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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总资产规模超过3300亿元的西北第一家上市银行—甘肃银行,发布2019年年报后,股价突然崩盘,跌幅一度高达49.60%。尽管甘肃银行晚间发布公告,称其股价暴跌是由于其若干股东“爆仓”所致,但笔者粗浅分析其年报,认为原因更多在于资产质量的恶化,特别是零售版块的个人经营贷不良率飙升,从2018年的4.77%直线飙升到2019年14.08%,较2018年上升超过9个百分点,不良贷款规模高达9.854亿元,较2018年的3.614亿元增加6.24亿元。实际上,甘肃银行的零售贷款构成中,“个人经营贷款”一直占据着很大的份额,在2017年之前,这一比例甚至一度达50%左右,即便是在2019年,这一比重也仍然高达20%左右。

甘肃银行2019年的个人经营贷不良包袱尚且如此沉重,那么经受着新冠疫情冲击、全民居家隔离、大街小巷的商铺纷纷关闭或转让的2020年,个人经营贷的不良情况,恐更加触目惊心。

一、从甘肃银行年报,透视中小银行的零售资产质量

而甘肃银行又是中小银行的一个参照物。作为一家规模超3300亿的西北第一家上市银行,甘肃银行与众多中小银行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银行相比,还是具备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各家银行的战略方向、经营风格、业务重点、客群基础、信贷结构、区域市场竞争环境等均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从细微之处发现一些共性的风险点。

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年来,随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金融监管的持续趋严以及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等的冲击,商业银行过去所倚重的公司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中小银行,与区域经济深度绑定,随着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不少传统的两高一剩行业客户面临产能出清、债务违约等问题,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表深受影响,资产保全、核销不良已是筋疲力尽,甚至有一些城商行董事长亲自带队上门催收,足见不良压力之大。

而到了2019年,又先后爆发了包商银行被接管、锦州银行重组和恒丰银行被山东省政府及中央汇金注资等事件,同业刚兑事实上被打破,流动性分层加剧,与此同时,债券市场也是天雷滚滚,城投信仰摇摇欲坠,AAA评级的名校企业信仰正式破灭,谁也不知道下一个“雷”在哪里,会何时爆发,中小银行的同业投金业务也遭冲击。此外,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内部人控制、流动性风险等“沉疴顽疾”也暴露无遗,监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可以说,在前几年疲于核销不良的艰巨任务之外,2019年,中小银行的处境更是如履薄冰,草木皆兵。

正是在这种市场环境、监管环境和同业环境之下,零售转型成为大中小银行的共同选择。大行向着零售转型,不论是打造“第一个人金融银行”,还是“招行plus版”,都具有坚实的、优质的零售客群基础、丰富的个人金融产品体系和比较完善且多维、经过周期检验的个人数据支撑下的风控模型和风控能力,能够实现批发金融和零售金融更好的融合、互相促进,形成服务生态。

股份制银行中的招行,零售转型最早,成效也最显著,在零售业务占比达到55%至60%的基础上,开始反思零售占比的结构问题,特别是经历着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零售资产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所谓零售“压舱石”的作用,可能在现实中更显“骨感”。

而作为中小银行,零售转型几乎被奉为真理。但是真正做到深耕区域、深耕零售的中小银行,屈指可数。绝大多数中小银行把零售转型,异化为个人消费贷、经营贷、联合贷以及助贷。比如部分中小银行领头羊的年报显示,2018年,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增长亮眼,增幅分别达到了127.39%、80.65%、91.22%,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2018年末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千亿元,达到了1575亿元和1056亿元。中小银行的领头羊们尚且如此发力零售信贷,规模更小的银行冲劲更足,其数据可想而知。

比如规模稍小的天津银行,其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在2018年猛增691亿元,同比增长了785.9%,个人贷款在总贷款余额中的占比提升了22.9个百分点至36.7%,个人消费贷款在个人贷款中的占比由2017年的25.6%快速抬升至2018年的73.6%。

甘肃银行个人经营贷的不良情况,已经让人大跌眼镜,相比于经营贷,个人消费贷的客群质量、风控能力、催收能力以及疫情冲击影响,恐更加难以预料。而一些非持牌的助贷机构所提供的变相兜底的助贷业务,在疫情冲击之下,非持牌的助贷机构自身能否“兜”的住,也要打个问号。而对于持牌机构开展的联合贷,所谓数据风控、联合运营、风险分担,其风控数据的维度、风控模型的周期检验情况以及风险分担的话语权、资产保全和催收的权责分配等方面,也值得中小银行深思。

二、突发事件面前,大数据风控依然那么有效吗?

对于联合贷中持牌机构所宣传的大数据风控模型,笔者粗浅的认为,大数据风控的数据,是客户在过去的活动中所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不论是金融数据还是非金融数据,不论是何种维度,这些数据主要是一种历史的、静态的数据,在不出现特殊情况下,会按照一种线性的方向演进发展,大数据的分析价值也能充分显现,但在出现诸如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时,这种基于历史、静态的数据所形成的客户画像和风控模型,能否继续有效的按趋势和线性,预测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优质的客户依然优质,但我们也要反思联合贷下的客群分布,据笔者了解,不少发起联合贷的持牌机构,都是打着“普惠”的旗帜,为那些在央行征信中没有记录的“白户”提供他们过去所难以获得的金融服务,换言之,联合贷的客群,可能比银行信用卡的客群质量稍弱一些,当然只是可能。而信用卡的资产质量,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已经揭晓,交行副行长侯维栋坦言,目前来看,疫情对信用卡资产质量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2019年,交行信用卡透支不良余额增加约35亿元,占全行新增不良的62%,信用卡不良率也从年初的1.52%升至2.38%。而两大APP活跃用户过亿的招行行长田惠宇表示,疫情最直接、最大的影响是资产质量,信用卡和个贷的还款能力、意愿都在下降,2月份信用卡和房贷、小微逾期率同比大幅度提升。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的信用卡资产质量尚且如此,中小银行以及助贷、联合贷客群之下的资产质量,不言自明。

