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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科技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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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科技往事

一代人努力缔造的金融科技传奇,终究还是成为了下一代人习以为常的环境。这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接受的残酷。没有人永远屹立潮头,但总有人正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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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初冬,美国人伊瑟尔·森卓维克,从纽约,经旧金山、香港、天津,一路辗转到了北京。

那时纽约到北京还没有直飞。森卓维克在20多年后回忆起这次北京之旅:

「北京机场很小,和我想象中中国首都机场应有的规模相去甚远。人行派人接机,进京的道路为双向两车道,路上几乎没有民用车辆。倒是有不少卡车、自行车和驴车。出租车很少。

进京途中,路边堆着小山高的大白菜。看来正值收获季节,北京市民少不得要冬储大白菜。」

森卓维克的身份是纽约联储银行执行副总裁,作为美联储代表,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邀请,加入国际顾问专家组(IAP),支持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的开发建设。

CNAPS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项目,为商业银行之间和商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支付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的系统,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支持系统。

在当时,中国的支付系统还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以同城现金交易和低效的跨行异地直面交易为主,异地支付的结算能拖上30天,大笔资金要被冻结待结算。

直到1990年底,整个中国金融系统已安装的大中型电子计算机仅有130余台套,小型机及超级微机1600余台套,ATM不过400余台——当时美国银行业ATM总数超过8万台。

那时候银行柜台大多还处于手工阶段,除了算盘和钢笔,就是成堆的账本;在券商营业部,堆满了手工来不及处理的股票交易单据,要等交易所收市后逐笔汇总对账结算,动辄要忙到午夜。

相形之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的实时结算。诸如美联储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Fedwire早在1970年就实施了,德国和日本的系统分别于1987年、1988年实施,英国和香港的系统也在1996年实现了落地。

没有现代化的支付系统,就无法支撑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也无法真正发挥中央银行的功能。从80年代末开始,央行着手设计新的支付体系。

与森卓维克一同加入的专家组成员,来自英格兰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日本银行和香港金管局,他们正是这些国家/地区的现代化实时全额结算系统的设计者和实施者。

专家组的主席是时任央行副行长陈元,背景显赫的他有着一口流利的英文,成为CNAPS项目中方人员和国际专家之间的纽带。包括CNAPS在内的中国金融电子化建设,则贯穿了陈元在央行任职的十年,也是他最重要的成就。

1992年,在引入世界银行的技术和资金援助之后,央行正式启动CNAPS项目。在90年代,世行每年对中国的援助贷款高达数十亿美元。

世行方面负责该项目的是金融发展部高级经理沈联涛,他在项目启动不久后赴港,先后出任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香港证监会主席,后来还成了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是马来西亚人,他的父亲沈芷人是一名传奇华商,早年与邓小平等同批赴法留学。

1994年,央行就CNAPS的建设实施进行国际招标,最终中标方为日本NTT DATA公司,而项目的建设直到1996年才动工。

或许时代变化太快,又或者与NTT DATA的合作成效不及预期,2000年底,央行改变战略,决定“调整定位、借鉴吸收、完善需求、以我为主,加快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建设”。

此后,大、小额支付系统的项目承接方换成了国内的一家软件公司,央行清算总中心则派技术人员全程参与,学习掌握支付系统的设计开发方法和经验。

2002年10月8日,大额支付系统成功建成上线,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时代的来临;此后清算总中心又相继建成了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

它们所构成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奠定了后来中国移动支付以及金融科技引领全球的基石。

2

当代中国的金融科技建设,不可能绕开央行金电系统。

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成立的人民银行核算工厂,其业务是从事全国手工联行对账工作。

1970年,核算工厂一度迁至四川省旺苍县,直到1975年迁回北京,也是从那一年起,央行在北京、上海等地同时启动了“全国大中城市银行核算试验工程”。

在80年代初,银行业开始了联机实时处理的尝试,最早在上海南京路一条街的6家储蓄所进行联网。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来自国外的先进计算机系统和技术,逐渐被大规模引进、吸收和推广。

1984年,央行将核算工厂改为电子计算中心。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1988年8月,央行宣布成立中国金融电脑公司,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主要任务是从事人民银行电子化项目的规划、建设、管理、协调工作。

