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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对银行业而言,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一度作为服务小微的明星银行包商银行被接管,绵延多年的同业刚兑实质上被打破;而城商行最多的省份辽宁省也不安宁,规模逾8000亿的上市城商行锦州银行被重组,城商行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流动性风险暴露无遗;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恒丰银行被山东省政府及中央汇金公司注资,公司治理乱象更是震惊行业。此外,先后有几家城商行、农商行发生挤兑危机,一时间风声鹤唳。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明确职责,合力拆弹,不遗余力的化解系统性风险,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更是如履薄冰,不少中小银行的管理层先后变动,来自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行的先进管理人员先后执掌董事会和经营层,推动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内控经营的合规化。

那么2020年如何呢?2020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银行 业特别是中小银行的处境,可谓是“难上加难”。

不少中小银行鉴于自身服务能力和发展零售的行业趋势以及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趋势,举全行洪荒之力推动零售转型和数字化转型,2019年大规模增加零售信贷额度和科技投入,以奠定“关山飞跃”的基础,历尽千辛,好不容易熬过了2019这个“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却没想到在2020开年就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黑天鹅。随着封城、隔离,零接触式的数字化、在线化金融服务,取代网点成为主流的金融服务模式,一时间,零接触式的数字化金融成为行业热词,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也因疫情的到来而日益旺盛。

但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奔小康”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稳扎稳打,难以“朝发夕至”,一蹴而就。转型需要持续的科技投入、人才投入和技术迭代、产品创新,需要从基础的数据治理、数据的标准化等基础性工作做起,需要全行在组织架构、管理理念、文化氛围等多个维度着手,我们看到媒体热议的中台战略,其实不论是业务中台、数据中台还是技术中台,都是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中的一个个不可分割的模块。数字化转型并不是搭建一套科技系统、引进部分数据人才、发布几个转型口号那么简单,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持续性的战略工作,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持之以恒的推进,如果浅尝辄止,那么前期的高投入,可能就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最终成了烂尾工程。

笔者曾在《知易行难的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一文中有过深刻分析,数字化既不像交易银行般快速见效,快速形成产业互联网下服务B端的优势,也不像网贷业务般立竿见影,直接将盈利能力显示于财报之中,数字化是个基础性的持续性的苦活累活脏活,但又是必须做的一项工作,今天不“补课”,明天可能就要被“下课”。

但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要注意转型的时机选择、阶段选择,在合适的阶段做合适的事情,笔者在《疫情之下,再谈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一文中有过分析。要弄清楚数字化转型的目的,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实的财务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与新冠疫情冲击下的零售资产质量危机相比,远水难解近忧。

零售转型是近年来银行业的整体趋势,不论是国有大行还是股份制银行、城农商行,都在言必称零售转型。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在催化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让各行的零售转型战略,经受了一次现实的考验。

先看国有大行:

工商银行行长谷澍表示:总的来看,受疫情的影响,今年银行的资产管理的压力肯定有所增大,我们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应对这些影响和压力。随着疫情目前的一些变化情况,在消费、出口方面都会对经济有一些新的挑战,这也会对资产质量有一些冲击。

建行首席风险官靳彦民表示,一般情况下每年前两个月信用卡业务都是负增长,特别是今年,负增长的情形更严重一些,由于没有增量,逾期贷款率自然就上去了。

交行副行长侯维栋坦言,目前来看,疫情对信用卡资产质量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将尽快恢复信用卡的催收力量,推动制度分流、渠道分流、产能提升等方式加大催收的力度,控制和化解风险。2019年,交行信用卡透支不良余额增加约35亿元,占全行新增不良的62%,信用卡不良率也从年初的1.52%升至2.38%。

再看股份制银行:

招行行长田惠宇表示,疫情最直接、最大的影响是资产质量,信用卡和个贷的还款能力、意愿都在下降,2月份信用卡和房贷、小微逾期率同比大幅度提升。

光大银行:去年全年,光大银行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为489.65亿元,同比增加132.21亿元。其中,零售业务的信用减值损失达到283.06亿元,同比增加155亿元,增幅高达121.56%。

再看城农商行:

4月1日,在香港上市的甘肃银行,在发布了年度业绩报告后,股价瞬间垮塌,单日暴跌40%。细看甘肃银行财报,其2019年不良的垮塌,直接动因就是零售贷款不良率的飙升,从2018年的1.73%猛增到2019年的4.01%,这一不良率水平,即便放在分行业公司贷款分类中,也是排名靠前的。再细化来看,零售贷款不良垮塌的直接动因就是“个人经营贷款”,不良率从2018年的4.77%直线飙升到2019年14.08%。事实上,从甘肃银行的零售贷款构成来看,“个人经营贷款”一直占据着很大的份额,在2017年之前,这一比例甚至一度达50%左右,即便是在2019年,这一比重也仍然高达20%左右。

此外,3月27日,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将南京银行、宁波银行、苏州银行、广州农商银行、深圳农商银行和富邦华一银行等6家商业银行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并维持其评级。穆迪方面表示,调整评级展望的银行是贷款组合对经济下行更为敏感的银行,原因是其小微企业敞口较大,或者是其贷款多元化程度较低,对最受影响的行业或地区的贷款敞口较大。此外,在相关区域性银行的主要运营城市中,制造业和贸易相关行业易受潜在的全球需求萎缩所影响。因此,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持续并加剧,这些银行将面临更高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压力,其中一些银行近年来贷款增速也相对较高,因而其贷款组合面临账龄过短的风险,对资本指标形成压力。

零售转型还是中小银行的战略方向吗?此前,招行田惠宇行长也反思零售占比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中小银行,深耕区域、零售转型依然是大势所趋,不会因疫情和短期的资产质量问题而动摇。笔者在《“零售之王”招行反思零售占比 零售转型还是中小银行的方向吗》中有过详细分析。

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奔小康”的过程,但资产保卫战则是迫在眉睫的“生存”下去的问题,数字化转型是“锦上添花”,科技能够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成本,能够帮助银行分析客户、洞察客户(包括客户的偏好和还款能力等),但是科技却无法改变或者提升客户现有的还款能力和意愿。数字化转型难解近忧,资产保卫战迫在眉睫,中小银行应该研判大势,分清主次,循序渐进,在保障经营可持续的基础上,有选择、有重点的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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