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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通过“病毒云”(译者注:指人体内病毒聚集的形态)内部的相互作用不断进化:在病毒云中,病毒从附近的其他病毒那里获得新的特性,形成新的病毒,从而实现变异,能更有效地入侵宿主细胞,或更难被免疫系统识别。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在合作。

为了对抗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科学家们也在以前所未有的水平进行合作。

学术研究:预印本平台的火爆

他们放弃了以往的研究结果出版流程——动作慢,而且通常只提供给支付了数据库费用的研究机构及人员使用。1月,全球超过50多家期刊和出版商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诺将迅速、公开地分享研究成果,并将所有与Covid-19、冠状病毒相关的出版物及时发布,以供研究者“立即获得访问许可”,并“以便于重复使用的方式”获得访问许可。

美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生物学家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a . Johansson)和合写开源预印平台PREreview的联合创始人达妮埃拉·萨德尔(Daniela Saderi)一道推出了疫情科学快速预印平台(Outbreak Science Rapid PREreview),该开源平台提供对疫情相关预印本的快速同行评审。科学家们已经将750多篇与冠状病毒相关的预印本论文上传到medRxiv和bioRxiv网站上(这两个网站也能为预印本论文提供免费的在线存储和分发服务)。

约翰逊和萨德尔里给《自然》杂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们提到了该项目。他们写道:“导致COVID-19的SARS-CoV-2冠状病毒这样的病原体爆发的速度很快,可以影响到每一个人。针对疫情的研究也需要迅速和开放,疫情相关研究的同行评审机制也需要如此。”

医疗用品生产:3D打印助力

合作不仅限于学术研究。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工程师、服装师和研究人员正在Facebook上一个名为“开源COVID19医疗用品”的小组中分享和讨论口罩、呼吸机和呼吸器等稀缺商品的技术设计。该小组发起了一个开源3D打印呼吸机的项目,他们在7天内完成了一整个设计。据《福布斯》报道,爱尔兰政府最早将于下周对该设计进行审核(译者注:即3月23日-29日)。设计者们希望资源较少的国家能够审核该应急使用的设计。只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Just One Giant Lab)是一个总部在法国巴黎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旨在通过去中心化的开源方案来替代学术研究的模式来加速产出解决方案。目前,JOGL正在就15个项目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合作,项目之一是包含40多个设计、环境监测和风险评估的开源面罩挑战项目。

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对现状的反叛。学术研究中的知识通常受到市场力量的严格控制,自1986年以来,期刊订阅的成本去掉通货膨胀率还增长了300%。只有与发达国家的大学有联系的人、或是十分有钱的人才能负担得起这样的费用。几十年来,活动家们和图书管理员们在开放期刊获取的问题上与各期刊的出版商进行了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斗争,研究人员常常对这些限制表示遗憾,他们指出,没有付费许可,他们甚至不能自己发布自己的作品。

医院常常与垄断实体签订了长期合同,这为他们使用过时的、有时甚至有危险的医疗用品和不好用的库存设备创造了条件。

为了向全球疫情大流行提供医疗用品,该小组正在这个既定系统之外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当意大利一家医院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阀门用完时,几名志愿者立即寻求解决办法。他们要求阀门制造商提供设计图纸,但该公司以知识产权为由拒绝了。因此,这些“无赖”的志愿者们以1美元的价格打印出了阀门。据the Verge网站报道,截至3月17日,至少有10人受益。“这些病人都有生命危险,我们采取了行动。”一名志愿者在Facebook上写道。

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向Facebook上的开源小组寻求医疗用品。3月20日,弗吉尼亚州的主管技师安德鲁·库顿(Andrew Cureton)发布了一条紧急信息:“我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负责一个紧急护理项目,它就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如果有人能够快速打印3-12个面罩,比如用Prusa等机器打印的都行,我们可以承担材料和运输的成本。这些口罩将用于节省呼吸器,它们的供应日益减少。”

Cureton随后更新了帖子:“感谢丹尼尔·博伊斯(Daniel Boyce)和亚当·盖纳(Adam Gainer),他们将负责打印。也感谢所有转发评论的人,我对这个小组印象深刻。”

“去中心化的志愿者可以自由行动,” Cureton在接收OneZero采访时这么说,“他们帮助我保护了我办公室的医生、工作人员和病人。我被这群人的慷慨和创造力所折服。他们提供的面罩能降低气溶胶感染的可能,这就让我们N95口罩的使用时长延长了五倍。”

预印本平台如何做到快速分享?

一些资深科学家认为这种合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马克·利普西斯(Marc Lipsitch)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说:“此次经历与我参与过的任何一次疫情爆发都完全不同。”日内瓦新兴病毒性疾病研究中心的伊莎贝拉·埃克尔(Isabella Eckerle)在《纽约时报》表示:感觉科学家们正在“向一种全新的研究文化过渡”。

促成这一变化的一个因素是预印本平台,它允许研究人员在缓慢的同行评审过程之前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自2011年以来,全球已经研发了近50个新的平台支持预印本出版。但截至2019年,生物学预印本的数量仍仅占已发表论文的2.3%。随着更多的科学家通过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了解了这些平台,这个数字可能会大幅改观。

预印本平台还允许共享“失败的”研究。因为期刊倾向于优先考虑新奇的、令人兴奋的研究,而制药公司为了利润考量,也只会发表对其产品有利的论文,否则这些研究结果就不会发表。据估计,一半的临床试验从未得到过报告,这意味着其他科学家可能会浪费时间去探索那些已经被证明无效的解决方案,更意味着市场上的产品可能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么有效。

正如Cureton所说:“我看不到自上而下改革性质的解决方案。医学的精神一直专注于个体患者和社区,因此,临床医生和制造商需要共同努力,解决他们当地的需求。”

疫情结束后,合作的基础设施仍将存在。面对过去的规范和若隐若现的权力结构,把这些方法长期落实下来确实需要勇气。正如已故的电脑神童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所说的:“信息就是力量。但如同其他所有权力所遭受到的一样,总有些人想把它据为己有。”研究人员是否会拒绝这些方法是一个无从判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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