对于近期媒体热议的中小银行自营网贷产品,笔者认为,中小银行的自营网贷产品其实在2019年已经集中出现,且多家产品的金融科技供应商也较为集中,这种沿着助贷—联合贷—自营贷的发展路径的想法很好,但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值得商榷,特别是风控模型的区域性检验和周期性检验、自营网贷产品的运营能力、催收能力等,模仿的“形似”可能远超实质,这种真正的数据风控和运营的能力可能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

三、零售转型依然是中小银行的方向吗?

笔者认为,前期盲目拓展个人消费贷、经营贷、助贷及联合贷的中小银行,在新冠疫情之下,零售信贷的资产质量可能会遭遇“滑铁卢”,如果批发零售的信贷结构不合理、零售占比偏高、区域和行业分配不均衡,那么本次疫情冲击的影响可能比较大。3月27日,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将南京银行、宁波银行、苏州银行、广州农商银行、深圳农商银行和富邦华一银行等6家商业银行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并维持其评级。穆迪方面表示,调整评级展望的银行是贷款组合对经济下行更为敏感的银行,原因是其小微企业敞口较大,或者是其贷款多元化程度较低,对最受影响的行业或地区的贷款敞口较大。当然,本文仅做引用,不做分析。

尽管本次疫情冲击商业银行的零售资产质量,但笔者始终坚定认为,中小银行零售转型依然是不可逆的趋势,但需要重点围绕客户获取和客户经营、产品创新和体验迭代、服务渠道的优化和整合、资产业务与负债业务的融合发展等方面着手,笔者在《“零售之王”招行为何反思零售占比?零售转型还是中小银行的方向吗》中有过详细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四、数字化转型能“包治百病”吗?

疫情在结果上,必然冲击着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当我们从过程上来看,疫情也在深刻改变着中小银行的金融服务模式和经营模式、管理模式、运营模式等。

疫情之下,零接触式的上线化、数字化的金融服务,取代网点成为主流的金融服务模式,一时间,零接触式的数字化金融成为行业热词。其实数字化转型,就如同零售转型一样,成为近几年中小银行的热门方向,只是因疫情的到来而显得更加重要,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也更加旺盛。

笔者认为,零售转型是一个业务方向,而数字化转型则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持续性的战略工作。转型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节点和符合业务实际的小切口切入,需要有持续稳定的财务支撑和科技投入、人才投入以及技术创新和迭代,需要从基础的数据治理、数据的标准化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做起,需要全行在组织架构、管理理念、文化氛围等多个维度着手,从战略规划到组织架构适应,再到各部门权责分配,再到各业务条线、系统模块、经营单元的数字化工作落地,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我们看到媒体热议的中台战略,其实不论是业务中台、数据中台还是技术中台,都是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中的一个个不可分割的模块。数字化转型并不是搭建一套科技系统、引进部分数据人才、发布几个转型口号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漫长的“奔小康”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稳扎稳打,难以“朝发夕至”,一蹴而就。

数字化转型知易行难,数字化转型也难以“包治百病”。比如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内部人控制及流动性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沉疴顽疾”,并不会因为业务的数字化、流程的数字化、经营的数字化而从根本上扭转,操作风险也是从一线柜员、客户经理等岗位风险控制,转变为对后台的IT人员的权限和风险控制。再比如前面讲到的零售信贷的资产质量、大数据风控,在突发事件、非线性发展中也可能会“失灵”。此外,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了商业银行数字化的对外服务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大数据风控也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构建客户的静态的画像,但从客户的视角来看,科技并不能改善或者提升客户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比如客户受疫情因素影响工作,进而影响其还款意愿和能力,这种现实的情况并不会因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工作而改变。笔者在《知易行难的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一文中有过分析,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应用系统从传统集中式架构向着大数据、云计算、分布式等方面升级优化,也不仅是业务从单一的存贷、支付结算向着场景化金融、泛金融与非金融生态构建等方面演进,也不仅是人才支撑从过去的关系型、资源型的营销人员,向着数据风控建模、信息安全管理等IT类的金融科技人才转变。

而是要从数字化的思维方面转变,从过去的抢存款资源,向着抢市场痛点转变,因为市场的痛点就意味着市场的机会,解决了市场的痛点,才能真正形成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过去的提供放贷资金,向着提供解决方案转变,因为仅仅提供资金,依然是从银行的视角出发,是结果导向,而提供解决方案,则是客户的思维,从客户的视角出发,是一种过程导向;从过去的比拼利率价格,向着比拼专业服务能力转变,拼价格依然是高资本消耗、重资产经营的老路,而专业的服务能力,才是真正轻量化运营,真正不可替代的“护城河”。

年年难关年年过,穿越波澜起伏、风险丛生的2019,熬过突如其来、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应急反应能力、客户服务能力等也得到有效提升,中小银行也在与风险相伴、经营风险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成熟,由弱变强。零售资产质量的恶化,只是长远发展中的一次练兵,零售转型和数字化转型依然是中小银行的“诗与远方”。疫情终将过去,困难终将克服,中小银行也终将在大浪淘沙中经受洗礼、勇立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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