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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年来全球贸易的变化发展,可以发现全球贸易增速从2012年起呈现出明显的放缓趋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鞠建东在其研究课题中详细分析了这一变化。他指出,自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已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放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新结构已经形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重构,以适应新常态下的区域化格局。

一个新结构:“三足鼎立”的全球价值链

全球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贸易核心国和区域结构的变化上。就贸易核心国而言,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也是世界上最多国家及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全球唯一的贸易核心。但在2012年之后,美国作为单一核心的旧结构已经改变,中国、美国、德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三个贸易国。

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全球贸易正更多地体现出区域特征。亚洲价值链的影响日益突出。在1980年,亚洲区域GDP占比仅为全球的14%,低于美洲的29.8%和欧洲的26.4%。但到了2017年,亚洲区域GDP占比已上升至27.0%,与美洲的27.5%形成均势,更高于欧洲的15.6%的比重。鞠建东指出,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格局已经形成。这种三足鼎立的新结构不仅体现在全球贸易上,同样也体现在生产与消费上。

新结构的建立带来了新一轮的摩擦。鞠建东认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格局的不匹配是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基本矛盾,而中美贸易摩擦是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全球经济已经步入美、欧、亚“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而一直以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依然占到62.25%的比重,远高于其他的货币。而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仅占比1.84%,与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15%以上的占比相距甚远。由此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基本面是不相符的。建立与“三足鼎立”格局相匹配的美元、欧元、人民币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合理路径。

一个新框架:全球与区域双层治理体系

苏联解体后,世界经济体系由美苏两极对抗演变成由美国领导的一超多强的体系。美、英、法、德、日、意、加为成员国的G7,成为协调宏观政策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力量,也对国际治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成为G7之外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也宣告由美国领导的G7体系走向终结。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急需探索新的治理体系,这种治理体系需要顺应全球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与发展趋势。

鞠建东指出,理想、有效的治理体系应是一个双层的治理体系。上层需要建立全球性的规则与共识,解决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区域性的问题则是下层需要重点关注的,不必要放到全球范围去探讨。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下,北美、亚洲、欧洲三个区域性的治理体系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这其中,北美与欧洲已经存在北美自贸区与欧盟来解决区域问题,而亚洲的深度合作区域组织还需要建立和推动。

全球与区域双层治理体系

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中国应做些什么?在哪些方面可以突破?鞠建东建议,第一是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8年12月30日,CPTPP正式生效。这将给我国带来新规则的压力、FTA边缘化压力及国际生产分工重构压力。中国的加入不仅可以缓解贸易摩擦,还有重塑全球生产网络、占据规则制定权、倒逼深水区改革等正向效应。

第二则是支持并推动WTO的改革。关于这一点,鞠建东给出了三个方向:一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二是谈判功能的恢复,三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改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推进亚洲共同体的构建。如何构建亚洲共同体?鞠建东认为,东盟与中日韩的“10+3”模式是亚洲共同体谈判平台较好的选择。东盟十国先后与中日韩三国签有协定,因此,在“10+3”基础上建立亚洲共同体,协议的达成更为容易,合作成功的可能性更高。同时,亚洲共同体的建立应采取亚投行的方式,以亚洲为基础,向全球的国家开放,并以CPTPP作为参考规则。他强调,构建亚洲共同体能够充分发挥亚洲价值链的作用,增强各国产业互补能力,增强亚洲各国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

(文/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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