筛选了这样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澳门、台湾、韩国、蒙古、朝鲜、新加坡、越南。

比如说蒙古，蒙古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是62.1%，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大陆的贸易依赖度都是排名第一，我们作为一个比较把日本放在这，日本对大陆的依赖度也是很强大，但是最大问题，我们在适用这个联合国投票的指数去算政治关系，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关系是不好的，是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里面，和中国政治关系最差的国家。所以现实上是日本和中国政治关系的停滞阻碍了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深度合作。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将这9个国家和地区建成华夏共同体，这是我们这样的建议，由华夏共同体、北美自贸区和欧盟形成一个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我想很认真地解释一下，就说当我们提华夏共同体的时候，经常有老师和同学会提出说你这种挺像霸权主义，甚至会回想起我们非常痛苦的回忆，比如说是大东亚共荣圈什么的这个。我想很认真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边是几乎抛开政治，完全从贸易和经济来谈。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捷克斯洛伐克，在1992年之前是一个国家，但是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之后分裂成两个国家，但是即使分裂成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都加入了欧盟，加入欧盟之后，他们的人员、贸易和货币还是统一的。

所以我用欧盟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例子想来说明政治体系是不是统一在一个版图，并不是阻碍这些地区的人民、这些地区的货物、经济一体化的。就是比如说朝鲜和韩国，虽然是政治上是有分割，但是他们经济的发展趋势依然要求他们实行经济上的深度整合。

所以我希望能够说清楚，这个和大东亚共荣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是一个向欧盟那样的深度的、符合各个地区和人民的经济上的需要的一种贸易上的深度整合。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字你可以换一个名字，我刚才也解释了，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困境，东亚共同体是理想的状态，但是由于中日之间的这种政治互信的缺失，我们可以首先从中国和周边，你如果不叫华夏共同体，你叫大中华共同体，我不是很清楚应该怎样叫这个名字，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进行讨论。

我们谈到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我们又认为有四个要素，一个成功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需要具有四大要素：要素1：代表性。要素2：效率。要素3：合作而非对抗。要素4：多元化而非霸权。

我们来看看这样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结构是不是符合这四大要素的要求。

第一个：代表性。华夏共同体占全球的GDP是14.5%，全球贸易是22.6%，欧盟是32.2%，拉夫塔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区是16.4%，全球贸易的三个自贸区加在一起是71.3%，GDP是64.4%。所以从代表性上来讲，华夏共同体，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代表了全球大部分的GDP和大部分的全球贸易，所以是有代表性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效率。我们建议的框架是由美国、德国和中国首先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华夏共同体就相关议题获得各个自贸区成员国的一致意见。然后由美德中代表三个自贸区就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共识，然后三方共同在全球推动议题，并推动相关政策。这就是所谓的大会套小会，由核心国推动自贸区，由三个区域推动全球经济一体的达成。

这种框架和现在的WTO的框架是一种互补的框架，如果WTO可以形成一致也很好，这种由区域合作，三个核心国家来推动的这种框架，我们觉得也有可能，也有它有意义的地方，也是值得推动的。

第三个：合作而不对抗。由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是两个核心国家主导，很可能会变成两强争霸，以前的美苏是争霸，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现在是美中共制或者争霸的时代。而且经常会讲，美国代表的是西方或者是发达国家，中国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型经济体。从实际利益和实际数据来看，这个不是特别符合现实，比如说中国经常性的在经济贸易上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并不一致，我举例子：

第一，关税。中国的关税平均是4%以下，印度的关税是15%多。在多个回合里面，中国在关税谈判上，通常是和发达国家相一致，而和发展中国家并不一致。

第二，环境保护。中国现在实行的是非常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在环境保护的严格性上，中国也和发达国家相一致，而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并不一致。

第三，发达国家，欧洲和美国语言不同，法律体系也不同，在很多经贸利益上也有冲突。所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强争霸并不符合现实。

我们觉得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华夏共同体三足鼎立的这种构架更加鼓励合作而不对抗。为什么是三足鼎立是更加鼓励合作而不对抗呢？三家你要把两家全吃掉是吃不掉的，大家看一下，大家基本上都是20%，你把两家都搞定才能称霸，所以三足鼎立更加鼓励合作而不是对抗，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鼓励多元化而不是霸权。未来的全球治理结构应该是一个鼓励多元化的治理结构，而不是一个霸权的机构。

所以三足鼎立的三个自贸区都可以建立自己多元的规则，而不是全球建立一个规则。比如说TPP和TTIP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是其中一个中心议题是恢复美国所引导的贸易规则的制定，这个和我们所提的三足鼎立的贸易经则、经济规则多元化的制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三足鼎立的这个体系更加鼓励多元化，而不霸权。

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代表性、效率、鼓励合作、鼓励多元化，我们觉得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框架，是一个有意义的框架，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相应的我们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也就并成一体两翼的开放新战略：

一体：华夏共同体。两翼：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为什么是这样？中国的对外开放，前面的趋势我就不讲了，中国的对外开放，目前特点有两大问题：问题一：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问题二：产能过剩。

