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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泓:金融危机导致了四个变化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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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全球贸易新常态与经济治理新框架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在圆桌讨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教授、所长助理宋泓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宋泓:非常感谢鞠教授的邀请,非常高兴参加今天下午的论坛会,前面几位教授的发言觉得都很好,听了以后收获也很大,我想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

问题1:对于目前的全球贸易的一种低速增长的状态,甚至说最近这两年还是一种负增长的情况做一点评论,就是对我们国家,或者说全球贸易治理的状况做一些点评。

刚才前面几位教授也讲到了,说我们分析贸易的发展或者说经济的发展,基本的前提还是要看从全球市场经济的角度,从整个资源配置或者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回顾一下二战以后,实际上国际范围里边有这样两次比较大的变化,第一次大概是在70年代之前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的安排,那么这样一种安排里面,它的分工关系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根据各个国家的这种一种技术的水平,或者是生产的特征来进行贸易的安排,这个就跟克鲁格曼讲的那种规模经济下的这种分工非常相像。

那么如果做贸易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假定在以下这种模型下,你把它的结果分析一下,假定两个国家的工资率水平是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分工关系和这种格局是什么样的安排,70年代之前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是这样一种,我们叫最优贸易的安排,就是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都是差不多的,这个贸易安排都是根据各个国家人口规模的大小和技术水平进行各国的分工和安排,是这样的。

那么70年代以后,一个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WTO里面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那么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发展就是,分工关系主要是发展国民经济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安排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外转移,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国际生产网络,或者说全球价值链的这样一种安排,跟当时这种变化相关的,就是西方国家实行的这种自由化的政策,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当时自由化的这种安排。

那么这种安排跟现在的这种贸易的低迷的状况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安排发展的一种结果,我的判断是什么?我觉得这样一种全球化,或者是说发达国家的产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的一个过程走得有点过头了,为什么说它过头?指标或者是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这些发达国家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并且不光是一个国家,是大批的国家对这种贸易逆差长时间的大规模存在,他们就按照全球范围里面市场经济的这种分工关系或者是最优资源配置的关系来讲,那么国家之间的分工应该提供最有优势的这种产品或者服务来进行交换,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现在交换的,能够提供出来的这些东西越来越少,表现出来就是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他们平衡这样一种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通过货币或者金融的这种手段,简单来讲,在这样一种格局里面,极端的情况就是美国的分工关系,当然除了一些高技术产品以后,从70年代以后,很大的一个反应就是印制美钞,就是美元的印制,这样一个优势我觉得很多国家都可以做。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是说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的反应,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金融危机的话,这样一种安排,这些发达国家大规模、长时间的这种贸易赤字的状况也是不可持久的。

那么金融危机的结果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的调整,怎么样进行调整?我觉得可能会是这样几个方面的变化:

变化1:发达国家的这种进口的规模会逐渐压缩,就是至少说按照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角度来讲,应该长期来讲会提供最有效的,为国际提供的这种商品和服务来平衡它的贸易的这种进口,否则的话长期的这种逆差,单纯地依靠金融方面的这种维系的话迟早是有很大挑战的。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就是它的进口,过渡的这种消费就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一种进口量的减少。那么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一种在工业化或者是反全球化的一种表现。

变化2:金融方面的炒作,对于实体贸易领域里面的特别是大宗产品的炒作,过去几年里我们可以看,就是说石油价格或者说矿产业的价格都是因为中国的进口拉动造成的,但是实际上你看我们在过去几里,这些大宗产品下降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进口还在增加,但是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大幅度下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金融的这种炒作,对于这些大宗产品的炒作,而这种炒作相关的就是无形中放大了国际贸易的这样一种规模,如果说这样一种炒作收缩掉了以后,贸易的规模也会下来。

那么最近这两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石油的价格从2011年以后的这种下降,包括最近这几年里面大宗产品的价格的下降带动的贸易的这种收缩,就像一些进口商品方面,我们国家很多像石油、铁矿石的进口在过去几年里并没有减少,但是我们进口的价值是大幅度下降,就是因为价格的下降。