建立现代化的支付系统,需要依托现代化的通信网络,指望地面通信线路解决金融系统的全国联网问题并不现实。1989年5月,中央批准人民银行建设中国金融卫星专用网。

这一任务落在了1990年5月成立的央行清算总中心肩上,同时推进的还有电子联行系统。

全国金融卫星网以北京沙河为主站,在全国各地建设小站。如今的清算总中心主任贝劲松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当时主站周围都是农田,交通很不便利,需步行3公里才能搭乘公交车到城里。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只能在沙河单位食堂用餐,睡在集体宿舍。

建设卫星小站的任务更加艰巨,建站技术人员要转战全国各地,不分春夏寒暑,拿着罗盘、带着频谱仪,到达目的地后马上架天线、找卫星、调试室内单元,效率最高时一天可建一个卫星小站。」

1990年6月,央行将中国金融电脑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金电公司由此而来,原电子计算中心则被成建制并入。

金电公司独揽全局的情形没有存在多久。1991年,央行决定成立科技司,剥离金电公司的政府职能;之后又将清算总中心剥离出去。

从此,金电公司主要承担电子化项目建设与实施、电子化资金管理等职能;清算总中心则专门负责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

科技司最初的名字是金融科技司,筹备组负责人叫印甫盛,他还是首任清算总中心主任,此前则担任金电公司总经理助理。

印甫盛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早年曾在辽宁省朝阳柴油机厂做技术员。他在1984年参与创办了四通公司——中国最早的民营科技公司,也是新浪网(四通利方)的源头。

1992年,在央行金融科技司的努力下,金融科技进步奖被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系列;当年10月,金融科技司召开了中国金融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

在太平洋对岸,1992年,美国参议员阿尔·戈尔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法案;1993年9月,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正式推出跨世纪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计划,俗称为“信息高速公路”战略。

中国决策层同样对新兴技术表现出了极高的重视度。1993年6月1日,最高领导人来到央行清算总中心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并发表了《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的重要讲话。

几天之后,刚刚挂牌重组的电子工业部召开全国电子工业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在全国组织实施涉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金桥、金卡和金关工程,即“三金工程”。

金卡工程是一场涉及各类卡基应用的社会信息系统工程,大大推动了中国银行卡的联网通用,并为后来银联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1994年4月,一条带宽64K的国际专线,宣告中国成为第77个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国家。次年,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诞生了。

3

当央行金电系统以北京为大本营披荆斩棘之时,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同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金融科技热潮。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1993年初,刚刚履新招行副行长不久的万建华,有一天饭后散步,在蛇口商业大街看到了一台当时还很罕见的ATM,却惊奇地发现ATM显示屏上蒙着厚重的灰尘,银行卡插卡口则挂着零星的蛛丝。

这一幕给万建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2013年出版的《金融e时代》一书中写道:

「它独立一隅,基本上沦为一个尴尬的摆设。作为银行管理人员,我们在心里也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究竟会有多少人使用这个“自动”的“取钱机器”呢?」

在创办银联之前,万建华在招行工作了8年,是招行早期金融科技战略的主要推动者。

万建华与招行的缘分颇深。1986年,还在央行任职的万建华,抱着金融改革的热情,提议并参与推动了招商银行的组建。1993年初,万建华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接受招行首任行长王世桢的邀请出任副行长,此后升任常务副行长。

那会招行还只是一家地方小银行,对科技却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视。

一个被老招行人津津乐道的细节是,创立初期的招行经费有限,办公楼都是租借的,却不惜重金建起了规模可观的培训中心和电脑中心。

也就是从1993年开始,在王世桢、万建华等人的带领下,招行踏上了快速崛起之路,并在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5年,招行提出“科技兴行”战略,并率先推出了集本外币、定期活期、多储种、多币种、多功能服务于一身的“一卡通”。

1999年,招行启动了国内第一个网上银行体系“一网通”,全国所有分行同时推出了网上个人银行、网上企业银行、网上支付、网上商城、网上证券的五大业务种类。

2000年,招行又很早推出“手机银行”服务,通过全球通GSM网络,用户可以在手机界面直接完成各种金融理财业务。

从那个时候起,招行就初步确定了将虚拟银行发展成为客户服务主要渠道的思路,而同期其他银行根本还没有将虚拟银行上升到战略高度。

同一时期,在与深圳隔海相望的珠海,工商银行走上了一条更加硬核的金融科技创新之路。

实际上,招行的金融科技创新主要针对经营地域有限、网点数量不足的痛点,通过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以虚拟银行实现弯道超车;而工行这种国有大行,网点遍布城乡、人员规模庞大、管理难度很高,迫切需要搭建起一整套的现代化银行系统,实现集中统一的数字化管理。

