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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被业界称为“银行觉醒之年”,银行家们都在寻求创新突围之法。

而农商行似乎依然偏安一隅,“昏昏大睡”。

它们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得天独厚的业务地盘和资源。

然而,它们却面临着业务受限、盈利减弱、资金收紧等困境,坏账率开始飙升,一些农商行在2017年末的不良率,甚至已超过了20%。

圈养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农商行,将如何面对重重困局?

01 困兽之斗

很多农商行的不良率都在飙升。

财报显示,一些农商行在2017年末的不良率,已超过了20%。

譬如河南修武农商行,20.74%;贵阳农商行,19.54%。

“粤东地区农商行的不良率,甚至达到了80~90%。”广东某农商行员工胡晓婷透露。

农商行的舒坦日子,正在悄然结束。

今年1月,银监会表示,要严查同业、理财、表外等业务层层嵌套。

而在此之前,业内秘而不宣的潜规则是,农商行有大量的表外业务,比如“同业理财”。

所谓的同业理财,就是银行买银行的理财产品。

比如,A银行拿自己的钱,去买B银行的理财产品。

层层嵌套加息,这样的操作,无疑会推高金融杠杆,和国家强调“降风险、去杠杆”的大背景,明显背道而驰。

而农商行一直是“同业理财”的重灾之地。

媒体报道显示,农商行发行的同业理财利率,在各类型银行中是最高的。以2017年12月下半月为例,农商行平均收益最高,达到了5.59%。

“监管来了,同业业务的盈利能力势必会下降。”业内人士李玉认为。

此外,以前通道类、类信贷业务也没法继续做了,“农商行的资金面趋紧了。”李玉称。

对此,农商行都怨声载道。有业内人士称,农商行的好日子,可能就此结束。

农商行一直陷在一个怪圈中:并不缺钱,但是坏账居高不下,利润不高。

为了更好地扶持当地农村经济,监管部门要求,农商行的资金业务不能出省,贷款业务不能出县。

也就是说,农商行即使做到全国前列,其所有的分行,也都没出过本市,如广州农商行。

在农村,金融只能走普惠之路,一旦普惠,就很难盈利。

“另外,金融体的活动空间小,就很容易发生不良。”胡晓婷表示。

当发现大额逾期时,农商行会进行同行拆借,去找其他农商行借钱,而这样也容易产生大面积不良。

之前,它们靠着一些盈利的小业务,也能勉强求活;如今,这些小聪明正在被监管扼杀。

监管重压,业务受限,圈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的农商行,开始陷入困兽之斗。

一些地区的农商行,今年开始联合了。

它们或是全省合并成一家,或是并入城商行,“又或是归到省联社管理之下,如广东一些地区的农商行。”胡晓婷表示。

因为生存困难,它们不得不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度过难关。

02 良莠不齐

在中国,农商行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物。

1951年,我国为了“帮助农村摆脱高利贷盘剥”,开始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

5年后,农信社达到了16万个,算是最早承载建设中国农村使命的金融机构。

到了2003年,一些符合条件的地区,开始将农信社改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部分农信社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蜕变成农商行。

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222家。

因此,农商行,就是农信社改革后的产物,其成立的初衷,也是为农民提供金融基础服务。

农商行在中国,到底发展得如何?

行业人普遍的说法是:冰火两重天,两极分化极为严重。

因为农商行被圈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所以,这片土地是否肥沃,决定了农商行是否健壮。

在农村富饶的江浙地区,出现了很多成绩斐然的农商行。

比如吴江银行、常熟银行。

媒体报道显示,江苏省已上市7家城商行、农商行,占全部A股上市城商行农商行的一半。

它们的员工待遇,也颇为丰厚。

浙江某农商行的员工郑晓东透露,他的年薪有35万元,“而我们老大的年薪,能达到120万元”。

而在广东地区,一些农商行普通柜员的年薪,却不到5万元。

差距高达7倍之多。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农商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富饶之区,滋润无比;贫瘠之地,艰难生存。

而农商行,是否承载了振兴农村金融的使命?

