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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9日，互联网金融P2P网贷行业发生了一件大事，深圳融金所P2P平台被福田区公安调查，18名高管被带走，其中8名被刑事拘留。虽然2天后的9月11日，8名高管全部取保，但此事件仍引发了行业的强烈震荡。

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公安主动出击，与以往平台出事后的打击不同，这被认为是P2P监管从事后转向事前的标志性事件;二是融金所知名度较大，有31家分公司，日均交易额达2000多万，累计交易额达47亿，是个大平台。令不少从业者如惊弓之鸟、感到自危。

我作为融金所的法律顾问，自然卷入这场事件的风口浪尖。我从事律师工作30多年，从来没做过法律顾问，主要嫌法律顾问事务过于繁杂，但在几个月前，融金所孙明达董事长多次请我做法律顾问。他说，一是因为他们确实想依法治理企业;二是看重我是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的院长，以及曾在人民银行总行、司法部、深圳司法局、深圳律师协会就职的背景。而我也被他们的真诚所打动，看得出是有创业理想、有互联网思维的青年，想帮帮他们。同时我所在的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也是主营金融业务，我也想借此解剖下麻雀，研究一下P2P行业这一新生事物所存在的法律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生了融金所被查的事件。

9月9号上午10点，我突然接到孙明达董事长来电，说公安去人到融金所调查。我当时认为是例行检查，随即派了两名刑事律师半小时后赶到了融金所，当时已有十多位警察在公司门口警戒，只准进，不准出，气氛很紧张。律师向公安表明了身份，代表公司回答了公安提出的有关问题。主要涉及经营模式、资金走向、资金池、自融、拆标等问题。由于律师对公司情况较为熟悉，与公安的沟通也还融洽。另外，公安又询问了公司十多位高管。最后，公安决定要带走18名高管协助调查。在临走前，律师要求对18名高管进行法律辅导，公安没拒绝。在公安的陪同下，律师向高管员工宣讲了接受公安调查要注意的问题，并进行了心理疏导。随后，公安将18名高管带回公安机关录口供。

我所随即开始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分为三组，一组负责分析融金所经营模式是否存在违法犯罪的问题，并起草法律意见书;二组负责向政府有关部门紧急汇报情况;三组负责与媒体进行积极沟通，引导媒体客观报道，防止引起群体事件。当天深夜3时，我们将写好的法律意见书送给公安，后来警方决定释放10名高管，并宣布将8名高管刑事拘留。第二天，我们又越级向上级公安机关、市政府、金融办、区政府反映情况。

我们认为：

一、融金所P2P平台债权转让模式是行业内通用的模式，受合同法保护，现行法律亦无禁止性规定，按照“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的法理，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二、融金所不存在自融拆标等触碰“四条红线”的行为。虽然客观上因经营模式可能形成资金池，但资金已委托第三人监管，并未落入个人账户或挪用;

三、融金所经营两年来，有6万多投资人赚了钱，3万多借款人成功融资，3万多宗借款未发生投诉，资金链未断，经营正常，社会效益良好;

四、如果抓人、封账、停业，就会人为造成资金链断裂，投资人挤兑，必定引发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五、融金所在行业内属于领军企业，如作为犯罪处理，会打击整个行业的积极性，不少企业如迁至珠海、东莞等地，对深圳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将是重大打击。

政府和公安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表示不查封公司账户，也不责令停止营业，并于当晚将8名被拘留的高管取保候审。孙明达董事长也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此处理结果出乎融金所和行业的意料之外，使平台的业务迅速恢复了正常，没有发生严重的挤兑现象，更没发生群体性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圳福田公安的指导下，融金所立刻进行了自查自纠，制定整改方案，决定将平台债权转让模式改为纯平台模式，由银行进行第三方支付监管，愿意清退的投资人保证做到全额清退。从而重新树立起投资人对融金所的信心，业务量不降反升，使行业对融金所的前景刮目相看。上市公司九鼎投资、团贷网等纷纷向融金所投入巨额资金入股，成为中国P2P企业第一宗重整成功的案例。融金所浴火重生、破茧成蝶，更加壮大，走上了准备上市的道路。

