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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的道德:为什么我们去“伤害”一个相声演员

本文共1487字,预计阅读时间30

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突发脑淤血,家人为其网络众筹100万元,结果惹得一地鸡毛。募款被暂停,舆论也近乎一边倒对其进行批评,很多人有被骗的感觉。

整个过程似曾相识。

早在2005年,BBS时代,重庆大三女生陈易“卖身救母”的风波,就让我们对处于困顿中的人性有了繁复的了解。陈易的母亲的确需要钱治病,但她一边网络募款的同时,却也在买奢侈品自用。同样,吴鹤臣的确也患了重病,但他家有房有车,治病只需十几万元,却想募款百万,妻子也不放弃购买新款手机的执念。

2005年的普遍人性,和现在几乎没有差别。陌生人社会的求助,比熟人社会多了许多的狡黠,当一个人陷入急需用钱的困顿中时,除了希望在不危害自身生活质量的同时能得到救助外,他有可能产生其他的想法,譬如为接下来疾病等所带来的所有后续成本埋单,乃至于获得其他盈余。

这和那些施以援手的捐赠者的预期构成落差。同理心被激活的捐赠者,更多设想的是在救助一个被逼入绝境的患者,捐赠本身也因此被附着了高尚的意义。如果求助者的生活条件比捐赠者还要好,并且隐瞒了很多事实,只是一味索取,全然不想自己支付成本,那整个众筹事件的性质就会改变。捐赠者构建的意义世界,会瞬间坍塌。

舆论场上的公众同样受同理心的牵动,因为我们演化出了共通的人性。即便不是直接捐赠者,公众也同样会感觉受到伤害。熟人间的救助带有长期互帮的特点,对陌生人的救助则是单方给予,这导致后者在追求所谓的公平正义之时,眼里更难容得沙子。

虽然生活在信息时代,但我们的基本心智是在漫长的狩猎采集年代形成的。高风险的狩猎年代,动物凶猛,大家要抱团才能保证基因的延续,这促成了人类间的互助本能。这种本能最初是在熟人社会中产生的,但偏好一旦形成,就不再受原始肇因的限制,当面对可怜的求助者时,我们的同理心会被激发。网络众筹中踊跃捐赠的爱心,本质上是在激活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不是与帮助相关,就是与伤害相关,而且二者也彼此相关。”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在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发现黑猩猩等人类近亲也具有类似的本能。

当吴鹤臣在众筹平台求助时,他激活了我们内心攸关“帮助”的道德规范;但当他滥用了公众信任后,人们又觉得对其进行“伤害”才符合道德规范。无论是话语批评、叫停众筹还是要求退捐,对违背道德预期的行为进行反制,才能使我们内心的正义感维系一种平衡。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是,这种“伤害”要被框定在合法的范畴之内,不能流于原始的复仇。

如果吴鹤臣及其家人也感觉受到“伤害”,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本身没有大恶,重病缠身时希望借助众人之力,而不影响接下来的生活品质,也不能说偏离了人性。但求助者这种维系生活品质的想法,可能在熟人社会才更合理,他们有相互支持的长期稳健关系,而陌生人社会则没有。网络众筹的捐赠者,没有期待吴鹤臣未来的回报,他们也因此更看重其所提供的信息的透明性和完备度。

这种认知并不需要复杂的理性,它深植在我们的本能之中。如果求助者有基本的同理心,他会深深感到过度索取式的众筹,对陌生的捐赠者并不公平。但陌生人社会的特质,放大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放弃求助熟人,而向陌生人狮子大开口的缘由,同时也是事件被曝光后,公众舆论气难平的缘由。

BBS时代个人募款缺乏约束机制,所以陈易“卖身救母”的风波并不稀奇。但在众筹平台化的今天,吴鹤臣的争议本不应发生,平台除了通过产品运营激发更多捐助的热情外,还应把精力用于如何规范求助者身上,如果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会对公众捐助热情构成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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