这是两个方面,贸易规模要压缩或者减少。

变化3:跟我们国家经济相关的这样一种变化,今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国家对外投资里面,制造业的并购是大规模增长的,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变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对外投资里,主要还是一种非制造业的投资占主导,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讲,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定是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我们从投资方面来讲是要有所有权方面的优势,产业方面的优势最后凝固成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才向外走。那么我们国家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这种投资,我个人觉得是刚刚开始,还处在一种起步阶段。

那么刚才林教授也讲了,就是跟这个相关的,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要向外转移,要转移相关的,你转移出去以后,我们对这些产品的进口会增加,相应的跟这些产品转移出去以后的这种中间设备的工业也会增长,那么这样一种贸易,跟我们国家相关的这种贸易关系会增加。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像日本在70年代,当时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时候,它的贸易规模也是在扩张的。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中国的贸易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快速的一种增长的机会,除了劳动密集型以外,还有一种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后续的国际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增的方面。

变化4:刚才几位教授也讲到了一些新的业态,这个主要是统计口径或者是分析口径的一种调整,跟前面我们讲的,就是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规划可能有点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如果说我们把统计口径放大或者是整个对贸易的范围眼界放开一点来观察的话,很多新的一些业态可能会放进来,这样会重新调整我们现在的这种贸易的数据或者贸易的这种方法和趋势。

特别像刚才几位教授提到的,像一些数据贸易,那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做研究生、博士生,我们有很多的资料,以前都是去图书馆借书比较多,现在很多都是从网上下载,那么这种跨国下载的贸易,现在在国际贸易里面还很难去统计进来。跟这个相关的很多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非常活跃的,但是也很难包含进来,但是这些包含进来以后,至少对于现在的这种贸易低迷的这样一种统计来讲也是一种改进。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我简单地总结了一下,我觉得现在贸易的这样一种状况是过去全球化发展的一种结果,在这种结果里面,是发达国家可能走得有点过头,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贸易的这种增速或者说贸易的这种发展可能有一段时间比较平缓或者说负增长的状况,但是新的亮点是中国和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贸易的新的增长机会还是有的。

问题2:也是跟这个相关的一点,就是关于全球贸易治理的一个变化。全国贸易治理实际上跟前面讲到的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次多哈回合,就是2010年以来,基本上以前的贸易谈判,当时的多边贸易谈判里面主要是四方: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由这四方来决定,这些都是发达国家。相对来讲,他们之间的那种讨价还价要容易得多。

但是在多哈回合里面,现在主要是五方或者六方,除了欧盟、美国之外,澳大利亚或者是加拿大这三方,另外三方就是中国、印度和巴西,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是非常难的。

所以未来在这种全球贸易治理里面,就是特别在多边平台里面要达成新的这种协议是非常难的,刚才鞠教授也讲了,就是成员国数量的增加,现在是165个,要达成一种基于共识的一种机制来形成协议是非常难的。所以未来的趋势来讲,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以小范围的,要么是区域范围的,要么是周边范围里面的,以主要发达国家为牵头的这样一种自由化为主导进行区别贸易化,还有一些是WTO里面的周边谈判,这个也是一种方向。

对中国来讲,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多时候实际上,至少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来讲,很多方面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发达国家在前面已经建立好构架以后,我们很多时候是享受这样一种贸易安排的便利,那么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也是这种状况,像美国推动的一些新的议题的谈判,现在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要跟上可能有点难度,但是再过几年,10年或者15年以后,这些领域里面恰好就是我们需要的,或者我们可以去大展宏图的一些领域。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至少在贸易治理领域里面,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积极参与,就是说能不能作为领导主要还是发达国家,咱们是作为一个参与者,特别是在一些新的议题里面。

那么在投资领域里面可能不太一样,像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里面,对于现有的这种治理体系的一种改革,比如说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这种作用非常积极,那么在全球范围里面有这样一种反应也是刚才林教授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背景,也是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举措的作用。

未来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希望一方面是跟随,在一些前沿领域里面,在未来的发展领域里面是跟随发达国家走,那么在全球治理里面还有一些空隙的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修修补补,可以做一些补充。

我就简单讲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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