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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经济学”是一门本土原创的统一的经济学。它并不进行通常所谓的“计算”,在眼下,它主要是思想性和人文性的。借助于计算机科学所提供的简明的原理,它首先以直观的、确切的理论形式回答了“人究竟是怎样思考的”这样一个古老而重大的问题,并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种思维架构所导致的种种状态与后果,从而揭开了诸多长期困扰理论界的谜团。在此基础上,各门各派的经济学说自然地融合为一个整体。这项“大综合”的工作由新近出版的《算法经济理论:经济学的认知革命及其大综合》(经济日报出版社,2019年5月)予以初步完成。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原创著作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

“指令+信息”是一个“先验+经验”的二元结构,它以串行的、迂回的方式进行思想的生产,因此,它的速度是有限的,思维活动也就显著地需要时间。然而,“现实不等人”,决策需要及时地作出,这就迫使当事人不能仅仅进行演绎推理,而是需要采用包括归纳、类比、联想、想象、假设、抽签、模仿、约定、欺诈、强制等等在内的众多其他的指令或算法。思维活动不再是精确的、正确的和直线式的,而是频繁地发生“弯曲”。它就好像由不同材质的部件组成的色彩斑斓的链条,恰如不同的要素投入到了商品的生产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非理性”之谜。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这样的命运。不过,这并不表明人类的思想是杂乱无章的。思维的结果得以有选择地保存和传播,从而节约了计算资源,避免他人事事都要从头做起。借助这个累积性的机制,个人与社会缓慢地、但却不可逆转地向前演进。因为加工过的信息还可以进一步加工,在指令与信息之间发生了“组合爆炸”,所以创新、从而知识的进步是发散的和没有止境的,这个单向扩张与进步的图景决定性地突破了均衡范式,使之退守于一隅,只能作为全面的、多元的和混合性世界中的局部理论。

明眼的读者不难发现,以上论述中已经包含着对于各个现有经济学派别的综合。这种“算法式的”经济学首先是动态的和演化的,因而它是对动态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它不仅强调信息,而且强调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方式——算法,这是对信息经济学片面性的纠正。它清晰地论证了个体差异与非理性,而这是行为经济学的目标。尤其值得强调的在于制度经济学:制度(或规则)只是存量知识的形态之一,它是迂回生产方式运用于思维活动的后果,然而,关键在于认识到其与当前的思维活动之间难免存在冲突,因而制度是思维发生“弯曲”的后果——否则它就是不必要的。冲突或矛盾的存在也是解释组织的关键:科层制的目的在于建立人际控制关系,从而消除自由人之间广泛存在的行为冲突,所以,沿着新古典的“完美理性”方向去解释组织,其实是在“缘木求鱼”。因为算法式的有限理性从正面确切地说明了人的理性究竟是如何“有限”的,它也就自然地刻画了人的“思域”的有限性。视域与思域都有限的微观当事人,怎么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显然,微观活动的局限性同时也就为宏观数据、宏观现象以及政府调控留下了空间。微观与宏观绝不可能简单地合二为一,而是相互并存、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这才是它们之间的“大综合”的正确展开方式。最后,毋庸过多说明的是,只有一个把矛盾与冲突视为常态的框架性理论,才是博弈论的真正容身之所,才能把它从被均衡论湮没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经济世界为什么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这个问题需要在全面论述社会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回答。通常的说法是,制度框架(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等等)提供了经济活动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的作用不仅在于支持流量活动,而且在于限制流量活动,以免放荡不羁的临时计算陷于混乱。这是算法式的新视角。社会存在与社会活动的价值绝不可以假设为能够完全用货币或价格来表示,进而,社会活动的类型绝不可以化约为单纯的商品交易活动,这个“多元化原理”是构建统一的经济学以及统一的社会科学的要件之一。商品交易活动中所产生的价格信息不能认为是总括一切的,它只是众多类型的信息或知识之一,它的波动类似于其他物理对象的波动,其间并无多少神秘之处。货币的产生则是为了具体化地应对这种处境。没有理性的有限性,也就没有货币。这是把思想对象放在与物理对象相类似的位置上予以同等化和综合性看待所得到的结论。进而,现金周转问题是相对独立于估价问题和盈亏问题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也是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关系。算法理论赋予思想对象以空间的维度,其与物理对象的空间性相互结合,这就自然地导致了算法经济学可以与空间经济学无缝对接。因为理性的有限以及行为的迟滞,算法经济学一般不认为企业扣除成本后的剩余为零;剩余既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因此,当事人可以努力的空间是广阔的,他可以对人生采取积极或消极的态度,而不是宿命论地相信“一切自有定数”。算法的世界是精彩的和包罗万象的,有成功,有失败;有繁荣,有危机;在原则上,其情形恰如真实世界的样子。这个论点不意味着解释上的同义反复,而是意味着解释达到了很高的逼真度。进一步的精细化解释的工作则留给了计算机模拟,这意味着经济学的形式化研究对数学的脱离,日渐兴起的计算机模拟可望取而代之。

算法经济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工程学与政策学作为经济学的必要组成部分,被演绎性地包含于体系之中,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我们既然把社会现实解释为完美与不完美的混合物,那么当事人就拥有改良世界的机会,而学者们作为一类特殊的当事人也将拥有这样的机会,因此,知识分子的任务也就绝不仅仅限于解释和预测世界,不但他们的学说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世界,他们还可以自觉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来构思行动方案,提出实际的建议。各种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利弊得失都可以在算法的世界里显示得条理分明,因此,算法经济学也包含着对于经济政策的综合与创新。一旦我们掌握了适当的分析工具,则人人都可以评价政策,设计政策。一个水到渠成的应用就是,它可以令人满意地用于分析和解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现象,进而使我们更加科学地、理性地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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