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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传统金融怎么了？

新经济旧疾

上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步入“新经济”时代。新经济之“新”在于技术和微观主体创新活跃，市场竞争加剧，经济周期的冲击力度降低，GDP增幅下降且逐步收敛，以及经济的波动率被缓释。

理论表述如此，而实际的股票市场却反其道而行之，愈发呈现高竞争和高波动状态, 股票指数波动率反映出的经济波动性与新经济的周期特征存在不一致，全球金融市场指数的高波动性与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减幅论出现背离。

究其原因，首先，宏观经济方面，虚拟经济愈发呈现出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的经济形态；中观市场方面，金融市场的重心逐步转向衍生品市场，衍生工具的波动放大且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微观主体方面，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性决定了定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基础产品价格决定过程中理应遵循的价值规律。因此，尽管新经济在体量上数倍于旧经济，但其波动性始终未有效收敛，旧疾尤存。

危机后各国监管机构纷纷出台强化监管措施。如欧美推行的旨在检验银行风险承受力的压力测试、以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为目标的巴塞尔三资本新规、以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核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限制大金融机构投机性交易的沃克尔规则等。传统金融的监管合规成本及法律声誉风险陡升。

旧的市场体系一定程度上失灵了，市场经济理论圭臬有所褪色，自由主义不干预的“原教旨”受到挑战。危机后，全球主要央行无一例外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并稳定金融市场。从2008年到2014年，美联储与英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约4 倍，日本央行扩张了2倍，欧洲央行扩张了1.7倍。对传统金融改造，计划与市场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伴而生，两套工具都要用，而且都要用好。

货币政策制定程序愈发脱离规则主导，转为数据主导。美联储由“泰勒规则”变为以核心数据（CPI和失业率）为靶向决定货币政策。同时，整体经济仿佛运行到了凯恩斯定义的“流动性陷阱”，一些欧洲国家短期名义利率进入负利率时代，货币政策效力大减。于是传统金融进入到陷阱颇多的不熟悉领域，甚至诸多元素是长时间未见的，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动态适应、调整、优化，成为必须要先破之题。

传统经济金融存在自身无法解决的病灶。如海曼·明斯基所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本质上是内在不稳定的，根源在于追逐利润的投资、融资等市场行为的不稳定。他既反对完全的自由主义也不赞成对总需求进行微调、刺激，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和救助，实际上是为更大的危机创造条件。因此，去稳定一个不稳定的经济金融并在动态进程中调整始终变化的经济金融，对能力体系要求之高前所未见。

传统金融需七变

如何改造“旧世界”？互联网金融既已出现，传统金融是否会消亡？事实并非“二选一”的非此即彼。

首先，并没有出现多个成熟的互联网机构挑战传统金融；第二，纯粹的互联网金融在大口径金融交易量的占比并不高；第三，消费者并没有在全面拥抱互联网的同时抛弃传统金融，而是左手传统金融、右手互联网金融，鱼与熊掌兼得。所以传统金融不是消亡，而是如何将传统金融与互联网“+”起来。

金融无可取代之处在于其能够高效配置资源，有效提升资金的运转速度，提升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金融的三项作用体现在：促进交易成本的下降、实现资产保值增值、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不透明。金融如此，互联网如此，互联网金融更应如此。

互联网时代是信息从不透明到透明、从经验数据到大数据的时代，是科技延伸媒介、媒介更新人文、人文重塑商业规则的时代。新时代，传统金融如何突围?关键在于七变六合。

变一：三观尽改。盈利观由“一日三餐”到“少食多餐”，由依靠利差，变为将金融流程的任何环节经济化、收益可测算化，从精细管理中实现效益；客户观由“二八定律”到“长尾效应”，在巩固贡献90％利润的10％的客户的基础上，覆盖并服务数量众多的“草根阶层”；风险观在管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之外，扩展到声誉风险、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全面风险管理。

变二：网络迁徙。高度复杂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将通过线下解决，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向线上迁徙。传统金融通过网络迁徙不断瘦身，瑞士银行、瑞士信贷、花旗银行等都对原有的物理渠道进行了缩减，形成了更为高效、更为顺畅的物理加虚拟的新循环体系。

变三：异族入侵。新模式不断挑战传统金融，P2P凭借提高投资人回报、降低融资方成本，有效启动了原本处于相对静止的金融资源，使其高效运转；众筹在中国本土化成投资新渠道，使融资更开放、更便捷、更大众化；影子银行是互联网概念在金融领域的重新安排与调整，将业务从表内转到表外。传统金融需要应变，或复制或合作，融合进入市场的新元素、新对手。

