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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比特币价格一度冲上2万美元大关，再创历史新高，价格的暴涨暴跌引发市场关注。同时，近期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挖矿平台NiceHash传出了用户比特币被盗的消息，关于比特币安全性的问题同样备受瞩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中央银行纷纷开始了对数字货币进行探索研究，数字货币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探索开始转向数字法币，也就是数字化的法定货币。

尽管现阶段对于数字化的法定货币还没有权威的官方定义，不少业内人士寄希望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实现“智能发行”。然而，作为一种依靠算法技术产生的新事物，数字货币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风险。面对私人数字货币的崛起，各国央行发行数字法币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如果中国率先发行，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和考量？这又会给金融生态带来哪些影响？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本期节目独家专访了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如何看待比特币暴涨暴跌？

第一财经：数字货币现在受到大家特别关心，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比特币，它的价格是一下子从几千块钱突破一万美元，同时波动也非常大，作为最资深的银行业领袖，根据您过去多年的经验，对全球金融市场深刻的理解，您如何看待金融市场新出现的这样一个新物种？

杨凯生：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各种说法都是有的，有许多人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从其他领域退出，纷纷扑向比特币，希望在这里面能获得他所理想的投资回报。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比特币价格暴涨暴跌是值得警觉的，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像席勒，一些著名的金融界人士，比如杰米·戴蒙，包括我也注意到了巴菲特，实际上最近他们对比特币都有一些说法，有的说是泡沫，有的甚至说的很尖锐，认为比特币完全是一个庞氏骗局，这表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差异是很大的。

我的看法是价格那么高，首先要看它有没有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个虚拟的商品自身的价值到底在哪儿。其次，如果我们喜欢把它称之为货币的话，甚至希望有一天它能否代替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的话，我觉得它应该具备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说它的价格应该基本稳定。目前比特币价格如此波动，具有如此强的波动性，对于它能不能作为货币，这一点我表示有点怀疑。

第一财经：比特币确实非常独特，我们不管叫它是资产，还是一个金融商品，或者虚拟的商品，因为它的最大特点是供给是恒定的，那么假设供给是恒定的，也就是说在它可预见的未来，因为它的供给是不变的，然后需求不断上升，而且可以不断引发出新的需求，理论上是如果不发生巨大的外界条件的改变，它也会继续涨下去，这个可能是一个和我们过去所看到的金融的商品非常不一样的新的东西。

杨凯生：这也是目前人们很容易被它所吸引的一个原因所在。不过，我认为一个东西要有很高价格的话，实际上它应该有一个自己内在的价值，到目前为止，当然这个问题我有点外行，但是我似乎没有发现它内在的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比特币的价格波动保持一个比较清醒冷静的态度。

数字货币监管要未雨绸缪

第一财经：监管部门对于ICO和比特币的交易场所均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监管的态度，当时在全球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今天依旧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采取了这样的监管措施，它是不是把中国可能已经成为了虚拟货币、数字货币的一个金融中心地位拱手让给了别人，比如让给了日本，您怎么看？

杨凯生：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可以说是监管部门未雨绸缪，对已经出现风险的迹象保持了一种足够的前瞻性。采取这样的措施，并不意味着简单就否定了数字化货币，特别是将来可能出现的数字化的法定货币这样的一种可能，更不是简单地对技术采取了一种封杀的态度，而是为了更好地使它比较健康地成长。

实际上无数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当一个事情出来之后对它的风险放任不管的话，到头来我们付出的是矫枉必须过正的一种代价。如果真的出现了矫枉必须过正的话，那时候实际上受影响的是技术的发展，延迟的是数字化货币的发育。 

第一财经：我觉得您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怎么样的监管态度对创新是有利的，对于金融科技往前走的未来征程是有利的。很多人都会误会说，我们用了比较强硬的监管事实上不利于创新，但事实上可能更好反过来的，我们越是监管的非常到位或者非常强硬，反而是有利于金融创新的。

杨凯生：我想打个比喻，如果把现在互联网金融、数字化货币等等这些东西看作是一种珍稀动物，那么我们知道对珍稀动物都必须加以呵护，不得杀害它。我想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整个的生态环境要注意加以格外的保护，如果破坏了这个生态环境，最终对于单个的珍稀动物的保护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意义，它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在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个有机的整体，我们要呵护这些新技术的成长，对这些新事物的出现保持一种谨慎的欢迎态度，同时我们对整个金融生态环境也必须注意加以保护，比如说不能允许欺诈的行为乱象丛生，不能坐看投资者在里面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当局似乎是在寻找一种很好的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监管当局必须采取的措施。

如何界定数字法币？

第一财经：刚才您也讲到，我们到底究竟怎么看待比特币，我们把它定义为私人的虚拟货币，私人的数字货币，另外全球的央行已经开始非常多的研究法定数字货币，或者我们简称数字法币。您觉得私人货币、法定数字货币，这两条线在未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杨凯生：我觉得作为货币来说，如果把某样东西定义为货币，它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特征。首先它应该具备货币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交易媒介功能，计价的功能，价值储存的功能等等。再者，我想它要有足够的信用，通常货币为什么有中央银行发行，当然也有一些大的商业银行在某些国家也具备发钞权，但是这种发钞权是经过必要的法律授权的，实际上它背后都是由国家信用作为支撑的，这样的话广大社会公众才能很安心的去接受它，才去使用它。

