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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久必合，合久必分。2003年实行的金融分业监管走过13个年头之际，统一的大金融监管变革似已摆在案上。

“从国外经验来看，就是‘一行三会’合并，国外大多都是金融管理局来统管。”11月19日，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对《华夏时报》记者称，大金融监管机制能让金融机构避免多头管理，又避免监管部门之间制度等方面冲突。

然而，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目前“一行三会”的架构下，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地达到混业监管目的，市场激辩不止，是保持“一行三会”的前提下成立一个由国务院直管或由央行牵头的大金融监管机构来进行统管，还是干脆“一行三会”合并，成立一个超级大金融监管机构，抑或是寻找第三种途径？

钱荒来袭、股灾突至背景下，不管怎样，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都已箭在弦上。“根据前一个阶段资本市场的波动，也适应国家金融发展混业越来越多的趋势，所以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称，具体的改革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

股灾导火索

分业监管之下，近年的风险事故频频发生。

“金融领域其他的改革进展并不好，比如监管体制的改革，因为这方面的改革滞后，造成了最近股市的大灾难。”11月18日，国研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财经》年会上说。

A股始发于今年6月15日的股灾，上证指数从此轮高点5178点直落，截至8月26日跌至最低点2850点，两个多月时间上证指数几近腰斩，逼迫国家动用超过万亿资金救市。对于这场高杠杆资金引发助涨助跌的惨痛教训，原央行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总结称，因监管制度、资本制度存在缺陷。

东方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剑分析认为，此轮股灾触发点是清查配资，而配资则有银监会与证监会协调不当的因素。

当时大量股市配资来自银行、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行业，股市持续暴跌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何应对单一监管部门已非所能，高效的统一监管摆在面前；然而，在各自为政的分业监管之下，这场风险历经两个多月才平息下来。

此前，流动性事故则接二连三发生，2011年下半年发生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2013年6月货币市场钱荒汹涌，均暴露了分业监管的缺失和漏洞。王剑称，“金融体系演绎了两年一度的流动性危机，均有各监管主体协调不当的根源。”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则认为，现有的监管框架在应对不同金融产品间的“跨界风险传染”时，防范危机的能力已经非常低下，金融监管架构应跟随金融市场当前风险结构及来源构成而演变。

股灾之后，管理层已痛下决心改革。11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制定十三五建议的说明”中明确提出：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11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杨伟民解读“十三五”规划时明确称，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

合并“一行三会”？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无可避免，那么摆在面前的是，分业监管之下的“一行三会”如何整合或者改变，才能形成高效统一的大金融监管格局？

《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了解到，相关部门近日就此召开了研讨会，组织各路专家进行闭门研讨，讨论哪种方式更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

巴曙松认为，有三种监管模式可供参考，第一种是类似美国保持多头监管的模式，在跨领域的产品和机构的连接部位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同时央行保持主导地位；第二种是类似澳大利亚的双峰模式，该种模式由行业监管及机构监管组成；第三种是类似英国式的央行与监管机构全部整合的“超级机构”，货币政策和监管行为全部整合在一起，同时在央行和监管机构之间设置防火墙。

简单说就是，一种方式是在现有“一行三会”之上，再另行建立统一大监管机构，行驶稳定协调的更大权力；另一种方式是将“一行三会”合并为一，成为统一的、超级大金融监管机构。

11月20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本报记者称，央行是金融基础设施的管理者和市场流动性的最终提供者，考虑到国际做法并结合中国国情，“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做好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有机结合，构建由央行作为牵头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郭田勇认为，保留目前的“一行三会”，同时以央行牵头再成立统一的大金融监管部门，实行“双峰”管理模式。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称，可以考虑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一个类似FSOC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最终职能的落实还是要由一个机构来承担。

然而，林采宜认为，另行建立协调监管部门无效，“上面成立一个部门，下面再分业监管，不是又分岔了吗？多出一个部门，效率就会更低了。”林采宜强调，此前金融联席会议没有效果，就说明此法走不通，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一行三会”合并。

2013年8月，国务院发文成立由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目前平均两个月开一次会，每次都讨论几个跨部门金融监管议题。但是此次更大级别风险——股灾的发生，证明上述联席会议制度的局限性。该会议“一行三会”均为平行级别机构，议而不决不足为奇。

那么，如何对“一行三会”进行合并？如果按照美国多头监管模式，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即是赋予央行主导权，并且把银监会并入央行，保留证监会和保监会。然而，这种模式也不能解决此次股灾所导致的风险传染。

有声音称，保监会仅涉及保险理赔，本身并无融资功能，可以独自保留在外，其他一行两会合并。

“如果硬要留在外面，央行可以留在外面，因为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可以相对独立。”林采宜则认为，要想达到统一的大金融监管，至少“三会”要合并。

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则表示，金融业分业监管面临严重挑战，当务之急是应由总理或主管金融的副总理担任由“一行三会”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部级联席会主席，将成员单位扩大到发改委和财政部。成熟后，将“一行三会”合并设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牵一发动全身

巴曙松认为，任何的政策改革都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中国金融监管改革应该参照国际模式已作出的探索，吸取经验，结合中国情况做出判断。

目前金融的多头监管，究竟是走向未来的“双峰”监管，还是最终走向统一监管，均需要进行大力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更加高效的防范风险，还需要制度的配套建设。

林采宜表示，没有什么体制可以根本解决风险，只能是解决弊端的危害性；监管体制改革是尽量降低风险，不可能彻底消除风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仍需要很多配套制度的跟进，包括监管者的职业素质、整个金融网络信息系统完整性的建立、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完善和改进。

世界银行全球金融与市场局前首席金融专家王君曾称，金融机构的领导者、监管者、金融政策的决策机构均痛感人才的缺少，来了博士，觉得派不上用场，来了硕士更派不上用场，这种现象长期在中国存在。

除了人才，包括资本市场、汇率市场、利率市场等各个金融层面的改革、制度完善，以及如何与国际接轨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但这又牵涉到更宽广层面的改革。

“如果不能够配合进行其他经济方面的改革和法治体系的建立，金融改革的单项突进是不能持续的。”吴敬琏称。

“如果说现在只有30分，那么合并后能达到60分，如果要达到90分，仍需要包括制度等方面一系列的推进。当然做到100分不现实。”林采宜认为，“一行三会”合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合并比不合并要好得多，合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因为如果不合并后面的配套跟进也无从谈起。

无论如何，金融体制改革、成立类似的大金融监管机构已成为方向，只是以何种途径去实现而已。

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全世界都在混业，而我们在分业，当时全球是不混业监管就会导致金融问题，而我们是相反的，借鉴经验要谨慎。重提金融综合监管，是因目前金融体系已高度综合经营。

金融行业处于混业经营的现实之下，分业监管的时代注定要远去，混业监管又重回格局，一个大金融监管时代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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