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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在财新峰会上提出，将从五个环节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进行整治。

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环节为“存量整治”，包括通过整治活动让平台实现三降：降余额、降人数（机构人员）、降店面。

实际上，要求平台控制规模并不是新的监管动作。

早在2017年6月，央行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文件中，就明确各省领导小组在整治期间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辖区内从业机构数量及业务规模双降。

今年6月和8月，北京市网贷监管部门和全国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小组也分别重申双降问题。

其中今年6月，北京市监管部门要求：“各网贷机构不得增长业务规模、不得新增不合规业务、存量违规业务必须压降、资金端门店必须逐步关停、资产端门店数量应予以控制。”

由此可以看出，三降早有苗头。

只不过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启动行政核查的时间节点，北京又再次重申降余额，并率先提出三降，其中意义显得十分微妙。

为什么是北京首提三降？

根据数据，今年10月底，北京市网贷行业待还本金为3431.06亿元，占整个网贷行业8322.8亿元待还本金的41.23%。而北京市平台数量为244家，占正常运营的1231家平台的20%。

此外，北京地区大规模平台数量也远超上海、浙江、广东地区。据媒体统计，北京待收余额在10亿以上的平台有38家，其中30亿以上的24家，50亿以上的18家。

所以，北京作为P2P重地，监管层把重心放在这里也情有可原。

那么，自从去年6月提出双降以来，北京平台的待收有变化吗？

我们此前曾做过北京地区待收数据总量统计，自去年8月底到今年5月底，北京网贷行业贷款余额增长了22.6%。单个平台方面，第三方排名前100名中，35家北京平台从2017年7月31日——2018年6月12日，待收规模下降的只有6家，剩余29家待收规模均为上升状态。

为了方便对比今年6月份至今的北京平台待收变化，我们选取了接入中国互金协会信息披露平台的37家北京网贷机构今年6月30日及10月31日待收数据情况：

据统计，6月30日—10月31日这4个月里，37家平台中，30家平台平台的待收减少，减幅最大的是易宝金融，达到44.56%；7家平台的待收余额正增长，其中增长最多的是一家名为小存折的小平台，涨幅达到249.3%。

不过，待收变动幅度较大的均为小平台，这是因为小型平台本身待收金额不大，稍有变动就会带来较大比例的变化。相对来说，我们所熟悉的中大型平台的待收数据大部分较为稳定，变动比例不是特别大。

但是，通过和6月前的数据对比也可以看出，6月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仅是监管趋严，雷潮的集中爆发，也对投资人信心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信心不足导致资金流出，整个网贷行业的待收余额也从年初的超1万亿降到8322.89亿，大多数平台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此大环境下，北京提出“三降”，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降风险。平台规模小了，一旦出现问题，影响范围也会小很多，而且在控制规模的基础上，平台合规的难度也相对减小。

只不过这一方式也有一定弊端。降人数、降门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减平台的运营成本，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大量线下门店的平台，但是对绝大多数平台是重大利空。

平台的营收/盈利，主要来源是贷款服务费、管理费等，因此某种程度上待收规模/成交量规模决定了平台的盈利能力。而一旦规模下降，营收减少，短期内可能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长期下去会导致平台收入减少进而导致亏损，如果长期亏损，很难说最后亏的会不会是投资人的本金。

所以，如何在监管备案与可持续发展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可能是目前不少平台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合规备案落定前，如何筛选平台已经成为一个技术活，如果不能很好的判断投资风险，建议谨慎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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