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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简讯源自米塞斯研究所(MISES)。原文作者Antony P. Mueller,于2019年3月30日发表。

人们喜欢福利制度,因为他们觉得福利是免费的,而且提供了很多好处。假如人们知道了现在对社会福利的消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少未来的繁荣作为代价的,那么人民将会批判福利制度,而政客们将更难游说他们的骗局。正如一个社会将安全置于自由之上而结果同时失去了两者一样,一个将社会福利价值置于财富创造之上的社会最终既失去了财富,也失去了福利。

短视是现代民主的本质。民主政体不是由人民运行的,而是由政党运行的。这样的政治体制促进了蛋糕的再分配,却忽视了生产必然先于消费的逻辑。然而,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这种错误的认识传遍整个政治系统,认为生产是独立于其分配,因此人们可以在不削弱生产活动的前提下进行再分配。然而,产品的分配方式会影响其未来的生产方式。

一个只涉及社会分配公平的公正概念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商品分配的公正性与生产这些商品的公正性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公正,正确地理解,具有分配和交换两方面。忽视公正的交换性,而只谈分配公平是不公平的。这种方法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当有东西可分配时,分配才有可能。

当再分配惩罚生产者时,它是不公平的,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理的。当收入和财富再分配过度时,原本活跃在生产活动中的那部分人口退出生产,寄生现象逐渐主导生产活动,经济增长开始衰弱,直至消失。这样,社会就会变得贫穷,穷人一无所有。最终,穷人自己将为这项政策付出最大的代价,因为当经济增长放缓、穷困加剧时,他们将受到最沉重的打击。

争取更多的公正看似是件绝对的好事,但却是不道德的。推行平等的代价超过了它的好处。起初,收入平等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在一段时间内,资本消耗可能会抵消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这种侵蚀不会立即出现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因为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

政府债务不断提升是一种潜在的资本消耗形式。预算赤字意味着国民储蓄总量下降。储蓄减少意味着经济投资潜力变小。在经济统计中,支出——不论是来自国家还是来自私有部门——都同样被视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然而,尽管支出有利于当前政府支出的接受者,但较低的资本形成将带来经济增长减缓并惩罚所有人。

公共债务既是经济增长的敌人,也是财富创造的敌人。政府在短期内通过更高的公共债务资助来分配的福利将降低经济增长,并使贫困长期更普遍的存在。

政府债务削弱经济增长,疲弱的经济增长导致更高的政府支出,从而进一步增加债务负担。经济增长放缓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福利需求,而更多的再分配又会导致增长进一步放缓。许多国家都陷入了这样的陷阱,即社会支出削弱了经济,而这种削弱需要更多的支出,而这又进一步削弱了经济。

福利制度的扩张导致公共债务的增加,从而削弱了经济表现。疲软的经济意味着更多的福利支出,并导致公共债务进一步上升,进而导致更多的福利支出。此外,因为大多数公民很难认识到这些因果关系,所以陷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中会使反资本主义的态度在人口中逐渐增加,这是一个危险的副产品。

自1970年代以来,这种恶性循环在工业化国家中显而易见,即随着福利制度的扩大和公共债务的增加,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率增长下降。福利制度和政府债务是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主要工业化国家生产率的年度增长率已经从60年代的平均5%下降到90年代的2%左右,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逃离福利陷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生产率增长放缓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而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收入下降。一个国家陷在这个陷阱里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脱身。为了克服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度的福利制度会侵蚀生产率。

生产率没有提高,实际人均收入就不会增加。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它的收入水平。工业化国家必须摆脱福利支出、公共债务和疲弱经济增长的漩涡。提高工资购买力需要更高的生产率。提高生产率的途径不是更多的国家控制,而是更少的监管、更少的干预和更少的再分配。

编译者注释

本文提出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指出过度追求再分配的公平会挫伤生产。福利国家是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实质是由国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反映了分配领域社会化的趋势。

福利国家制度有其有利功能比如:缩小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但也有弊端,比如(1)滞胀;(2)公共财政状况恶化;(3)国家懒惰情绪普遍滋生;(4)政府机构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盛行。为此,文中提出了福利支出和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

我国的福利制度还在不断完善中,还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在于:我国完善福利制度的目标还应是“减困”和“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是目标群体的救助,而不是普享主义;是集中福利资源用于最需要和最贫困的人,而不是“撒芝麻盐”;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使更多的社会群体跨进社保制度这一门槛,而不是来自于税收转移的人人有份。我国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符合国情的福利制度,选择 一个具有长效机制的福利制度模式,不断完善已经初具规模的福利制度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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