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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我国宏观经济的六大比例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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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压力巨大。虽然诸多经济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都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系列问题进行了探究,包括经济增速、贸易问题、各部门杠杆率过高(特别是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问题)币超发、住房价格等等。但是,由于各经济问题间具有高度的内在交叉和联动性,在研究中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甚至金融和财政部门间互相推诿,当然许多问题也就难以开出根本和持续性的解决良方。

最近,笔者读完《新中国经济史》发现,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经济思想,或可为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提供一条系统性优化路径,从而有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步推进。

何谓综合平衡与按比例发展

综合平衡与按比例发展的经济思想,是陈云等老一辈经济决策者留下的宝贵财富,曾在新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建设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于综合平衡,陈云曾进行了极为形象的阐述:“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

在当时那个年代,综合平衡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地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综合平衡,应该是全局的、整体的平衡;制定计划不仅要看当年,还要看长远;搞好三大平衡就是搞好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和物资供应平衡。

第三,坚持农、轻、重的发展次序,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做好五个并举。

第四,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农业这个比例,“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

客观来看,综合平衡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其内在合理机制,实质是要关注并研究国民经济的各种合理比例关系,遵循客观实际和经济规律。

当然,综合平衡的思想在不同时代也应当具有不同的内涵,各时期所需关注的重点指标及其比例,都是在动态变化着的;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适度比例也都是不相同的。利用综合平衡这一系统性经济思想,来破解我国当下宏观经济难局,也应当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国宏观经济存在六大比例失调

从我国2018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来看,虽然总体上运行基本稳定,但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对外,表现为贸易摩擦逐步加大,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利因素和不确定性增加;对内,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趋势明显,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且在金融、房价、债务等诸多领域问题重重。整体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处于综合不平衡的态势,短期内似乎难以得到彻底逆转。

在综合不平衡之下,则是表现为诸多经济指标的比例严重失调,归结起来,下述国民经济六大方面的比例失调需重点关注、研究。

比例失调之一: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高投资增速的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之中,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资本完成了快速积累。投资占GDP比重一直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且两者差距呈现出一定的拉大趋势。

与投资相比,我国消费在拉动国内经济方面则始终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消费占GDP比重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自21世纪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显然,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一直存在着失调,“消费低、投资高”的比例失调状况需要得到扭转与改善。

比例失调之二:货币供应比例失调

我国一般使用广义货币M2来反映货币供应量水平。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6月末,我国M2余额已达177.02万亿元,同比增长8%。虽然当前我国货币增速有所放缓,但从1994年-2017年这二十余年来看,M2平均增速高达16.8%,远超GDP增速,货币超发情况一直以来较为严重。

近年来,我国货币放水也被各界关注。从近期数据的趋势来看,M2增速已经处于放缓通道,但M2总量已处于较高水平,未来不仅要进一步控制M2的增速,可能也需要研究M2与GDP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防止两者比例的进一步失调。

比例失调之三:真实财政赤字比例失调

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官方公布的财政赤字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始终未超过3%。2000年赤字率曾达到过2.9%,但随着2005年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赤字水平呈现相应下降,到2008年启动积极财政政策,赤字率有所上升。

众所周知,赤字是收不抵支所形成的债务规模。根据官方数据,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16.9万亿元;更有贺铿教授以国外机构估计数据为参考,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能高达40万亿元。

那么,如此低的赤字规模和赤字率水平,又是如何导致我国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呢?

显然,官方公布的赤字规模是有一定瑕疵的,其仅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部分收支缺口,而并非政府的实际全部赤字规模,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许多隐性举债都未能包括进来。若考虑融资平台债务、政策性金融债和专项建设债券以及中国铁路建设债券等在内,我国真实的财政赤字比率显然是非常高的。

在此,结合李迅雷研究所提供统计数据估计(笔者认为李迅雷2010年和2011年的估计结果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低估),真实赤字率应远高于官方的财政赤字率。2017年以来,地方政府实际财政赤字有所收紧,体现在经济运行之中表现为——即使官方赤字率仍然处于纵向高位,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表现力度却十分不足。笔者认为,官方财政赤字仅能作为一定参考,实际上更应当研究实际财政赤字率的合理比例,既要避免诸如2016年之前年份的不可承载和不可持续性的过高失调,也需防范像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所表现出的紧急刹车。

