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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布金融副省长,“空降兵”能否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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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布金融副省长,“空降兵”能否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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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国金融副省长图鉴

2019年9月10日,现年53岁的工行副行长谭炯将出任贵州省副省长。

这是继2018年9月工行原副行长李云泽出任四川省副省长后,工行再次向地方“输出金融副省长”。

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背景下,地方金融副省长使命重大。

工行副行长谭炯将出任贵州省副省长并非先例,近年来,金融副省长几乎成为地方队伍建设的常态。

从2018年年初,全国各地就开始了密集调任金融行业的领导到地方就任。

单单就1月初,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在一个月内同步出现金融副市长,其中央行副行长殷勇“空降”北京任副市长;农行副行长康义任天津副市长;上交所理事长吴青出任上海副市长。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14名“金融副省长”(包括谭炯),这些人不是从各大银行的地区行长或副行长调任,就是从金融监管部门空降而来。

副省长这一重要职位令多少人望尘莫及,对于一个金融领域的人员要如何才能修炼成为空降“金融副省长”呢?

首先学历必须够硬。从上面表格上就能看出,14个人中有12个人都是博士出身,而且大多都是经济学博士。

可以说都是“高知”分子,拥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名校学习经历。

其次是年龄,每个人的成长都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成熟。

这些空降的“金融副省长”们可谓是在金融领域身经百战,从年龄上看大多都是65后,年龄基本都在50至55岁之间,这个阶段的人是人生阅历和心态最丰富、最稳重的时候,而且还有斗志。所以,年龄、阅历不够是坐不了这个位置的。

最后是履历。这个很重要,一定是金融领域的佼佼者,起步早而且快,可以说算是平步青云的那种。

比如张立林34岁就当上了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助理,41岁任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属于农行中高层正职,再用5年时间当上农行副行长。

郭宁宁34岁任中国银行总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41岁任中国银行金融市场总部总经理,再用5年时间成为农行副行长。

吴伟仅用12年时间就从交行财务部员工升为财务部总经理,并在41岁就是交行辽宁省分行行长,然后又用5-7年时间升至副行长。

李云泽30岁就担任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计划财务处副处长,31扶正为处长。33岁行长助理,35岁分行副行长。41岁担任中国建设银行战略规划与股权投资部总经理,相当于正厅级。

刘强34岁成为中国农业银行营业部副总经理(相当于北京分行副行长),44岁当上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

殷勇33岁就已经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管理司副司长了,38岁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主任,46岁,殷勇出任央行行长助理。47岁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跻身副部级,成为央行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副行长。

02 “金融副省长”为何是各省标配?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从近年来的重要会议和政策中便能看出端倪。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告诫言犹在耳。

在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为议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下今后3年要重点打好的三大攻坚战,第一个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工作就是防控金融风险。

所谓“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这个在2015年便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为了振兴经济运行严峻的老工业基地,当时的辽宁便主动要求借助“外脑”,由时任省委书记和省长亲自致信各大金融机构负责人,寻求支持。

随后在中组部的协调下,10名中央及上海金融机构高层次人才去当地9市挂职“金融副市长”。

《人民日报》还发文解读了这一“专家型官员”群体,如何为地方发展注入“活水”。其中谈到,金融挂职干部带来先进理念,整合各方资源,在当地干部配合下,在处置金融突发事件、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化解债务危机、创新融资模式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用金融为辽宁振兴发展造血输血。

而且,调任的“金融副省长”不仅懂金融,而且懂政策。在防范金融风险、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背景下,他们负责地方的经济建设、金融监管、住房等方面的工作。这样有利于摒弃之前的制造修建便是政绩、便是城市发展的固有观念。

有利于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接资源,而且能够真正让金融成为独立的产业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不仅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融资渠道或杠杆。

在今年的7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下一步工作时就提到:

要按照宏观政策的要求,统筹运用多种工具,推动实际利率有效下降,支持中小银行发展,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要压实地方责任,防范金融风险。区域金融改革创新要服从服务于宏观政策的大局。

同时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到了金融: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把握好风险处置节奏和力度,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

对于金融人盘活地方经济的,这里有两个先例。

现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欧阳卫民曾在央行系统工作二十年,2011年,他空降广州,成为分管金融等领域的副市长。初上任他就走访了数十家金融机构,并提出广州要吸引大型金融机构总部落户的可能性不大,应建设国际化区域金融中心的思路。

在他的推动下,草根金融和普惠金融在广州得到了大力发展,全国首条民间金融街、首个民间金融价格指导体系建立,天河员村国际金融城等项目正式落地。

2011年,广州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774.60亿元,到2016年,广州市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800亿元,占GDP的比重提升至9.18%,从2011年到2016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增长了133%,居国内各大城市之首。

另一位是大家熟知的郭树清,2013年上任山东省长后,推出《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被业界解读为“山东金改22条”。

包括探索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选派高层次金融人才到市县任职等等。

三年成绩单显示,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由2012年的1936.11亿元,提高到2015年的3130.6亿元,增长了61.7%。

所以对于金融人调任地方“金融副省长”,这样有利于给地方经济更换新的“大脑”,也给地方经济带来活水。这对于公职人员的任命来说也是一种创新,让更专业的、更有经验的金融人到各地方盘活地方经济,让更有学者气息的人下到地方,这样才更加促进经济回归实体。

在稳金融、稳经济、稳实体的情况下,保证稳增长。

同时,这样也摒弃了之前有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一些为了政绩,或者说目光只限制在大搞粗糙的制造业产业策略上,而出现了一些大修大建或者资源浪费的情况。

随着国家对金融行业的越来越重视和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空降的“金融副省长”也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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