取得这样的结果是始料未及的，这要归功于深圳福田公安的创新式执法。他们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今天，主动适应新形势，在增强风险意识的同时，坚持创新驱动的人性化执法。允许P2P企业创新试错，但不让企业伤筋动骨，又达到敲山震虎的整改目的。在执法中，福田公安能够认真听取律师的法律意见，正确处理了打击与保护，宽容与严格的界限。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种“福田模式”值得全国的公安学习和借鉴。

然而，也不得不看到，“福田模式”仅是处理融金所事件的个例，是融金所的幸运。在深圳在全国有许多P2P企业没有这样的幸运。在这次“5+3”严打行动中，仅深圳就有100多家P2P企业被查处，上千人被拘留逮捕，在全国范围内，打击面就更宽了。结合融金所事件和全国公安对P2P行业监管现状，我认为公安的执法存在以下八个痛点和盲区：

1、 机械教条的执行非法吸存恶法。

非法吸存罪是18年前为了维护四大银行为首的国有银行垄断地位而设立的罪名。18年后，已有400多家银行，包括上市银行、外资银行、民企银行，都已经成为银监会管理下的平等市场主体，继续维护银行的垄断地位，打击民间借贷已经不合时宜。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横空出世，直接将富人的钱联系到最需要钱的穷人和中小企业，使万众创业成为可能，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如果固守旧法，目前P2P行业大部分都与非法吸存罪高度竞合。俗话说，“法不治众”，如果老百姓都犯法，执法者就应该醒悟到是法出了问题，不可能是老百姓都错了。这样陈旧的恶法就应该废止。

有人说，打击非法吸存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只有存银行才有保障，但是半年前银监局就公布了银行破产最高赔偿额为50万，还谈何保障!我相信总有一天非法吸存罪会像“投机倒把罪”一样寿终正寝。

有人说，“恶法也是法”。我认为，“恶法不如没法”，尤其在互联网金融创新领域，在深圳这样改革开放的特区，在成文法滞后的情况下，应该学习国外的判例法。一个新的经营模式的对错，最后应由法院裁判，在深圳可由最高院巡回法庭认可后作为指导案例，起到补充立法的作用。

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当然对立法不能指手画脚，但作为执法者，对执行这种陈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恶法，在执行时绝不能机械的照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创新的思维，做到“恶法善用、死法活用”。在执法理念上要“新”、在执法态度上要“善”。执法要留有余地，尽可能的避免伤及无辜。宁可错放，不可错抓。

2、 颠倒先民事后行政，最后刑事的执法顺序。

众所周知，调整社会关系有各种法律。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行政法调整公民、法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刑法则规定犯罪和处罚的法律，它是以剥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最严酷法律。所以，在法理上刑法一定要保持谦抑性。也就是说，能用民法调整的，就不要政府干预，需要政府干预的，就不要公检法出手，除非政府行政干预无效，万不得已，才能用最严酷的刑法来治罪。

令人遗憾的是，在对待P2P的执法上，本来是违约的民事问题，但一经投诉，公安机关往往就介入侦查，立案抓人。甚至经常成为竞争者打击对方的手段。这中间，缺少银监局强有力的行政监督的程序。究其原因，这与行政机关对P2P管理的主体、职能、责任不明有关。表现为银监局、金融办对互联网金融行政管理不作为，不担责。

想当年，我在央行条法处工作，最高法院来函征询，“何为高利贷?”，处长让我拿主意。我说，香港《放贷人条例》都规定到了银行利息的十倍，我们将来也要搞市场经济，就定个五倍吧。处长说，毕竟现在是计划经济，就定三倍吧。后来，司长说，双方各有道理，就折中定个四倍吧。并指定我给最高法院回了函。最高法院写入了民事审判工作纪要。一用就是三十年，实践证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作为行政管理者，就应该敢担责，有作为。这样才能把P2P存在的大量问题用行政手段(警告、罚款、吊牌等)予以解决，也可以借鉴对逃税的处罚模式，先行政处罚，第二次逃税才追究刑责，从而避免行政缺位、公安越位的现象。

