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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俗称“央行”）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进一步明确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战略目标，研究移动支付、支付清算和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多场景应用。这一举措预示着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渐行渐近，而支付体系的不断丰富，也将助推普惠金融的发展。在G20杭州峰会上，数字普惠金融是焦点话题之一，并发布了金融领域的首个国际性的共同纲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共包含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为数字普惠金融构建良好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等在内的8个原则、66条行动建议。

数字货币快速发展 对货币的起源与本质的探讨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回溯货币发展史，货币已经历了实物货币、称量货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四个发展阶段。1952年，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率先推出了全球第一张信用卡，一种新型的金融交易中介——电子货币开始进入商品经济市场。20世纪80年代，通信网络、数字加密和分布式技术的发展为2009年比特币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独有偶，2014年10月，在大英图书馆的一场关于比特币未来的技术研讨会，让业界发现了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伴随着Fintech（金融科技）理念的普及和网络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如同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特别地，数字加密货币作为区块链的货币1.0，被大量应用在跨境贸易、支付清算和商务汇款方面。据Coinmarketcap统计显示，截止到2016年3月，全球共有656种数字加密货币(以下简称“数字货币”)，总市值高达81.43亿美元，虽然相对于全球广义货币量（M2）还很小，但是同比2015年3月的63.46亿美元的累积总市值，增长幅度高达28.21%。并且，比特币、以太币、瑞波币和莱特币四种数字货币市值之和超过了总市值的95%。因此，货币已开始由信用形态向数字形态跨越，数字货币时期已然来临。

金融普惠演进之路 近年来，普惠金融进入我国国家发展规划是有章可循的，实际上，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和实践在国际上早就存在。

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创办了一家名为格莱珉的乡镇银行，开启了孟加拉、印度和巴西等国小额信贷模式，成为全球普惠金融首创。2005年5月，国际劳工协会组织的全球会议上提出“建设包容性金融部门”（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的建议，“包容性金融”成为“普惠金融”一词提法的前身。同年9月的联合国峰会上，各国首脑相继提出“获得金融服务的需要，包括通过微型金融和微型信贷提供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对于贫困者”，普惠金融的理念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普及。2007年3月，肯尼亚移动运营商Safaricom推出手机银行业务M-Pesa，目标是为了给肯尼亚当地居民支付手机通信费用提供便利，后来在全非洲地区发展，逐渐衍生成为农民、妇女和蓝领工人提供转账支付和小额信贷服务。由此，肯尼亚模式成为全球最为成功的普惠金融首例典型应用。

我国对于普惠金融一直持积极引导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我国部分农村落后地区引进和推行孟加拉乡镇银行模式，即格莱珉银行模式，成为我国普惠金融首次试点。2003年，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央鼓励农村信用社为农户积极发放小额信用贷款。2008年初，央行和银监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鼓励铺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物理网点，推进农村金融改革。2009年，“inclusive finance”被翻译成“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的提法出现在全国各项政策文件和报刊文摘中。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2016年1月成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国务院正式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首次把发展普惠金融提到国家发展规划的高度。进一步地，同年9月，在我国杭州的G20峰会上，我国政府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让可编程数字普惠金融的先进理念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和普及，引领国际社会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浪潮。 数字货币助推普惠金融的天然优势 我国利用数字货币促进普惠金融的大力发展具有天然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互联网+ ”的日趋融合及科技金融的全面普及，数字货币从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交易成本和便利程度三个方面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首先，数字货币从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手机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为多场景支付体系的搭建创造了可能。数字货币支付体系可依托于互联网、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将账户开立、现金存取、储蓄信贷、支付转账、征信、保险、结算清算等业务的覆盖面拓展至世界各地，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的农村地区，将金融服务普惠到中小微企业和一般消费者。

其次，数字货币能降低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便利性。举例来说，商业银行通过物理网点的建设来服务于普通消费者跨地域的金融需求，但纸币的发行和流通所需的运输成本十分高昂，并且，网点的人力物力投入大，运作效率低。我国通过央行和商业银行的二元模式发行和流通数字货币，为消费者创造了一种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应用消费场景，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对接，推动产融结合。特别地，跨境贸易支付是数字货币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如表1所示，与传统的电汇、西联国际汇款对比，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汇款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大幅降低，并且可以实时追踪汇款状态，为金融的普惠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最后，数字货币的普及能够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消费者的满意度。未来，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让普通消费者对业务融合、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总的来说，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未来的金融服务将依托于数字货币技术，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金融的流通半径将会明显缩短，融资难、门槛高及服务差等普惠金融亟待解决的问题，都极有可能通过移动支付或数字货币来解决。 数字货币未来可期 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2008年的美元危机、2010年的欧元危机让国际社会开始寻求更高信用的国际货币，2009年以后，商品经济市场陆续出现了比特币、莱特币、瑞波币等近650多种数字货币。2014年开始，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发展，各国央行和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开始研发数字加密货币。

据《人民日报》近期刊登的《传统银行为什么看上虚拟货币》显示，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桑坦德银行和纽约梅隆银行开始联合研发新的数字货币，并与英国券商ICAP共同向各国央行推荐该多功能结算币，希望建立区块链交易结算标准。此外，中国、英国、荷兰等国家也已开始研发国家级的法定数字货币，经过国家税收、声望等作为信用背书，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作为数字货币进行发行，初见成效的比如厄瓜多尔币、英国的RSCOIN、加拿大的CAD-Coin等。在传统金融机构层面，高盛、花旗等商业银行已开发出了用于支付结算的电子货币“SETLCOIN”、“CITICOIN”，不同于传统商业银行中心式的交易记账方式，区块链技术开发的电子货币采用的是点对点的直接撮合模式，因此，金融机构不仅仅能从全新的数据存储、维护和验证方式上节省成本，更能以关闭物理网点、解放现金业务服务人员等方式来改善银行的经营模式，提高经营效率。

然而，对于普惠金融而言，小额信贷最根本的问题——信用评估，目前尚不能通过数字货币来进行解决。由此，业界提出了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建设信用体系的设想，区块链和征信作为金融科技领域的两类工程技术，两者的融合并不是偶然的，区块链作为互联网架构上进行价值传递的一种协议，信用无疑是价值交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此，“区块链+征信”的融合解决方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举例来说，近期，我国的第三方征信机构甜橙信用与区块链服务提供商布比网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旨在通过区块链技术的高度共识、集体自治、匿名追溯、不可篡改、公开透明等机制来搭建一个开源的信用系统，全力推进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因此，在区块链金融时代，全民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现代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已初具雏形，数字货币等区块链应用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随着科技金融的崛起，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国家级的数字货币势必将助力普惠金融的实现。只是我国要实现法定数字货币尚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法定数字货币体系与传统货币体系如何平稳过渡，值得深入关注。尽管如此，数字货币的未来仍计日可待。

（文/杨望 曲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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