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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潮找到旧技术

尽管区块链被认为是“与1975年的个人计算机、1993年的因特网同样具有革命性(的信息技术突破)”[1],但是其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发明,而是对现有的技术资源进行的创新性整合和应用。具体的说,区块链技术将P2P网络、公钥基础设施(PKI)、密码散列及椭圆曲线加密(Cryptographic Hash and ECC)等三大技术模块综合运用,形成了一个安全性和可靠性较高的分布式簿记系统。这三大技术都是20世纪末的信息技术成果,并且在区块链出现之前,已经在产业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区块链整合的三种“旧技术”,在自由意志主义、技术乌托邦和网络无政府主义等三种“新思潮”(以下简称“新思潮”)的推动下,在向往绝对个人自由的虚拟社交网络的拥趸中广为接受[2]。区块链的底层技术与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基本理念具有很好的兼容性。

表1:区块链的三大技术模块

参考:JP Morgan; 维基百科

P2P网络结构对于崇尚新思潮的人们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人际之间的直接联系形成的分布式结构抹掉了中央控制者存在的必要性,这正是金融危机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Anarcho-capitalist)的激进右翼运动所希望获得的。在他们看来,既然政府和央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已经实质性的影响到了个人的自由发展,那么最好的对抗方式莫过于构建起一个完全由个人之间直接连接形成的货币发行机制。

公钥基础设施则在为P2P架构下搭建一个开放式平台所必然面临的安全问题。比特币如果基于私有链(Private Blockchain)或者许可链(Permissioned Blockchain)的形式,虽然可以获得更多的安全性,但是在价值观上无疑偏离了新思潮所设定的自由开放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公钥、私钥和时间戳等手段来进行信息加密和身份认证,以防止伪造、篡改和欺诈等情况的发生,是比特币理念和核心价值观落地最为关键的技术支持,使其最终成为了无许可的公有链(Unpermissioned Public Blockchain)。

密码散列及椭圆曲线加密则在拥有较高的安全性的同时,还提供了一种高效快速、计算量和存储空间要求相对较低的加密机制,一般性能的家用计算机即有能力进入到这一体系当中参与运算和交易,大幅降低了硬件门槛。大众参与,迎合了民粹主义者的诉求。此外,可靠的加密算法之于比特币的重要性就如同央行的信誉之于法币,在民粹主义对于政府的信任降低到极限之后,按照既定程序不受干扰地执行的计算机算法,便与由无法排除情感和利益影响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帮助比特币在算法崇拜的魅力之下取得了一定的信任度和正当性。

旧技术推动新思潮

全球激进右翼运动的发展需求匹配上了来自区块链的技术供给,促成了比特币的诞生,而从历史视角来看,技术的发展也会不断推动和塑造整个社会观念和体制的变革。

回顾20世纪初以来的管理思想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每个时期的主导技术的重要影响。

福特制(Fordism)的成功得益于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技术的成熟,使全流程的劳动分工清晰明确,企业处于生产体系的中心地位,由此影响到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为模式,凯恩斯主义和干预式市场经济在当时大行其道,而与之适应的货币制度也是中心化的,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度,黄金是整个货币体系的信用中心。而在信用体系上,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形式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而受限,银行体系处于信贷创造的中心。在标准化生产和福特制时期,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级,都具有明显的影响力中心。

石油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和福特制都风光不再,约束成本的集约式生产成了主导的技术路线,丰田制(Toyota Way)成为了当时广为接受的管理思想。丰田制通过层层的外包进行小批量、多品种的分散化生产,将原来处于中心地位的单一大型企业拆解为以多个承包商构成的多个中心,通过地域比较优势实现了成本的降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制造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也从此趋于活跃,造就了包括美元、英镑、德国马克、日元、瑞士法郎等多种货币在内的国际流动性来源,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银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个融资渠道为社会提供信用来源,此时的社会形态从单一中心进化到多个中心。

全球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完善拉近了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距离,全球化的进程带来了价值链的重塑。温特制(Wintelism)实现了产品的模块化生产,每一个模块的生产者均可服务于不同的标准制定者,从而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网络,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游的控制关系。温特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产业分工走向深化,也使我们看到了货币体系和信用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微妙变化。传统的央行发行的信用货币开始受到来自私人部门的数字货币的挑战,传统金融机构也受到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的商业模式的冲击。多个中心也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分布式的、自组织的社会结构。在P2P网络、公钥基础设施、密码散列及椭圆曲线加密整合为区块链之前,这些旧技术已经对各个领域埋下了分布化的种子,并使分布化的意识形态可能超越于激进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拥趸的范畴,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就像现在对全球化的高度一致认同一样。

由此,一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可能借助对主流技术路线的运用,对主流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

图1:20世纪初以来技术、观念和体制的变迁

参考:Paul Baran(1964); 维基百科

参考文献:

1. Loeys, Jan, Chang, Joyce etal (2018). “Decrypting Cryptocurrencies: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Challenges,” JP Morgan Perspectives, 2018:2:9.

2. Baldwin, Jon(2018). “In Digital We Trust: Bitcoin Discourse,Digital Currencies, and Decentralized Network Fetishism,” Palgrave Communications,2018:4:14.

3. Baran, Paul (1964). “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 I.Introduction to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Memorandum RM-3420-PR, SantaMonica, California: The Rand Corporation.

4. 白雪石:《货币,信用和黄金双重属性的统一》,财新网专栏文章,2017.5


[1] Andreessen in Golumbia

[2]虚拟社交网络相对现实社交网络而言,强调社区的匿名性,成员之间并不以其现实世界的真实身份进行交流互动。“第二人生(Second Life)”、MySpace属于上一代的虚拟社交网络,比特币及由开发人员、商户、用户、矿工和投资者组成的相关社区属于新一代的虚拟社交网络

(原创:白雪石,独家签约作者;本文属于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数字货币与现代货币体系》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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