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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研究所最近研究表明，根据NPSAS的数据，2015-2016学年富裕家庭的孩子因为进入昂贵的教育机构承担着最多的债务。这说明许多学生愿意用短期的高成本换取长期的预期高收入。除了上述发现之外，研究还发现在2011-2012学年到2015-2016学年期间，学位总体成本上升幅度不大，学士学位的净成本有了显著的增长，提高了6000美元，约为85000美元。此外，最穷和最富有的学生的平均借款的差额增加了3000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寻求副学士学位的学生中，即使费用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学生的平均借款却从2011-2012学年的4717美元下降到了2015-2016学年的3725美元。这是由于学生的额外收入有所提高。相比之下，学士学位的成本上涨了6131美元，但是上涨却并不完全是因为大学提高了课程的价格，而是更多的学生选择了价格相对较高的课程。

通常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都不可避免地要背负贷款，但是研究结果却显示出了更为复杂的一面：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背负着更多的债务，平均高达10500美元，与我们的常识相悖。导致这一结果有两个原因，其一富裕家庭的子女倾向于选择更贵的课程；其二富裕家庭可能会利用学生贷款进行套利，比如投资向收益率更高的退休储蓄。

即使获得大学贷款，富裕家庭的学生依然面临很大的现金支付压力，因为许多的学生选择了更贵的学校或者更贵的课程。费用的最小化显然已经不是这些学生的目的，他们所寻求的是长期的财务回报。在2015-2016学年备受青睐的公立大学比那些不那么受欢迎的大学贵将近20000美元。

基于以上研究，用以衡量大学学生债务负担的标准应该基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同时要考虑到某种厌恶贷款的情绪可能会影响高等教育的入学和获取的情况，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要清楚可能影响大学成本的可负担性的因素，并且要研究它是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

编译者注释

大学生的负担能力通常以家庭的收入和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工作收入衡量，2015年，一个名为鲁米纳基金会（Lumina Foundation）曾推出一个负担能力的衡量标准，该标准的假设也是基于学生家庭的收入和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收入衡量。在基于这个衡量标准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教育部国家大学生援助调查（NPSAS）的数据显示美国大多数的学生负债都超过了该衡量标准。但是基于该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学生的负债能力不能简单地通过该标准衡量，大学生对与长期收入的看重或许是带来短期负债增多的原因（因为学生选择了更昂贵的教育机构或者课程）。

随着信贷越来越便利，单纯以收入能力衡量大学生承担贷款的能力是有失偏颇的。首先有钱的大学生可能会为了读取更好的课程或者在更好的机构上学而负担更多的债务。其次由于助学贷款的低利息，部分学生也可能将贷款用于投资其他回报率更高的产品上。调查数据也表明更多的学生选择了更贵的机构学习，从侧面反映出了大学生读书期间的费用最小化并不是目标函数，反而他们更在意未来长期的收入。

而且更为复杂的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大学生会承担更多的债务，也就说明富裕家庭的大学生比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更愿意选择贵的机构学习。这种结构化的转变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贫富差距，所以决策者在制定贷款政策时，要考虑地不应该仅仅是大学生的收入水平，更应该站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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