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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的历史,多次因为大流行病的出现而改写,从天花病毒的肆虐,到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1918西班牙大流感,再到近代的埃博拉、SARS等,大流行病对于大众行为、社会结构、甚至文明进程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截至3月21日,海外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突破20万例,涉及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并且连日新增确诊在3万附近。更令人担忧的是,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以约20%的增速上升。

为了阻隔疫情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进入「封城」状态,跨国贸易和交通几乎停滞。截至3月21日,已有至少42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多地疫情恶化以致经济停摆。

而在过去两周里,一系列连锁反应已经发生: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升级、并出现向金融市场「传染」的迹象,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大衰退的预期升温。

中金在今日发布的报告中,将中国2020年实际GDP增速预测从此前的6.1%下调至2.6%。并表示,短期内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风险明显上升,短期经济景气度或将为近代史上最为萧条。

站在全球「衰退」的边缘,我们将如何抵抗疫情、应对危机?平衡两场战役的关键点何在?何时能够按下经济的重启键?

昨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与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进行一场线上对话。一位身处现疫情「震中」地区——意大利的伦巴第大区,一位身在前「抗疫」重地——杭州,探讨全球经济大格局将如何演变。

1. 两场平行「战役」

回望过去一百年,全球经济已经历了若干次危机。

从美国1929年大萧条、到1987年股灾;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等。其中,至少有三次金融危机都引爆了全球经济大衰退。

如果从2020年2月19日的高点算起,美股指数至今已跌去超过40%,期间更是经历10天4次熔断的史诗级大跌。参考历史数据,此次股灾下跌的速度已经超过美国1929年大危机和1987年股灾,足以引发系统性风险。

斯宾塞对市场较为乐观:「虽然道琼斯指数已经跌了30%,市场受挫非常严重,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济基本面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市场中有不少机构持有大量现金,全世界总有走出危机的一天。」

在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看来,借鉴历史数据,经济衰退的时候美国的股市都往往会下跌10%—30%,而现在股市的底部可能还远未到来,对于经济的影响范围有多广、以及多持久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与以往人类经历的多次经济危机不同的是,眼下全球市场面临抗击新冠疫情与防止经济衰退的双线作战。这是两场平行「战役」,且相互影响和掣肘。

要想控制疫情蔓延,社会生活和经济增长势必要放缓,但这样又会影响供应和需求,进而动摇人们的信心,最后冲击到金融市场。但如果恢复经济活动,病毒又可能卷土重来。

陈龙认为,首先供需两侧都会受到不利影响。疫情之下,消费行为和需求大幅减少,投资动力也进一步下滑。而需求端走弱后会导致供给端企业丢失业务,流动性枯竭,进而整个经济活动都陷入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会发生,例如,疫情对于大众的心理影响巨大,当人们信心缺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稳定和混乱,进一步导致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下降。再比如,压力传导到了资本市场,已经发生了多次熔断。

「我希望不要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但这一次肯定算得上一场危机了。」罗汉堂学术委员斯宾塞认为,经济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但关键在于能否尽快复苏,避免危机带来长期影响。

1929大萧条之后,每年有大批银行倒闭,直接影响公司贷款,进而引发公司倒闭……在斯宾塞看来,从经济学角度,我们无法阻止银行倒闭,但可以有一个熔断机制以减少倒闭对于经济的冲击。

就像眼下,酒店、餐饮、商场等一切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很多企业的收入近乎为零。当前为复苏做的最重要准备是,保证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就业,防止经济遭受永久性破坏。「经济机器一旦停止,再次重启尤为艰难」。

陈龙认为,在双线作战中,如何在经济和疫情之间找到平衡,是化解本次危机的关键所在。

疫情不会马上消失,什么时候限制经济活动,什么时候重启经济活动,都是考验人类的智慧。

回到中国市场,在陈龙看来,第一场战役——疫情,基本已经得到控制,但第二场战役仍在继续,消费和信心何时恢复、企业经营何时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对于全球是否会陷入大衰退的担忧,斯宾塞和陈龙表示,前景并非如此悲观。

斯宾塞指出,尽管早期防控工作失败,本次疫情到今年年底也可能会告终,全球主要经济体可以逐步复苏。陈龙则表示,早期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都在一个季度内控制住了疫情。

这次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深度和长度,取决于两点。第一,疫情在中国以外主要经济地区传播的速度,能否像以往一样能得到控制。第二,疫情控制后消费经济恢复速度,以及如何确保企业恢复到正常经营。

陈龙预计,很糟的情况是持续几个季度,而一切顺利且加上一些运气的话,也许到夏季结束就会出现经济复苏的趋势。

2. 一次「信任」大考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奥利弗·威廉姆森优化了科斯的企业边界理论,「如果企业内部管理成本高于市场交易成本,那么,应当选择不扩大企业规模,而将新增业务或流程交由市场完成。」