为打造自主研发能力,1996年6月29日,工行正式成立软件开发中心,来自各地的行内科技精英齐聚珠海,组建了一支数十人的小团队,总行科技部副主任纪梅丽出任软件开发中心总经理,开启了一段金融科技创业史。

1997年,工行软件开发中心启动了“CB2000”系统的开发,这是工行自主研发的超大规模银行应用软件系统,在当时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1999年,工行启动数据大集中工程,也就是“9991工程”,这同样是中国金融系统数据集中的开创性工程。尔后工行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南、北数据处理中心,实现了全行经营数据的集中。

在此过程中,姜建清在2000年初正式掌舵工商银行。他曾于1994年-199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正是美国互联网大爆发之际,互联网金融创新随之兴起了。

这段并不算太长的留洋经历,深深影响了姜建清。在他主政工行16年间,不仅造就了“宇宙行”的美誉,在金融科技上同样引领同行。

工行软件开发中心,一个从珠海起步的科技部门,这些年来共有11项成果获得人民银行科技进步一等奖、59项成果获得二等奖、54项成果获得三等奖,以绝对优势领跑全行业。

而工行软件园所在的珠海唐家湾,一度成为中国金融科技重镇,多位领导人曾莅临考察。

4

在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互联网泡沫愈演愈烈,促使金融业深度思考科技革命的影响。

「这是一个对金融服务业极富挑战性的时代。不仅如此,我们将目睹一股持久的强风席卷而来,或创造,或毁灭。在这等变革面前,我们在市场、服务、技术等领域都毫无退路可走。」

在1999年末出版的《美国银行业的科技革命》一书的开头,姜建清引用了刊登在《银行家》杂志上的这段话。

姜建清同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金融高科技的发展及其深层影响研究》,其中许多概念和理论放在今天毫不过时。

但在当时,流传最广的还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1994年抛出的那句预言——“传统商业银行将成为21世纪的恐龙。”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世界首富大放厥词罢了。那会网上银行浪潮席卷全球,金融机构看上去掌控了金融科技的主导权。

仅有极少数人真正听了进去,其中之一是王世桢的继任者马蔚华,他从1999年起做了14年的招行行长。马蔚华后来见到盖茨本人还戏称,那句预言让他十几年没有睡好觉。

万建华从招行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2001年,他领衔受命,从深圳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负责组建中国银联,担任筹备组组长。

彼时,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科技行业哀鸿遍野。新浪、网易和搜狐上市不久就遭遇血崩,而成立不久的阿里和腾讯,更是经受着生死考验。

最艰难的时候,阿里的账面资金只能维持半年多,马云被迫收缩业务并大量裁员,几乎所有的海外员工都被裁掉了;而马化腾几乎走投无路,差点把开发出的ICQ软件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深圳电信数据局。

这两家公司最终活了过来,借着中国经济起飞的大势,崛起为全球前十的互联网巨头,并且以支付为起点,一步步踏上金融科技舞台的中央。

在此期间,工行在股改上市之后登上全球银行业王座,招行成长为有着“零售之王”美誉的全国性银行,银联更是崛起为同VISA和万事达分庭抗礼的卡组织巨头。

它们都足够优秀,但面对腾讯和阿里的闯入,一度无力招架,至今依然焦虑。

对姜建清、马蔚华和万建华们来说,他们曾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最后却不得不见证新生势力揭竿而起。

一代人努力缔造的金融科技传奇,终究还是成为了下一代人习以为常的环境。

这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接受的残酷。没有人永远屹立潮头,但总有人正乘风破浪。

一个比过往任何时代都要精彩、盛大的金融科技时代降临了。

参考资料:

《金融e时代》 万建华 著

《金融、发展和改革》 沈联涛 主编

《金钉子:中国金融科技变革新坐标》 孙国峰 著

《金融高科技的发展及其深层影响研究》 姜建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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