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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助贷业务快速发展，在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弥补传统金融机构信贷短板、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信贷体系、发展普惠金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近来一些助贷业务出现了异化走样，暴露出不少风险和问题，偏离了助贷业务的金融创新本质和普惠金融发展初衷，对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小冲击，引发了市场和政策部门的高度关注，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下一步，助贷业务何去何从，监管政策如何演进，是行业发展和政策制定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深刻理解助贷业务、完善监管政策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对助贷业务进行了专题研究，梳理分析了助贷业务的基本模式和理论基础，详细探讨了助贷业务的异化演变和主要风险，总结分析了近期相关政策的发展变化，进而为行业发展和监管政策研究提出具体的建议。

报告《助贷业务的运作模式、潜在风险和监管演变》的主要观点如下：

助贷业务的发展是信息科技发展和金融业务分工细化的产物，其实质是金融机构和助贷机构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破解信贷供给和信贷需求之间的不匹配，更好地实现信贷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动态平衡。从业务模式来看，助贷业务大致可以分为客户支持类助贷、资金支持类助贷和风控支持类助贷三种基本模式。在这三大类模式中，通常还会引入第三方担保，进行担保和增信。

在传统的信贷模式下，筛选客户、获取资金、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压力都集中在一家银行等放贷机构身上，只要银行等放贷机构在任何一个方面存在短板，贷款发放都会受到抑制。在助贷业务模式下，第三方机构利用场景数据、信息科技等，参与到筛选客户、获取资金、风险控制等信贷环节，缓解信息不对称、贷款定价能力不足、风险控制技术滞后等对银行等放贷机构信贷供给的制约。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金融功能理论”，助贷业务的推出和发展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金融演进方向，具有必然性。

相对于传统的银行贷款业务相比，助贷业务的作用与功能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理解。宏观层面，助贷业务通过场景、科技与信贷的深度融合，有助于破解普惠金融发展的“使命漂移”难题；行业层面，助贷业务可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转型，改变同质化竞争的状态；微观层面，助贷业务为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和风险管控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年来，由于自我约束和行业自律的不到位，金融监管的滞后和宽松，助贷业务在合作主体、业务外包、信息收集使用、贷后催收等方面出现了异化走样。其中，违规发放贷款、金融机构将核心业务外包的风险、通过助贷实施跨区域经营、客户信息收集使用不规范、贷后非法暴力催收等方面的问题和风险不断暴露，引发了金融监管、司法公安等部门的高度关注。

近期针对助贷业务风险的政策密集出台，在助贷合作机构的资质、外包业务的范围、各参与方的权责边界、客户信息和隐私保护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监管要求。从政策取向看，核心是要强化合规经营和风险防控，强调助贷各参与方应正本清源、守正出新，治理以助贷之名行实贷之实的违规操作和市场乱象，防控金融风险。从监管主体看，政策的发布者既有金融监管部门，又有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部门，政策关注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助贷背后的金融风险，还有扫黑除恶、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从监管对象看，金融监管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向助贷机构传导，提出了助贷机构的资质要求和金融科技产品的认证准入；而司法、公安部门的相关政策是直接针对助贷机构实施的。从监管范围看，相关政策涉及了助贷机构资质、授信风控、信息保护、逾期催收等多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贷前、贷中、贷后的全过程。从发展态势看，目前上海、浙江、北京等地银保监局已发布助贷业务监管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全国性政策制定之前的试点，未来出台全国性监管办法的可能性较大。

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持续突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转型持续推进，数字科技技术快速发展，未来助贷业务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金融监管政策全面收紧的背景下，正本清源和守正出新是未来助贷业务发展的主基调，金融监管全面加强对行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下一步，助贷业务的发展应更加注重：恪守助贷实质，严格遵守业务范围和合法边界；加强合规管理，高度重视信息保护和合法催收；聚焦科技赋能，充分发挥助贷业务的比较优势。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需要统筹兼顾，助贷业务监管的未来发展应该秉持以下三个原则：明确监管取向，实现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的并重；加强监管协调，实现监管政策和责任权限的统一；注重刚柔并济，实现刚性底线和柔性边界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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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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