3、 执法底线不明，企业无所适从。

融金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许多互联网大佬集聚深圳研究对策，“今日轮到他，明日轮到谁”，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寝食难安。他们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公安的执法底线究竟在哪里?什么情况下就可以出手抓人?”。在与公安的对话会上，许多企业家也提出这个问题，公安也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们问到我怎么办，我说，“每个企业准备一个人，一笔钱，这个人熟知企业，但不要担任职务，一旦出事，高管被抓，就可出来主持大局，一笔钱可放在律师楼或他处，企业出事，这笔钱不会被查封，可以用来请律师”。

依法治国是举国上下的共识，要公民遵守的法律必须予以公布，这是法的基本特征，换言之，法律应该让人们在实施某种行为之前，就可以预知行为的后果。只有明文规定的法律，才能让公民、让企业好遵守，而不是无所适从。“进一步是犯罪，退一步是创新”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当然，刑法里有非法吸存罪的犯罪构成，最高院也有四条司法解释，但这都是很抽象的。作为P2P的经营者，很难具像化的知道公安介入侦查的底线。他们提出，能否将“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群众闹事”这三项作为公安介入侦查的底线，如果有这三项中的任一项出现，公安就可介入侦查，企业因有预期，就会防范这三种行为的发生。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有道理的，虽不很科学，但容易掌握，使被调查者心服口服。当然，侦查不等于抓人，即使需要抓人，因不是暴力犯罪也应大量适用取保候审。

另外，我建议，银监局应该强制性规定，每个地区都要成立独家的P2P协会，实行信息强制披露制度，每个P2P企业都要定期向协会提交坏账率和投诉率。如超过20%以上的就移交银监局查处，超过30%以上的移交公安机关查处。

4、 只要触碰“四条红线”即予刑事打击。

不要触碰“四条红线”是公安经常告诫P2P企业的警言。言外之意，只要企业碰触了“四条红线”，公安就会打击。

据说，四条红线是来源于银监会某领导在某次会议上的讲话，虽然讲的可能有道理，但这毕竟是个人意见，充其量是银监局内部的执法参考，不是法律法规，更不是公安出手打击的刑法依据。

另外，前段时间颁布的“十部委指导意见”，经查，立法法也没有规定“指导意见”是何种位阶的法规。即使算部门规章也应该冠以“规定、规章、指示、命令”以表示其约束力。而“指导意见”是什么呢?是建议还是参考，要不要必须执行呢。所以，我认为十部委的“指导意见”和“四条红线”都不能作为公安刑事执法的依据。即便违法也不等于就是犯罪，刑事执法的依据只能是刑法和两高的司法解释。

5、 坚持先抓人、后封账、再停业的陈旧执法模式。

公安机关对于杀人放火暴力犯罪执法模式非常规范，对于经济犯罪采取先抓人、后封账、再停业的执法模式也很普遍。所以，对P2P等互联网金融类犯罪这类的执法模式往往也采用这种执法模式，很容易给企业造成很大伤害。

一是P2P企业非法吸存大多是以公司名义进行经营，一旦触犯刑律，所有高管全部涉罪，如全部抓人势必造成公司群龙无首，管理混乱、信誉全无。因此，建议公安机关对P2P企业的侦查不要大张旗鼓，立案要慎重。最好不要抓人或者尽量少抓人，抓了以后查明案情，尽量采取取保措施，以保证企业的信誉、稳定和正常经营。