全球化时代,世界工厂分工明确,各国产业密切关联、相互依赖。在这样一种机制里,「信任」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而眼下,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无疑对于全球产业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信任在巨大的危机面前显得格外脆弱。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直言,「这是一次信任的大考」。

的确,无论是从国家安全方面去还是其他方面去考虑,在危机时缩短供应链,保证本国生产的独立性,对国家而言具有战略性意义。比如美国在疫情后希望脱钩,自己加大生产医疗设施等,让供应链更加内生。

但他认为,当前我们处在整合的全球经济中,蝴蝶效应不可避免。病毒不会因国界而停止传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法完全隔绝病毒。因此本次危机中,最关键的是正确的领导力和各国之间互相协调的能力。

罗汉堂学术委员斯宾塞认为,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和逆向发展。

他认为,事实上过去几年,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已有上升苗头,包括贸易战,以及这次疫情的爆发,都让不少人开始反思全球化。数字技术、国家安全、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差异等在分裂大家。

《人类简史》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近日撰文指出,很多人将冠状病毒疫情归咎于全球化,认为阻止更多类似病毒爆发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全球化」。建起围墙、限制旅行和减少贸易。

他认为,即使短期隔离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长期的孤立主义将导致经济崩溃,对真正抗击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毫无助益。恰恰相反——流行病真正的解药不是隔离,而是合作。

「阻止全球灾难,需要重获失去的信任」。

在赫拉利看来,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不只因为冠状病毒本身,还因为人类之间缺乏信任。要战胜流行病,人们需要信任专家,公民需要信任公共当局,国家之间需要互相信任。

陈龙认为,病毒不分国界,疫情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人类无法彼此割裂,我们在一个整合的世界中。最终大家会意识到,我们彼此依赖,需要这种信任。无论是对抗疫情还是经济衰退,全球各国需要协调与合作。

3. 数字技术抗「疫」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不要浪费危机提供给我们的机遇」。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球发展数字技术的紧迫性进一步抬升,它走向了抗疫的第一线,甚至成为了左右战局的关键。

最典型的就是健康码,这个在线化的健康证明解决了实时追踪行为轨迹,掌控居民健康状况的问题。大大缓解了基层管理的统计难题,也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效率。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面对重大疫情时应用数字技术,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人类,如何去协同抗疫。数字技术把人类连接起来,他将此总结为「数字化生存」

在他看来,疫情是对数字生存的一次极端压力测试,它将改变很多东西,特别是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变,体现在对商业的改变,对信息的改变以及人与技术之间情感联系的改变。

大半个世纪以前,经济学界有一场著名的辩论,是中心化的治理方式好?还是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更优。经济学家哈耶克核心观点是,市场最核心的作用是把各种分散的信息能够整合在一起,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陈龙认为,疫情之下网络信息泛滥,有专家的,有政府的,有企业的,有民众的,就像一个市场一样,它把非常分散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各方对这些信息不断吸收检索,直到找到认为合适的证据为止,这个过程就像信息的交易。

「信息革命本质上应该是人类协同的革命。」在他看来,身处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下,必须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相互教育、相互学习,这种互联性是一种新的趋势。

再比如,在商业上,疫情导致线下的生活陷入休克,O2O服务、远程教育、远程办公开始爆炸性发展。这个变化一直在缓慢发生,又被突然发生的系统性冲击大大提速,并且很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

「危机会打破抵抗和阻隔」。罗汉堂学术委员斯宾塞也认为,全球疫情将打破一些阻隔,改变个人和组织的一些行为习惯,比如,企业必须适应远程办公,进而推动数字技术在全球的快速发展。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他认为弥合「数字鸿沟」的紧迫性也将凸显。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9年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

报告认为,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

而如果处于这一鸿沟的不幸一边,就意味着他们很少有机遇参与到我们的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当中,也很少有机遇参与到在线的教育、培训、购物、娱乐和交往当中。

对此,罗汉堂秘书长陈龙认为,纵观人类历史,前几次技术革命都是自上而下的,是从最富有、最具权势的群体慢慢向其他阶层扩散,但数字革命不同。在非洲,手机和网络都很普及。在中国,电商也已经进入了「下沉」市场。

在他看来,信息成本指数级降低与非排他性叠加,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参与度。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贡献者、分享者、受益者、被影响者和影响者,「这是数字革命最根本的原因」。

世界正在迈入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和人类所经历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一样,这是又一场影响深远的立体变革。新冠疫情的发生是一个意外的变量,它将加速变革的进程。

当原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被颠覆和重构,人类社会如何更好地应对伴生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数字技术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社会治理等领域的问题?

阿里巴巴倡议成立的罗汉堂正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社会科学家们有责任更好地协作,帮助人类社会适应这场数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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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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