我们的劳动成本优势，第一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向人口迅速转变，由于是拐点，已经基本到来，这是大家的基本共识。

第二个产能过剩，一带一路刚好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产能的转移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产业的转移和产能的转移。

一体两翼，我们觉得有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生产要素，尤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各方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优化配置。第二个：过剩产能的利用。第三个：一带一路保障我国生产油气等能源的稳定供应。

我们对外发展战略同时又面对第二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升级的问题，需要我们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向下，一个是向上。产业升级刚才我们讲的是向下，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你怎么办？第二个向上，向上很困难，技术升级的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所压制。

高技术行业发展迅速，但是技术水平本身，明显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范围及程度不断扩大。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的技术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东亚地区中国已经接近于形成燕型阵式排头兵的位置。

所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压制，我们转而打造亚洲价值链，冲破技术升级阻碍，很可能是一个有意思的方法。在亚洲地区，形成深度分工的区域价值链，抱团发展在分工合作中优化资源配置，在高效生产的辅助下，加强技术空间，加强国际话语权。

向欧美的技术突破很困难，那么我们转而在亚洲、东亚地区实行深度的区域经济整合，形成产业机构的升级，所以这个是解决问题二。

这两个问题要求的就是我们的一体两翼，一带一路解决第一个问题，一体东亚共同体或者是华夏共同体解决第二个问题。

借力深度的FTA，打造东亚乃至亚洲区域的价值链的可行途径，我们刚才就讲了，以华夏文化为基本，以经贸体系联系为基础，构建华夏共同体，并发展成东亚共同体，这是所谓的一体两翼。

一体两翼建设华夏共同体或者东亚共同体，我们按照欧盟曾经走过的路，我们觉得是一个成功的路径，我们也可以建议：

第一步：贸易和投资的深度自由化。

第二步：关税和市场的高度统一。

第三步：货币区，这个是仿照欧盟，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你仔细看一看中国的机构，很有意思。如果你把一带一路和华夏共同体，加上我刚才讲得一体两翼和三足鼎立搞清楚了，中国的外贸机构基本上完全清楚。从数据上看，一带一路大概占中国贸易的25%，华夏共同体大概也是25%，欧盟15%，北美自由贸易区15%，大概是这样。所以前面4个加在一起，80%。再重复一下，一体华夏共同体25%，两翼一带一路25%，欧盟15%，北美自由贸易区15%，80%搞定了。

以前特别大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在95年是20%，现在日本已经降到比较低了，已经到了7%，所以前面4个地方搞定，基本上就定了。所以如果一体两翼、三足鼎立的发展战略清晰了，我们的贸易大局也基本上定下了。

回顾我上面三个部分，我想来讲，我们开放战略的确定，有5个决定因素：因素一：市场。因素二：技术。因素三：资本。因素四：非技术劳动力。因素五：技术劳动力。

这5个要素禀赋机构的变化，使得我们对外发展战略发生变化。我把这个表列下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发展战略发生变化？第一是市场，市场从1978年到2010年，我把它叫成第一个阶段，从2012年之后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国的出口贸易，主要是以世界市场为主，也就是说，以国内市场为辅，也就是说我们出口为主，进口为辅。2012年以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即使要以全球最大市场为主，也得以中国市场为主了。所以2012年以后，市场转而以中国市场为主了，这是第一个市场变掉了。

第二个技术变掉了，以前的技术在我们第一阶段，尤其是核心技术，主要是以进口为主。从2012年以后，我们国家金融到自主创新的阶段，技术主要以自主创新为主。

第三个资本，在前面第一个阶段，资本主要以流入为主。FDI外资主要是以FDI的流入，从2012年之前，FDI的流入总是大于留出的。但是2015年，我们现在的FDI和OFDI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2015年中国对外的这些投资，已经超过FDI流经。

所以从对外直接投资上来讲，2015年以后，中国已经是资本的净输出国，而不是净流入国了，所以资本的流出方向也变掉了。

最后我们看非技术劳动和技术劳动之比，在第一阶段，我们是非技术劳动力相对充裕，技术劳动力相对缺乏。但是2012年以后，是非技术劳动力相对缺乏，技术劳动力相对充裕。

这5个要素的机构，都发生了方向上的变化。因此当然要求我们发展战略，结构上做方向的调整。那么这个方向的调整，我们刚才总结的就是一体两翼。一体两翼三足鼎立的四个地区，占中国对外贸易的80%，决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

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全球生产机构，决定了全球经济的未来。

我们总结一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实际上在深度和光度的变化。华夏共同体代表了开放战略在深度上的重点，推动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的建立，实现东亚共同体深度经济一体化，推动中国创新发展战略并实施产业升级。一带一路是开放战略在广度上面的延拓，促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过剩产能的有效利用，然后保证原材料的海外供应，一体两翼奠定中国和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位，建立三足鼎立多元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新框架。

所以我总结一下，这是我们的报告，我们还是回到8个字“一体两翼、三足鼎立”，如果说再加一个，那就是“三足鼎立、多元发展、化作共赢”这12个字的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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