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掌握众筹法律权威观点，阅读相关学术论文是捷径。本文对当下权威众筹法律论文做了梳理，快来看看吧。

一、哪几篇论文值得看？

众筹发展时间较短，相关论文不多。在知网搜索“众筹+法律”为标题的众筹法律论文，2014年有22篇，2015年有17篇（截止目前）。下面列出的是目前被引用和被下载次数最多的几篇论文。这几篇众筹论文可以说内容全面、观点权威，涵盖了众筹90%以上的法律问题。

1.截止目前，被引用最多的是：

1.被引12次：杨东； 刘翔； 互联网金融视阀下我国股权众筹法律规制的完善，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2期；

2.被引8次：邓建鹏，互联网金融时代众筹模式的法律风险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3.被引4次：吴凤君； 郭放； 众筹融资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西南金融，2014年第9期；

4.被引3次：肖凯，论众筹融资的法律属性及其与非法集资的关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5.被引3次：张雅，股权众筹法制制度国际比较与中国路径，西南金融，2014年11期

2.截止目前，下载次数最多的是：

1.下载3250次：邓建鹏，互联网金融时代众筹模式的法律风险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2.下载2212次：杨东； 刘翔； 互联网金融视阀下我国股权众筹法律规制的完善，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2期；

3.下载1440次：梁清华，我国众筹的法律困境及解决思路，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4.下载1409次：肖凯，论众筹融资的法律属性及其与非法集资的关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5.下载1030次：何欣奕，股权众筹监管制度的本土化法律思考——以股权众筹平台为中心的观察，法律适用，2015年第3期

二、上述论文认为众筹法律风险有哪些？

不同研究者视角不同，但往往殊途同归。本部分把上述论文中相关内容合并整理，方便读者“一站式”了解众筹法律风险。

1.众筹融资方、投资方和平台本质上是什么法律关系?

在捐赠型众筹中，融资方与投资方是赠与合同关系 ；在预售型众筹中，融资方与投资方是商品买卖或服务提供合同关系（2014，肖凯），这两种众筹模式相对法律风险较小。

在股权众筹中，融资方是在出售股份融资，法律上讲，就是在向投资方发行股票（2014，张雅）。因此，股权众筹极易引发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的法律风险。

但不论哪种众筹类型，均可把融资方和投资方视为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投资方是在购买融资方的股权、产品、利息或服务（2014，吴凤君； 郭放） 。而众筹平台，就是这个交易的中介，即法律上的居间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又比居间人承担了更多义务（2014，吴凤君； 郭放）

2.众筹平台为何易引发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的风险？

这主要指股权众筹。股权众筹本质是直接发行证券（股票），那么未经批准的就是非法发行，就可能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虽然众筹平台通过实名认证等方式将不特定投资者“转化”为特定投资者；通过有限合伙方式等方式限制股东人数。但这本质上还是“打擦边球”（2014，杨东； 刘翔）。例如，有研究者就认为：只要众筹平台以网络等公开方式将融资项目向社会公众公示，以吸引其他不特定对象加入投资方行列，就涉嫌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2014，邓建鹏）。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以发生了大规模的投资者无法收回本金和收益的后果后，才判定非法集资是否已构成的。这种事后溯及的方式，也使非法集资的具有了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2014，梁清华）。

此外，平台老板卷款跑路的，还可能构成《刑法》上的集资诈骗罪。

3.众筹投资人有哪些法律风险？

众筹投资人主要是民商事风险。

首先，出资后，对项目资金的使用事实上无法监督，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众筹平台的资金使用监管义务。 同时，众筹平台多采用“领投+跟投”的模式，那么就有可能产生领投人与融资方恶意串通，联合对投资方进行欺诈的法律风险（2014，杨东； 刘翔）。而且，这种风险对于单一投资者来说，维权成本又太高（2014，杨东； 刘翔）。

其次，就像保险、银行可能有的霸王合同一样，众筹平台与投资方签署的协议也可能是只对平台有利的协议。投资人签署这份协议，就可能吃亏。同样的，一但产生问题，维权成本也很高（2014，杨东； 刘翔）。

4.众筹融资方有哪些法律风险？

对于融资方，融资时要披露企业、产品信息，那么就有可能面临被侵犯知识产权的风险（2014，邓建鹏）。另外，融资方非法或不当使用筹资资金的，也可能会构成集资诈骗罪。

三、上述论文认为应如何防范众筹法律风险？

1.防范众筹法律风险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专家学者防范众筹法律风险的观点，来源多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主要借鉴了美国《JOBS法案》等内容。因此建议多以立法规制和行政监管为主。

2.建议立法做什么？

第一，在立法上将众筹合法化，并纳入监管。对证券法进行修改，使之能监管众筹平台发行证券。同时放宽对众筹的管制，如融资方的股东人数上限可突破200人等（2014，吴凤君； 郭放）。甚至可专门建立小规模公开发行股票制度，为众筹预留法律空间（2014，张雅）。第二，对《刑法》的“非法集资”等罪名进一步明确，使众筹的证券发行、集资行为合法化（2014，杨东； 刘翔）。

3.建议行政监管做什么？

第一，要借鉴美国《JOBS法案》，规范众筹平台管理：事前，由证监会对众筹平台的准入、信息技术水平、业务操作流程、风控、管理等设定准入标准；事中，对融资额、融资方信息披露进行监管；事后，对违规操作的众筹平台予以取缔或整改（2014，吴凤君； 郭放）；第二，要对众筹投资人的资格条件作出明确规定（2014，吴凤君； 郭放），设置募集资金和单个投资者投资金额两个上限（2014，梁清华）；第三，明确平台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投资者风险教育、融资方信息披露等（2014，梁清华）；第四，要强制实行第三方资金监管（2014，吴凤君； 郭放）；第五，可以把四板市场作为众筹实验场，总结经验（2014，张雅）。第六，对投资方通过众筹获得的股份要有一定的锁定期限（2014，梁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