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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昀

长期以来，在一些金融从业者与监管者眼中，支付以及支付经济学，似乎是一个边缘领域。但是步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新经济泡沫破灭、9.11事件、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突发性重大事件的爆发，中央银行家们对支付清算的重要性开始有了更深的感触。在移动支付等新支付方式对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背景下，支付经济学也正在从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央。

不再是“隔离的车厢”

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分析史》中曾指出：“银行与金融文献在货币与信用文献中是一节隔离车厢，正如后者在一般经济学文献中是一节隔离车厢那样。” 利用学术搜索引擎回溯当代经济学文献后发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有关支付清算的文献在货币金融文献和一般经济学文献中同样是“一节隔离车厢”，极少刊载讨论支付清算问题的论文。

不过，步入21世纪以来，中央银行家们对支付清算的重要性开始有了更深的感触。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若是要存心搞垮美国经济，只需摧毁电子支付系统就行了。如此一来，银行就只好重归低效的资金实物转移，商业活动也就将仅限于物物交换和欠据欠条。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将会急速下降”，伯南克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在9.11事件发生后，美联储的快速反应保障了资金支付与证券转让系统的顺利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美国经济体系受到的冲击，因而至关重要。

而在学术端，情况也在发生变化。近年来，大量旨在连接支付清算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活动快速展开，有关支付清算的学术会议、工作论文、数据库等各类平台快速增加。特别是各大中央银行在支付经济学的研究上投入了可观的资源。支付清算融入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步伐继续加快，“支付经济学”作为一个严谨的理论概念也开始被广泛讨论。

美国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莱克尔(Lacker)对支付经济学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位强调尊重市场规律、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是正式提出“支付经济学”概念的第一人。莱克尔在《货币经济学杂志》发表的三篇论文可以被视为支付经济学的奠基性文献。Lacker(1997)发展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私人支付工具的清算和结算行为，是将支付结算纳入主流货币经济学理论的初步努力。

此后，在 2000年10月，莱克尔主持的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召开了一次支付经济学研讨会。彼时，发达经济体已经形成了多支研究支付清算制度安排的货币金融学研究团队。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家们加大了对支付清算系统的监管与建设力度，他们正迫切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经济学解释。Lacker and Weinberg(2003)在整合会议成果的基础之上，第一次对“支付经济学”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支付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支付过程中的各种交换机制，既包括代理人完成支付使用的支付工具，也包括银行等金融中介在支付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此后，Lacker(2004)又依托于支付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对 2011 年“9.11”事件对美国支付体系的冲击进行了经济分析。

在这三篇标志性文献发表后，有关支付经济学的文献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在电子货币与现代支付体系对货币与货币政策的影响、现代支付体系与金融风险两个领域，文献数量已堪称庞杂。各方现在存在两个基本共识：

第一，快速变化的支付体系既有可能使得今天的中央银行对货币资产和利率的控制力持续下降;同时也有可能会提高公开市场操作效率、增加货币乘数，从而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支付体系的变革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的，不可做简单、片面的判断。

第二，支付清算系统为银行、证券等各类金融市场的交易提供了后台保障，因此支付清算系统的内在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冲击如何在金融系统中传导，这一问题在后危机时代显得格外重要。

具有代表性的支付经济学专著还包括诺赛尔和罗什托(2015)等等。诺赛尔通过将货币支付结算问题纳入标准的货币经济学模型，来研究支付、结算等基本现象在现代经济中的存在基础，借此研究商业银行、清算所和中央银行等支付体系组织结构的形成及其作用等等。

另外，欧央行还联合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央行和学术机构，成立了支付经济学研究小组(Payment EconomicsNetwork)，旨在加强支付领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使得支付经济学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和进一步的发展。在Lacker and Weinberg(2003)之后，前述欧央行支付经济学研究小组从现实问题入手，对支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从学科分类角度看，由于现实当中的支付清算问题与中央银行、金融机构、消费者、商户、技术创新者、政府、行业协会等多个主体密切相关，故而支付经济学也必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规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均可在支付经济学范畴之内找到用武之地。总体而言，货币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成为支付经济学融入主流的两个主要努力方向。

各界研究者共同推进支付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各国央行举办的支付经济学学术研讨会。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支付经济学研讨会是：加拿大央行于 2008 年 11 月举办的“支付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会议论题比较集中于信用卡问题。2014年波士顿联储第七次研讨会。内容更加丰富，整个会议包含数字货币、信用卡市场：需求侧、信用卡市场：供给侧、独特的数据来源、金融市场与银行流动性、消费者支付行为、对杜宾修正案的评估七个专题，涵盖货币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金融市场学、微观经济学等学科范畴。