变四：绿色革命。互联网推动传统金融由资本驱动转为轻资本，传统银行资本金要随着资产扩张不断增加，而互联网金融能够使很多业务通过资产负债表之外的新循环系统实现，银行由重资产负债表向轻资产负债表转换，原有的规模偏好向范围经济和规模效益并重跃升。

变五：目标定位。管理目标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变为相关方利益的最大化。互联网金融不仅关乎价值链，更应形成价值网，价值网中环境、社会、员工、公共服务等任何一点处理不好，均会影响公司的价值，管理目标愈发显得网络化、极致化。甚至，最基本的信用体系也已经内化在网络之上，互联网再造了一个熟人社会，把熟悉的人、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文化、熟悉的行为、熟悉的习惯，在互联网上再造，而这些非结构化的要素构成了互联网信用评级体系的基础。

变六：模型突变。传统金融奉行“无私不稳”，强调了零售银行业务的重要性，而现实情况是零售银行业务成本不可承受之重，业务脆弱性十分显著。例如西班牙Bankia银行曾驱车设法安排偏远地区的客户能享受到银行服务，然而这家银行却是欧债危机爆发后最先倒闭的大型银行。可见，如果继续用零售银行来支撑商业银行盈利，势必要借助新模式、新媒介、新渠道，特别是借力多维大数据提升满足长尾人群需求的能力，模式触网后方有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满足海量零售客户需求的可能性。

变七：监管之殇。监管要从过去的单一监管、金融监管，调整为泛金融监管、广义金融监管，从机构与功能监管延展到把数据与信息监管涵盖在内。

拥抱互联网需六合

变革中的传统金融将与互联网金融实现多层次的融合。

合一：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互联网与金融的共性，以人为本就要降低交易成本、保值增值、增进信息透明度。马歇尔·麦克卢汉说“一切技术都是人的延伸”。从理性时代到感性时代，从慢时代到快时代，从垂直时代到扁平时代，从奋斗时代到娱乐时代，周而复始。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自我的时代，媒体是自媒体，金融是自金融，无论金融机构存在与否，以人为本的内驱力都能驱动金融需求的全方位满足。

合二：市场再造。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分野趋向模糊，金融服务及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环节日趋重合。通过网络捕捉需求，设计产品的同时在线交付产品，交付的过程同时也是消费的过程，客户反馈的过程也是产品修正的过程。未来Online 与Offline的界限将逐渐模糊，消费者永远在线，线上线下将相互融合，最终O2O也将变为O&O。

合三：服务再造。服务要整合重塑，其一是入口整合，包括网点整合、电子银行整合、网络银行整合、人员整合等；其二是场景整合，将金融“生活化”融入客户不断变化的生活场景中；其三是产品整合，产品更加多元化、个性化。所有线性流程和非线性流程高度整合的终极目的是留住客户。

合四：信息再造。信息再造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信息系统安全可控。IT系统对外依存度过高是中国银行业的“阿喀琉斯之踵”。银行主机几乎都是“舶来品”，数据库和软硬件外包了技术，也外包了安全，系统结构“拿来主义”，信息管理分割掣肘。

未来一旦进入“云端”，就是大数据及云处理，若系统的大脑在可控范围之外，安全性、准确性、可管理性、应急机制等均存在不确定因素。中国银行业信息再造的第一站是掌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动权，继而在大数据和云处理上下功夫。

合五：文化再造。金融与互联网融合的结果是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大幅度提升，“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与互联网相伴而生的80后、90后的“数据原住民”逐步成为互联网金融消费的主流。 “数据难民”（1966年以前出生）更习惯传统线下金融产品，夹在中间的是“数据移民”，是互联网金融积极争取的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将淡化年龄标签，成为“数据移民”，移民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是文化再造的过程。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合六：政策再造。互联网金融时代，没有单纯的国别问题，也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国别政策将让位于国际协调、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对话机制等，金融政策将让位于经贸、社会管理、环境等立体政策体系。

总之，传统金融在处理庞大的信息和多元化的需求时存在短板，所以体系再造围绕信息展开，把信息变成最核心资产，是互联网金融的永恒主题。“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互联网时代改造传统金融要真正把握产业的核心驱动力，即增进人类的福祉，唯此互联网金融才能长久，唯此金融之树才能在平衡之间长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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