“现在的农商行,更像一个抽水机,而不是水井。”某深耕农村金融的互金平台创始人余浩称。

它们的分支机构,基本都设在离村镇很近的地方,甚至直接设在村里。

公开资料显示,在整个涉农市场上,农商行和农信社的网点占了92%左右。

它们确实将触手伸到了农村,但这些触手的主要目的,不是放款,而是吸储。

一直以来,农商行都以吸储和大额贷款业务为主。

“它们将农村的钱吸上来,再到城镇去放款。”余浩称,就算给农村放款,也只放给最优质的用户。

譬如,村长。

“这类人群很有钱,他的竞选成本可能就50万。”曾经在农商行工作多年的高层何琪表示,这群人有强烈的信贷需求。

而它们不愿深入农村金融的核心原因,也是因为模式太重,风控需要线下走访,成本太高。

还不如简单粗暴,只给农村最核心的人物放贷。

另一方面,也是它们备受诟病的一点,就是深入农村土地的农商行,有太多“人情业务”。

比如,村长要获得贷款,只需要“认识一个审批员就够了”。

“这与农商行体制僵化分不开。”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一些农商行的领导干部,若没犯错误的话,都是只上不下,“就算他业绩不好。”胡晓婷透露。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农商行员工,都没有太大的工作动力。

“没犯错的情况下,农商行是不会主动辞退员工的。”胡晓婷表示。

这样的安逸助长了员工的“懒惰”,很多农商行人士称这种生活状如“养老”。

现在,整个银行业都在寻求变化与突围,而农商行却深陷体制僵化、人情业务等困境中。

原本可以是中国农村毛细血管的农商行,似乎却并未承载起这一历史使命。

而就在它们安逸度日的同时,农村金融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3 喜欢鸡蛋

对于如今的农商行来说,哪里是生路?

除了业务继续下沉,将业务做深做透,它们似乎别无他法。

而这也正是监管希望看到的。

农商行开始了下沉之路,它们在进入之时,却突然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就是进入农村的金融科技公司。

包括京东、阿里这些巨头,都开始盯上农村,开始艰难开垦这片土地。

它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也带来了吃苦耐劳的服务精神。养尊处优惯了的农商行,怎么与其竞争?

“他们一个村几个业务员,而我们很多村只有一个业务员,甚至几个村才一个,根本跑不过他们。”何琪称。

另一方面,这些金融科技公司,开始运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根据猪的生长周期建立风控体系。

“短期来看,这些没有人力直接风控靠谱,但是我们多积累几年的数据,就可以开始规模化推广。”余浩称。

前有监管,后有追兵,准备下沉的农商行难言轻松。

而合作共赢,成了大部分农商行的选择。

它们提供资金,金融科技公司提供获客和风控,强强联合。

“长远来说,农商行要想下沉,还是得建立自己的风控系统。但早期可以通过合作,积累经验。”何琪称。

另一方面,去深挖自己现有的客户,也是一个不错的突围之路。

农商行有一群特殊客群:他们年龄普遍偏大,且对金融不敏感。

比起理财,他们更在意银行里存的钱。“发薪日时,很多农民都会把到账的钱取出来再数一数,图个心理安慰后,再存进去。” 何琪表示。

而对于这部分用户来说,农商行的营销更应偏重于定期存款。

实际上,农商行会用一些福利,来吸引年纪偏大的用户,比如用户存5万,每个月除了利息,还可以领鸡蛋。

“他们对于拿鸡蛋这件事非常热衷。”何琪表示,“他们喜欢实物。”

当然,这群用户并不是除了储蓄,就没有其他金融需求。

他们在财富端,就有很大的挖掘潜力,目前只是缺少理财的渠道。

“实际上,这群年纪偏大的用户,忠诚度很高。”胡晓婷认为。

“像我父母那辈人,一旦习惯某一产品,就很信任这家产品,也不愿意改变。”何琪表示。

所以,这群人会是未来农村金融的主要客群,“而农商行应该更好地服务好这部分客群,尽可能提供简单化的服务。”何琪认为。

一些农商行,也开始运用金融科技,简化操作流程。

譬如,客户办理业务前,将其向自助、线上渠道引导。

结语

被监管逼至墙角的农商行,重新拾起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农村的土地上,它们应该是一口“深井”,而不是“抽水机”。

对于它们来说,科技的崛起,是一个百年良机。

乘风而上,也许就是新的破局点。

(文/米格,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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