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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下乡”能振兴乡村经济吗?

本文共5187字,预计阅读时间24

当然我们谈到“上山下乡”运动的时候,一般来说首先想到的都是中国60-70年代的那场政治运动,但是很少人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理解这场运动的成因。

如果我们理性地去复一下盘,那么我们会发现,在经济层面上来看,当年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中国应对经济难题时所采取的被动应对政策之一,和今年的中国去杠杆政策、美国的QE政策并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么主要是由于当年中国所处在的历史阶段并没有太多的资本积累,所以只能采取劳动力向农村转移的方式来化解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本积累增长,中国已经不再需要采用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来化解经济问题。比如1997年和2008年,在外围主要经济国家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启动商品下乡和农村基础建设来化解危机。

今天,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其战略核心按道理说应该不会和过去的政策内涵一样。本文作者认为,未来乡村振兴的重点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资本下乡”运动,作者将在文中尝试分析一下此事,具体的逻辑将在下文详细展开。

图 康德拉基耶夫商品周期低谷导致经济体被动应对

1. 劳动力下乡阶段(1964-1978):因苏联撤资导致劳动力过剩

1953年中国结束了朝鲜战争后,准备开始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但是新中国积贫积弱,如果靠自由经济的资本积累是无法短时间完成工业化的,于是中国选择了苏联援助的工业化道路。从逻辑上看,苏联模式是当时中国的最优选择,因为:第一,苏联与中国接壤,工业化援助有成本上的优势;第二,苏联模式比较适合中国这种从殖民时期走出来,又非常想靠自身发展的国家;第三、苏联出于和美国竞争的自身需要,对中国有利益诉求,因此在苏联模式的输出上,中苏双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1954年10月周恩来和米高扬在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协定文本上签字

从英国弗兰德羊毛轻工业开始,到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西方各国的发展经验和古典主义经济学思路是一致的,即工业化必须从轻工业开始。先用机械设备提高轻工业部门的效率,等到轻工业赚了钱,自然会对重工业提出进一步升级设备的需求,于是重工业也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反过来再促进轻工业赚钱。这个过程反复走下去,会把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卷入工业经济,就是苏联之前各国工业化的标准流程。

古典自由经济当然很理想,但是问题是,这个工业化过程通常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才能完成。对于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苏联和新中国这样的经济建设后发国家来说,这种漫长的等待周期是不能接受的,它们都需要尽快地振兴经济,越快越好。所以苏联模式可以说是,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一个后进追赶先进的高速发展的标杆。

从1955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依靠苏联20亿美元低息贷款发展工业。苏联提供的20亿里面全是干货,包含156个工厂的硬件、物资,技术、服务,这156个工厂项目成为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在短短的几年间,新中国依靠苏联的技术和投资,瞬间将1亿农民吸纳为城市工业化劳动力。

但是好景不长,1960年开始,中苏由于政治原因开始交恶,之后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和项目援助,留给中国的是一堆半成品的工业厂房和设备,以及1.3亿刚刚组建起来的临时产业化工人队伍。新中国在这个时候肯定还是选择继续走工业化道路,但是由于苏联援助突然消失,一时间陷入了青黄不接的阶段。由于工业产业没能按照之前预期的进度建立起来,所以此时城市里只需要大约4000万的产业工人。那么该怎么消化掉突然过剩的约8000万左右的劳动力?这是一个当时客观上的难题。

《资本论》里曾论述过商品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当劳动力作为一种过剩商品时,资本主义解决的办法无非是把过剩商品销毁,比如倒掉滞销的牛奶,或者通过战争和强权摧毁对手的工业,然后倾销自己的商品。这些手段是中国不可能采用的,因此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下,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将城镇原本准备工业化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农村。然而也正因为这是被动应对经济形势的不得已策略,因此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所以总设计师在1978年时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但是,上山下乡运动从客观上也的确解决了当时剩余劳动力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压力。

2. 产能下乡阶段(1997-2009):因东亚、美国危机导致的产能过剩

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的“第一级火箭”推动力恰恰来自农村。

当时中国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而政府已经放开了对农村的各种限制,其代价就是减少财政对农村的各种负担。农村的乡镇企业在这个期间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开始了香正气液轻工业化起步的过程。从农村乡镇企业起步,到1988年,中国乡镇企业超过了2700万家,其产出年增长率一直在30%以上,高于城市、国企、社会平均增长速率约10个百分点。

原本乡镇企业的产品主要是针对国内广大居民消费者的,但到了1988年后,国家外债压力增大,需要把乡镇企业作为出口创收的主力。但是,大部分农村乡镇企业发展时间过于短暂,除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乡镇经济带之外,其余的乡镇企业基本未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立刻就要进入国际化产业竞争中去。所以在1988年到1995年,中国出现了农村产业形势恶化,形成了大量农民工进城的潮流,城市工厂则依靠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以及国外市场需求强劲的推动力,正式进入了商品及产能全面高速发展的阶段,城市产业资本开始形成。

到了1996年,应该说中国第一次进入到了商品产能由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的阶段,房地产、基建全面过热,家电、日用品市场从抢购到价格平稳下降。1997年7月,东亚金融风暴对中国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致使1998年中国出口额相比于1997年下降了近88%!外部市场需求的极速收缩,让我国的商品由充足迅速变为全面过剩。

在1998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为应对由国外经济危机引起的国内生产过剩所采取的措施是“区域再平衡”战略,其本质就是将过剩的产能通过政府引导的方式输送到落后区域,因此,中央在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在2001年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年“中部崛起”,2004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据统计,政府通过国债、地方债对“区域在平衡”的投资超过10万亿,成功化解了由于东亚危机导致的农民工再就业问题,让其可以在家门口就业,并在经济好转时候随时可以回到城市中来。