比例失调之四:人口结构比例失调

我国是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之前数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呈现出了较为严重的失衡。我国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末0-14岁人口数为23091万人,占全国人口比例仅为16.7%,远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4933万人,占比已超过10%,已达到联合国界定的老年型国家标准。

虽然前几年人口政策进行了调整,已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但从实施效果来看,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并不高,人口尚未出现显著增长。而我国人口比例结构失衡,一方面不仅会减少劳动力供给、降低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制约国家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老龄化的到来对家庭和政府财政都将形成巨大负担。我国人口比例的失衡及持续恶化问题不容忽视。

比例失调之五: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比例失调。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已被决策层和监管部门摆到了核心位置。那么,如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呢?

笔者认为,不仅要解决在当前金融体系下融到资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融资成本必须合理、不能过高。然而,我国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已处于高位,超出了企业的正常盈利水平。

2018年初发布的我国首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数据显示,我国社会企业融资平均利率成本高达7.6%。如果加上各种手续费、评估费、招待费等,社会平均融资成本将超过8%,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大部分高于10%。

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可能会恶化企业经营环境,威胁一大批企业生存,不利于宏观经济发展。目前这已经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降低中小企业和成长性企业融资成本的举措正逐渐出台、落实中。

比例失调之六:房价与收入比例失调

近十几年来,我国商品房价格持续走高,并成为各界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虽然说高房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更多的却是带给普通百姓沉重的负担。近来关于我国消费降级的讨论较多,其主要逻辑是基于房价过高,庞大的购房支出规模压缩了居民消费。

那么我国房价究竟有多高、购房有多难呢?

统计学中常用“房价收入比”这一指标来进行刻画。房价收入比=住房总价/家庭可支配收入=(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城镇家庭户均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家庭户均人口)。

按照2017年35个主要城市的相关公开数据进行测算,深圳最高达39,这意味着在深圳一户普通家庭需要不吃不喝39年所攒起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

而根据NUMBEO对2018年世界302个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计算结果数据,北京(48.13)、上海(42.84)、香港(41.08)、深圳(40.29)高居前四,广州(20.91)列第12位。

显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房价与收入之间比例已经出现了严重失调,居民购房负担较重。

浅析如何实现宏观经济综合再平衡

既然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处于综合不平衡并存在大量经济比例失调,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实现经济的综合再平衡。在此过程之中,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我国宏观经济综合再平衡需要有全局性思维。实现宏观经济综合再平衡,也就是要对已经失调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调整。然而,宏观经济是一个较为庞大复杂的系统,相关经济指标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由此,在调整实践当中,势必会遇到对A指标比例的调整会导致并加剧B指标的比例失调。为此,在宏观经济再平衡的实现过程中需要全局性考虑:一方面,对于失调已较为严重、迫切需要调整的指标,应当优先考虑调整;另一方面,调整过程中应当评估相关政策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再者,最终需要追求的是宏观经济总体上更加平衡的结果实现。

第二,应当认真研究重要性宏观经济指标的适度比例。本文提出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领域的六大较为严重的比例失调,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重要性统计失调需要关注(特别是结构性指标失调问题,如生产结构、消费结构、财政支出结构等),并积极研究相关指标的适度比例。

第三,政府在宏观经济再平衡政策制定和实行时应当互通合作、行动一致。综合再平衡是一个通盘性考虑的问题,为此需要政策层面以大局为重、通力协作、不打小算盘。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当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当前有许多宏观经济政策,出发点都是很好的,但在由上至下的实行过程中,往往地方层面的政策很容易“走样”。另一方面,各政府部门之间应当互相通力配合。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会对某些特定政府部门产生一定影响。此时,应当以大局为重,而不应过多考虑本部门短期利益,齐心协力保障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介绍:彭刚,江西新余人,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经济统计研究中心成员,已在《统计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等期刊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等课题数项,长期密切关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问题,并已形成多篇研究报告)

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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