因此，货币的基本作用还是让其持有者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因为持有它而变得格外方便，因为各种交易能够顺利完成，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购买劳务等，而不是因为持有者有了它以后马上就能赚钱，就能盈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定货币和现在的虚拟数字货币我觉得还是有差异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我看到一些材料，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抓紧研究数字化的货币发行、管理，乃至今后使用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也为此专门组织了队伍，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但是，我认为真正法定的数字化货币发行、管理、使用，技术上还有没有问题，法理上还有没有问题等等，确实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期待着这个过程能够顺利地进行。

第一财经：大家关于数字法币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是在安全性。在安全性和隐私之间，因为你越安全，对隐私的保护越少，对隐私的保护越多有可能越不安全，实际上比特币在安全领域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案例，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弱的，被攻击的可能性非常大。您认为，法定的数字货币在安全性和隐私的要求之间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考量？

杨凯生：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要想真正发行自己数字化的法定货币的话都会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他们会把安全性和所谓的便捷，社会公众更方便地使用它，包括隐私的保护，都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如果这条做不到，坦率说我认为法定数字化货币的发行条件还不成熟。

第一财经：我们可能只能去试了才知道这个条件能不能成熟，如果能做出来就说明条件成熟了，如果做不出来就证明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杨凯生：因为技术发展的速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寄希望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如果法定的数字化货币可以顺利推出，肯定有利于减少目前存在的形形色色问题虚拟货币的市场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定的数字化货币的推出，是有它的紧迫性的，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技术性的问题，法理性的问题，都需要认真的研究，逐步解决。

所以这个问题既要有紧迫感，同时我觉得又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恐怕效果也未必好，因为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容不得我们推出来以后出了问题再退回去。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我们要保证迈一步成功一步。

中国可望全球率先发行数字法币？

第一财经：关于中国是不是可能全球率先破冰推法定的数字货币，在国际上有非常大的争论，一派认为中国应该做，因为有基础；一派认为中国太大，做起来非常的不太可能、不太现实，您觉得这两派哪一派可能更有道理？

杨凯生：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目标设定。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想全面利用数字化货币取代我们目前的货币体系，无论从它的发行，从它的管理，包括货币政策的制定、传导，都把它要变了的话，那个我想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它需要从许多方面着手，甚至有些现在还没有预计到的问题。

但是如果把我的目标定的比较有限，局部地在某些领域、场所进行实验性质的，叫破冰也好，叫做试点也好，我觉得那倒是可以有可能迈开步子。也许只有真正迈开了步子以后，我们才能更早、更准确地发现这个其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第一财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如果要推法定的数字货币，它对整个金融体系，包括整个金融架构的影响应该是越小越好，才会让整体的进程比较稳健。我们可以大致来设想，如果中国人民银行要发行法定的数字货币，您觉得它应该是直接发给公众，还是通过银行再发给公众，哪种方式可能是更好的方式？

杨凯生：目前，实际上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在研究数字化法定货币的过程中似乎都提出两种方法，一种所谓批发性，还是保持目前的大体货币发行的框架——由中央银行体制，底下有商业银行的架构，然后再有社会公众客户，这样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将来实际上可以想象力再强一点，就是说由发钞机构，比如中央银行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发行数字化的法定货币，这就是人们现在说的似乎是零售的方式，传统的可以定义为批发的方式。

如果是批发方式的话，实际上是对现行的货币的发行体系，只不过是从纸币换成了数字化，它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尽管是巨大的，但是整个体系基本上还是可以运转的。如果真的是中央银行面向社会公众发，那个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带来的变化，尽管我不愿意说颠覆这两个字，但那个就是颠覆性的，整个金融组织架构、市场架构都会发生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变化。

第一财经：如果在这样的框架下，理论上商业银行体系可以消失。

杨凯生：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恐怕数字化法定货币的推出更需要假以时日，而不是刚才我们说的希望它快点出来。

第一财经：而且那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现实。

杨凯生：这个很难说，人们总说面对飞速发展的技术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想象力，但是像我这样的年龄，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我是有点怀疑的。

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将受影响？

第一财经：实际上现在全球的央行也在考虑法定的数字货币，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如果某个国家发行了一个非常有竞争力、非常便捷的，而且用户体验非常好的一个货币，假设这是人民币，理论上人民币就可以国际化了，如果有很多国家都在用这样一个法定的数字货币，这意味着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也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有很多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您觉得这个想法会不会是天方夜谭？

杨凯生：如果将来有新的一种币种出现了，得到了各国、各类经济体广泛的认可，它能够取代或者部分取代美元或者其他国际货币，这也未可之。我觉得如果真的出现，我觉得倒不见得是坏事，又说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实际上如果给各国都带来是正面效应的话，我想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一财经：所以我们对未来还是要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包容心，我们拭目以待。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未来三、五年来看法定的数字货币，杨行长从您的角度，您最期待的是什么？最担忧的是什么？

杨凯生：我最期待的还是我们央行在数字化的法定货币的研究方面能够不断的取得重要的成果，能够初步迈出一些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步伐，那样的话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最担心的实际上对目前非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的数字化货币，或者说私人数字化货币、虚拟货币等等，如果投机性还是那么强，它的价格还是那么不断的巨幅的波动，我很担心它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我看到美联储鲍威尔最近有一个说法，他认为比特币由于目前整个的体量还很小，比如说它本来是既定数量的，同时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挖掘出来，它不至于对我们现行的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冲击，他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当然他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想，无论这个冲击是大是小，我们总不希望这种不该有的冲击发生，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如何加强监管，如何让更多的投资者知晓这里面的原理，我想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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