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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开始都预示着有一些全新的概念会被提出来，进入流行辞典里。今年这个必知必会的流行语看起来是“JOMO” —— 也就是错失的快乐（joy of missing out）。

然而，许多的文化现象就像每年圣诞节的装饰一样，很快就被我们扔进了储藏室，再也不拿出来。JOMO这个概念是否也会这样，取决于人们是否把它看做一个对自己生活有用的“瘾”。从一些方面来说，这同时也取决于这个概念会如何影响我们与数字化世界的关系。所以JOMO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又会对我们的数字化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JOMO可以指主动的选择不去参与一些活动，虽然主要来说讨论的是旅游、娱乐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其中一个定义指出：

JOMO可以提供一种自我满足感，用来衡量人生是否成功或有意义，同时也提供一种“美好回忆密度”的价值判断尺度，也就是充分的享受人生，以及获得我们想要的自由的明证。

这个定义似乎是在说，在大多情况下，最好聚焦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喜欢做的事情上，而对自己被逼着做的事情，学会说“不”。

近些年，JOMO的反义词 —— 也就是FOMO（错失的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 一直被认为是大多数人持续使用社交媒体背后的驱动力。FOMO可以被定义为“对自己不在场时别人可能获得的有趣或有价值的经验的一种持续的恐惧”。在多个研究中，出于恐惧而避免这种错失的发生，的确看起来是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源动力。

举个例子来说，在一项研究中，对自己在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我决策能力以及人际沟通方面满意程度较低的学生，表现出了更高程度的FOMO。而较高的FOMO感，也驱动着他们社交媒体的使用，因为这可以部分调和自我满足感上的部分缺失。

或许这种把FOMO替换为JOMO的文化上的潮流（cultural zeitgeist），可以适当的改变社交媒体过度使用的情况，同时也改善年轻一代心理健康上的许多问题。不再惧怕错失什么，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努力，这可能是从数字世界里“戒毒”的不错的方式之一。

当我们尝试去摆脱一个对自己不利的行为时（比如电子产品依赖），最好先对这个依赖背后的动机以及它所承担的功能有所了解，并且事先找到依赖关系的替代品 —— 这个替代品应该承担同样的功能，但对我们产生积极的影响。凭借像JOMO这样的一个构建的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战胜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心理上捷径，避免了复杂的思考与斗争的过程。

不过话说回来，从心理层面去接纳JOMO的能力，其实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JOMO，更不是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它。最新的研究显示，有两个因素会较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在断网或没有电子产品的场景下能否感受到愉悦。第一个因素是断网的场景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主控制的，如果仅仅是因为信号不好导致的几个小时或几天的断网，并不会帮助我们感受到JOMO —— 你必须自己掌握着断网的开关。

第二个因素是断网的时长。内心清楚的知道如果主动选择重新接入互联网，自己可以随时办到 —— 这一点也对产生JOMO非常重要。不过后面这个因素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因为这说明我们对虚拟世界的渴望依旧在生效。

当我们的讨论不断偏向到对电子产品的批判，我们开始相信JOMO真的会帮助我们重新找回人生的主动权，以及可以帮助消除电子产品的副作用 —— 但这种相信本身也会产生问题。就像FOMO代表着我们对“错失恐惧”的躲避倾向一样，JOMO也可以仅仅是一种躲避的反应。如果真的是这样，也许它并不能帮助到我们。

据研究表明，JOMO源自Z世代对焦虑的表达。这并不是什么新闻，Z世代的确看来有不同寻常高水平的焦虑感。一份澳洲研报指出，超过60%的Z世代群体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担心，尤其是对未来的财务状况感到不安，“对大多数人来说，唯一可以跳出这个状态的方式就是通过牺牲，也就是说拥抱这种错失的快乐”。

这代表着，JOMO可能仅仅是一种通过远离“带来恐惧感的行为”来降低焦虑水平的方式 —— 也就是说，JOMO的行为模式恰恰与FOMO一样，是被同一种有些令人反感的心理模型所支配的。

那么，下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一个行为到底是被正面反馈所吸引，还是源自对负面反馈的躲避，这之间的区分真的重要吗？毕竟，弗洛伊德及大多数研究动机理论的心理学家都认为，被激励的行为只会产生两种心理状态 —— “好的感受”与“糟糕的感受”。如果感受是好的，它既是好的，不必在乎到底是源自正面还是负面的强化与控制，两个结果应该是等同的，可以相互置换的。

然而，这种区分确是有必要的。几乎所有现代的临床文献都表明，积极的强化控制可以产生更好更持久的效果，而负面控制产生的结果（比如激励我们的逃避行为）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攻击性行为，以及日常的动机性遗忘与压抑。这并不是说积极控制的结果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但负面控制看起来问题更多，甚至会引起对控制的强烈反叛倾向 —— 也就是做出与自己想要的完全相反的行为。

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JOMO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吗？这取决于JOMO会发展成什么：只是一阵媒体上风潮，很快就被人遗忘；只是又一个被Z世代群体的焦虑感驱使着而产生的概念，最终起到相反的效果；还是真正从文化层面上的价值重新审视，关于我们到底想过怎样的生活？如果是最后的情况，那么JOMO是否能激励我们做出行为上的改变，则取决于有哪些真正可行的对电子产品使用习惯的替代方案，以及这些替代场景的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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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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