二是P2P企业经营的是资金，因此公安机关抓人后紧接着就会查封账户。这样客观上会人为造成资金链断裂，引起投资人挤兑，引发群体事件。因此，建议不要轻易查封账户，如防止资金外逃，可由公安通过银行进行账户监管，尽量不影响企业的正常资金往来。

三是P2P企业的吸存行为一旦被认定涉嫌犯罪，公安往往会责令停止营业，看起来是终止犯罪，其实容易滥伤无辜。因为一个企业、一个经营模式是否为犯罪，最终应由法院决定，如果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就将公司停止营业，无疑就是宣判企业死刑。一旦发生错案，法院不判，公安机关势必要进行国家赔偿。而企业的损失破产则不可挽回。

6、 除纯平台以外的P2P模式都认为是犯罪。

在涉及非法吸存的执法中，公安机关经常苦口婆心的对企业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婚姻中介、房产中介那样做成纯信息平台的模式呢?”还有的说，“除纯平台模式，其余的模式都涉及非法吸存，都是犯罪，抓哪家都不会错”。

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首先，婚介中的人是法律上的特定物，不可分割，房介中的房产也是特定物，也不可分割，而P2P企业经营的是货币资金，法律上叫种类物，是可以分割的。为此，P2P企业为了提高成交效益，用法律允许的债权转让的模式连接借款人和出借人的需求，主动批量化化整为零，提高配比效率，实现资源最快、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这正是互联网的特点和魅力所在。试想，如果有一个一千万的借款需求，拆成10个百万的小标，在互联网上很容易配对满标。

不可否认，这种债权转让模式和化整为零的做法，由于时间错配，会产生资金池和流动性风险，但我认为，只要严控资金池的监管和流动性风险的防范，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可以避免和克服的。不能因噎废食，否定 P2P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更不能对纯平台以外不成熟的经营模式都以犯罪论处。

7、 凡P2P企业涉嫌非法吸存一律不定单位犯罪。

大家知道，我国刑法有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不同主体。在处罚上，自然人犯罪较重，单位犯罪较轻，在对P2P企业非法吸存犯罪中，公安机关大都不把P2P企业作为单位犯罪，而是作为个人犯罪从重打击。这也是违反刑法本意出入人罪的。我在1982年就首次发表了单位犯罪的论文，86年的海关法最先采用了我的建议。我认为大部分的P2P企业的非法吸存都是单位行为，由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商业模式，高管去执行，获利后由股东分配。这和三人以上的犯罪集团是绝对不同的，也不同于自然人犯罪。公安机关在执法中也都把股东、董事、高管、甚至员工列为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也是当作单位犯罪对待的，但却以自然人各自立案。这在犯罪主体上的错误认定，导致对P2P非法吸存涉案人员的重判，应该加以改正，以求从轻的公正判决。

8、 错将投资人当受害人保护。

公安机关提前介入非法吸存侦查的主要理由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在实践中也是把投资人当作受害人来进行保护，利用公权力和纳税人的资源为其追讨经济利益和赔偿，这是完全错误，应该拨乱反正的。

首先，投资人和出借人以及平台之间是平等主体下的合同关系。在合同和平台网站上一般都有风险提示，投资人是明知平台的经营模式和投资风险，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进行的投资行为。这和被抢、被盗等刑事犯罪的受害人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借款人和平台是罪犯，投资人也应是共犯，因为三方的共同行为侵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其次，非法吸存罪保护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制度，而不是公民的私人财产，公安机关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义务利用公权力和纳税人的钱为投资人讨债追偿。应引导投资人去法院以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其权益。

最后，如果公安机关为了维稳，只要投资人闹事，就要维护其所谓的合法权益，将会造成恶性循环，使公安机关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维护其私人利益。特别是要P2P企业甚至股东都花钱消灾，这对P2P企业很不公平。长此以往，会导致投资股票、彩票的投资人效仿，给政府施压发难。

总之，融金所事件是坏事变好事，企业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典型案例。希望全国的公安推广学习“福田模式”，提高执法水平，打击问题平台，保护善待真正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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