2001年,中国加入WTO,城市工业化“第二级火箭”启动。此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外资企业(美国为主)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到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海啸前,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是2001年的5倍,为25632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从4.06%上升到7.88%。中国持续依靠外需,拉动国内GDP实现了每年超过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在这7年间,农村劳动人口持续重新流入城市超过6000万。

中国进出口总额与社会零售总额趋势图(来源:wind 单位:亿元)

但是,中国经济始终会周期性地受到外围输入性危机的影响。

如图所示,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导致我国进出口总额在2009年相比于2008年下降了接近50%!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工厂出现了严重的商品积压,大量工厂倒闭,大约4000万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再次面临失业危机。

对于这段历史,当下被诟病最多的就是国家的4万亿高铁、基建拉动应对次贷危机的战略选择。但实际上,国家在2008年前后投入支农建设超过1.4万亿,三农资金投入超过3万亿,通过这些投资解决了约2000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同时在2008年国家持续了几年的家电下乡活动,把本来出口到国外的过剩产能商品通过补贴的方式供给给了广大有改善生活质量需求的乡镇居民。

国家通过投资+商品定向投放到农村乡镇的方式,成功把过剩产能消化掉,实现2008年中国经济的软着陆。

从上图表可以看出,从2009年后社会零售品总额和进出口的差值已经超过50%,到2014年已经超过60%,内需已经替代了出口成为市场主力。

3. 资本下乡的时代来临

大约从2008年开始,我国进入到信息化阶段,一线城市人口集中优势开始呈现,因此我国经济的“第三级火箭”在一线大城市启动。

从周期的角度看,目前世界经济再次处于生产过剩阶段,商品价格长期处于低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资本主义强国开始通过贸易摩擦的方式逼迫各国开放市场且提高本国关税。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中国的经济将再一次受到输入型冲击。但庆幸的是,我国经济已不同于上两个阶段,现在中国已经有充足的劳动力和内需市场,相比于过去有更大的抵御风险能力。但是,中国目前却处于“资本过剩”阶段:中国2017年的M2总额已经达到170万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1.84倍。

中国目前GDP在80万亿左右,而负债超过了300%达到240万亿以上,过高地依赖货币工具和投资已经使中国进入了需要6块钱才能带动1块GDP增长的阶段。货币的超发同时带来的是银行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房价的飙升,如果受到外部的强烈冲击,则汇率、房地产、银行都将会受到最直接的资本冲击。

对于目前过高的货币量和过大的资本规模,我国当然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对外进行资本输出,也可以通过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形成区域资本环流,但是根据上文所提到的历史经验,如果真的受到剧烈的外部冲击,前两个战略可能会受阻,而农村和乡镇将成为我国最坚实的抵御风险的防护带,因此通过资本下乡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我每次到日本和欧洲农村的时候,总会很好奇地想,为什么他们的农民生活得那么好?欧洲日本的城市人其实都很羡慕农村人的生活,住漂亮的大房子,远离大城市的拥堵,可以在城镇就近工作,窗明几净享受大自然的环境。欧洲日本农民富裕也是因为政府的政策:

第一、保护小农经济,让美洲大农场经济无法与之直接竞争,保证农民的收入;

第二、土地私有,建立集体合作社,可以土地集中开发,提高机械化的利用率,合理开发集体土地下的其他林地、矿产资源;

第三、农村农业产业化,农民不仅仅负责种地,还通过集体公司制经营农业运输,城市农产品交易等产业,日本的农村集团公司还囤积了大量的大城市物业,可以控制城市农产品定价权;

反观我国,小农经济需要直接和国外机械化农业竞争,土地所有制模糊无法资本化,现行的制度下农民仅仅是在土地上的打工者,农民无法进行财富积累,自然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自身的力量建设“美丽乡村”。

但是,在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仅仅通过土地私有化或者土地流转是无法解决农村目前的问题的,原因在于,交易和市场化定价都无法获得资本溢价。一旦开放农村土地确权和买卖,很容易出现农民土地迅速被城市资本吞并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大城市的人卖一两套房子就可以买下农村一望无际的山林田野,这种看似市场化定价的交易其实并不公平。

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政府牵头,把农村的基建、财政纳入集体资产,农民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作为股份入股形成农村集体公司。这个公司的股份是一级市场,不能私自交易。政府再通过做市商制度把这些集体公司股份放到二级市场上享受资本溢价,并可以吸引城市的资本进行投资,逐步将农村进行产业化升级改造,也相当于在农村建立了大量的围绕农业的中小企业。这样就既疏导了当前过剩的资本,同时也用资本去升级了农村的产业,提高中国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4. 总结

国庆的时候,我到美国西部自驾游了一番。在从盐湖城到拉斯维加斯的公路上,途中经过一片小麦田,我大概开了差不多2个小时才完全通过这块麦田。美国西南部农田的面积之大实在让人惊叹!这就是采用重型机械化耕作方式的美国农村。

那一瞬间,我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美国能用那么少的农业人口支撑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发展。这既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也得益于其独特的政策、经济和文化。

反观中国,我们该学习的地方太多了。我们不能动不动就像美国那样推动城市化进程,美国的城市化率并不是中国唯一的奋斗目标,中国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将广袤无垠的农村地区建设成为我们周期性应对风险的避风港。

总书记曾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想这句话的实际内涵是,要利用资本把农村的资源变为高价值的、可持续开发的资产。乡村振兴工作任重而道远,如何让中国农村适合居住,如果让中国农民富裕起来,这都是未来中国应对国际风险的国家战略。(文/张峻恺)

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格隆汇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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