中国机会

总体而言，支付经济学的代表性文献能够较快地回应现实需求，对现实中的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亦能进行比较严谨规范的理论分析，论证的视角有许多新颖独到之处。中国经济学界在充分学习和借鉴西方学界在支付经济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中国的支付经济学更要注重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重大现实问题，提炼中国事实，解释中国现象。不必拘泥于“就支付论支付”的窠臼，而应在充分借鉴主流支付经济学理论成果，系统研究中国支付体系运行机制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依托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从我国支付清算体系发展的现象中提炼出一些典型事实，为我国支付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提供基石。

要在学术中做出贡献，可供参考的思路及视角可能包括：

宏观经济运行视角：随着经济金融交易方式日益复杂化，传统的货币金融指标已很难准确刻画金融市场的交易状况和经济系统的运行态势。

例如，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我国宏观政策中的重要政策工具，这些新增的货币在投放到经济体系之后就不知去向了，成为“迷失的货币”，我们也难以借助货币供应量来准确观察经济金融体系的运行轨迹。但是，支付领域积累的数据则可以起到这一观测指标的功能。无论哪个领域的市场交易，最终都面临资金转移问题，这自然要依靠支付清算这一管道来实现。可以说，如果全面掌握了支付清算数据并加以深入分析，我们就可以把握资金在金融体系当中的流动轨迹，有助于全面揭示金融体系及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常常能从新的角度发现问题。

例如，2015年我国支付系统处理支付业务的金额是当年GDP总量的64.77倍，而2014年仅为53.25倍，从2008到2013年的数值也远低于2015年。其经济含义是，2015年我国每创造1元GDP所需的支付系统业务规模有所增加，反映当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支付活动并没有为实体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而可能被用于支撑金融交易，为金融活动提供自我服务。

当然，中国支付清算领域的数据还比较零散，远不能满足系统研究的需要。加强数据的搜集、整理及在部门间的共享将是利用支付清算数据研究中国经济运行的首要任务。在利用支付清算数据研究经济运行时还要注意把握其适用边界。例如，在预测因金融市场流动性波动而导致的实体经济波动方面，支付清算指标比较适用。但是，当实体经济本身的创新动力弱化时，由此引发的经济波动就很难用支付清算指标来预测了。

经济发展视角：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依靠廉价要素和技术差距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旧有模式显然已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势必要转换到依靠自主创新为主的增长模式上来。

那些站在技术创新最前沿、致力于实现“弯道超车”的新兴产业就成为极其重要的新增长点。如果能够将这些产业作为案例仔细加以剖析，将会对探索中国未来的创新道路和产业转型模式产生重要的镜鉴作用。

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就是这样一类产业。从供给端看，该行业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研发周期比较短，有利于后发国家企业实现技术赶超。我国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已经站在世界前沿。从需求端看，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消费者的支付需求快速增加且日益多元化，这同样有利于推动支付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需要注意，移动支付不仅是一类代表我国创新发展特色的新兴产业，还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等诸多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究其根本，如果把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视为肌体与血脉的关系，那么货币资金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血液”，而包括移动支付在内的支付系统则是负责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输送“血液”的血管。新技术在移动支付产业的大规模应用使得支付系统的运行成本大幅降低，运行效率显著提升。这直接导致市场当中的各类交易成本明显下降，支付时间亦随之缩短，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循环更加畅通。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意味着能用更低的代价提供更多的产品或服务，这将从供给侧显著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还需看到，新技术在金融部门的应用首先是从支付行业开始的，移动支付领域金融科技实践积累的经验为我国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移动支付产业业已形成的竞争优势为我国在这一轮竞争中占据了有利位势。

体制转轨视角：支付清算体系的变迁也是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镜像。在体制转轨的早期阶段，货币当局在支付清算方面占据着垄断性的支配地位。经过长期的发展，规模不等、市场定位不同、所有制各异的形形色色的支付清算机构已经纷纷涌现，形成了以货币当局为主、各类机构共同发展的格局。直至今日，转型仍在继续。

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产品实际上是金融体制转型进程中，由于体制改革不配套而产生的“过渡性金融品种”。其得以快速发展的制度条件是:一般性存款利率受到管制，但同业存款利率已经放开;金融资源主要作为储蓄集中于银行体系之中;银行不能开设货币市场存款账户;普通居民手中的小额资金缺乏投资渠道。在上述条件约束之下，余额宝等产品携互联网技术之力，利用了两种市场利率之间的利差，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比银行存款更好的投资渠道。

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各个不同市场之间的利差将逐步消失，银行的经营范围将不断扩展，资金也将越来越多地走向市场。这就势必使得该类产品的收益率下降至平均利润率附近。过渡性金融品种向常态的回归，未必代表着它的失败，反而可能是中国金融改革取得成功的表征。这个问题就值得纳入支付经济学的框架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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