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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佳

中美经贸摩擦持续近3个月，美国态度的频繁变化让摩擦不断升级。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随后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趋势来看，中美经贸关系仍将在摩擦和分歧中稳步向前。本文接下来将对此进行分析。

中美贸易失衡规模扩大，但失衡占GDP比重有所降低

目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愈发密切。一方面，两国互为双方的最大贸易伙伴，2016年对美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4.1%，而美国对华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6.1%。另一方面，双边投资在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1990年至2016年间，美国在华投资总额达2280亿美元；而2000年至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达1100多亿美元。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相差巨大，但失衡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整体有所降低。以中国统计局口径计算，2006年至2016年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1442亿美元增长到2540亿美元，但对美贸易顺差占中国GDP比重却从5.2%下降到2.2%；而以美方统计口径计算，同期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341亿美元增长到3470亿美元，对华贸易逆差成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重要来源，1990年至2016年间，美国经常项目呈现长期逆差且不断加大，经常项目差额占美国GDP的比重也从-1.3%增长到-5.8%，但对华贸易差额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基本保持在美国GDP的-1.8%左右，并未显著上升。

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五维视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对危机原因探讨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国内学术界把重心放在了“全球经济失衡论”上。事实上，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解释还是要多维、辩证、客观地来分析。

历史哲学的视角。从历史上看，全球经济失衡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然趋势，过去几百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史就是全球经济不均衡的发展史。从蒸汽机时代的英国，到独立后的美国，再到二战后的日本、西德，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中国，都是在一个时期内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向东亚转移，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得以强化，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大。这成为促进各国经济贸易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又成为全球经济失衡扩大的必然结果。

储蓄—投资缺口的视角。中美贸易失衡乃至全球贸易失衡都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在于美国国家内部存在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美国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一直高达70%以上，而净储蓄占国民总收入（GNI）比重从1960年的11%一直下降到2009年的-2%，而总储蓄率相比中国也是低了二三十个百分点。虽然危机后美国的储蓄率有所上升，消费有所下降，但美国消费驱动经济模式长期“不会变”，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造成了过度进口和贸易逆差。由此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失衡本质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所导致。

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在传统的中美贸易格局中，“顺差在中方，利润在美方”是典型特点。美国跨国公司在逐利思想的指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过程及全球生产体系分工格局，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拥有丰富物质资源或人力资源的发展中经济体，形成了“海外生产—海外销售”或“海外生产—返销”的贸易模式和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贸易顺差和逆差已经无法准确反映各个经济体从贸易中的获益程度，因为传统的贸易统计规则已经难以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得失。传统的贸易统计主要是记录实物货物的价值，而没有知识产权的附加值出口轨迹，但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传统贸易统计的漏洞及缺陷会被放大。虽然中国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跨国公司从中获益最多，也就是说“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在整个世界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体系中，美国占据其中高端位置，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获得了最大的增值和福利。

比较优势的视角。比较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基础，基于此，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相对廉价的劳动、土地和资本，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说明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相反，美国主要优势在于高技术产品和现代服务业，但鉴于意识形态等原因美国一直对华进行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导致美国无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致对华出口规模未达到其预期。美国研究机构发现，假如美国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其对华贸易逆差有望降低三分之一。同时，美国现代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则由于国际统计遗漏等原因没有充分反映出来。

统计规则漏洞及缺陷视角。一方面，服务贸易统计监管的缺失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顺差被严重低估。当前，大量服务贸易方式（如商业存在）未能纳入统计监测范围，导致像美国这样的服务贸易大国强国存在巨大的贸易份额遗漏，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被严重低估。另一方面，现行的国际原产地规则严重夸大了中国的顺差。目前大部分国家在贸易伙伴国的确认上采用“原产国-终达国”标准，但转口贸易的存在导致对原产国和终达国的判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转口贸易在中美贸易中占了很大比重，对中国经中国香港地区转出口美国的产品，中国是按中国为原产国统计的，但美国是按香港地区作为中国的原产地而统计的，这样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变大。据中美两国贸易统计工作组测算，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高估了21%。

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美经贸摩擦和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对华发起多起贸易救济措施，通过各种渠道和措施给中国施压。中美之间围绕市场开放、公平竞争、贸易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气候变化等问题的交锋在中长期看依然会是矛盾重点。尤其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在多边体系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将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所在。

中美经贸冲突下双边合作潜力巨大。肯尼迪·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当面对为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要询问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它们必须问的并非‘我们双方都能获益吗？’而是‘谁将获益更多？’”特朗普上台后发表的一系列反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言论及采取的措施，对全球多边经贸体系和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本质上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思想并不是为了反对自由贸易而反对，而是希望在对外谈判中能获得更多讨价还价的空间和筹码。在中美之间相互交融程度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的这种思维既会成为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也会成为中美经贸摩擦频发的重要诱因。正因为此，中美两国需要就共同关注的利益，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进行磋商与协调，要充分利用中美经贸关系这个“稳定剂”和“压舱石”。而且，随着合作领域的拓展，双方不仅应该在传统经贸领域, 还应该深化在非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一方面，在商品贸易、市场准入、服务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传统经贸领域，另一方面，在储蓄与社会保险、教育、劳动力问题、环境保护、医疗保健等非传统经贸领域，未来中美之间合作的范围更为广泛, 合作空间更为巨大。在这些非传统经贸领域加强合作,会使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具有更持久的推动力。

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扩大开放是应对美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政策诉求。客观来看，特朗普政府要求的“公平贸易”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目前我国部分行业对外开放力度依然较低、政府保护依然较多，事实上这也不利于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包括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履行金融对外开放承诺，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开放等。以上措施在强化国内竞争、提升效率和提高全民福祉的同时，也将进一步缩小中美贸易失衡状况。另一方面，全面开放格局的建立也有助于中国对部分国家的贸易投资保护措施实施更有效的反制，同时又不会过多影响本国企业和消费者福利。

第二，中国应充分利用中美对话机制，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国不应让中美对话机制单纯成为美国对华施加压力的平台，还应该充分准备，代表本国企业积极、及时、准确地提出对美国的利益诉求。应着力于三点：一是敦促美国放开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充分发挥中美比较优势并实现贸易平衡；二是充分应对美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情形；三是敦促美国减少和降低中国企业在对美投资上所面临的日益增多的安全审查壁垒。此外，由于美国政府常常受迫于国内利益集团而违背国际规则和双边协议，因此未来应增强中美协议的执行力，增大美国对协议的背叛成本。

第三，对中美对话机制要重视而不偏重，加强对外经贸关系的多元化。一方面，中美经济矛盾错综复杂，需要进一步扩大战略对话和共同磋商。中美之间需要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沟通，这不仅对双方意义重大，对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也作用巨大。另一方面，对中美对话机制要做到重视而不偏重。在加强中美对话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前发展的同时，要不断拓宽海外市场，推动对外贸易投资市场的多元化。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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