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字，预计阅读时间。

文/锦州银行总行普惠金融事业部 杨野

（本文为“2020金融文字节——银行数字化创新主题征文大赛”投稿文章。征文截稿时间为9月13日，欢迎踊跃投稿。）

摘要

在金融科技高速发展，对普惠金融赋能作用日益增强的背景之下，本文以城镇收入差距作为普惠效用指标，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金融科技对于普惠金融的推动作用，对2008年至2018年我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进而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加强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赋能作用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VECM模型、金融科技、普惠金融

一、导论

（一）选题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金融科技创新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并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要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建立金融业云计算、大数据等应用技术规范”；“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这些重要论述为下一步依托科技推动我国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至今，在经济新常态大环境之下，我国发展经济必然要求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而普惠金融的内在特征就是给予尽可能多的社会弱势群体便捷且公平的金融服务，其首要目的即是降低各阶层的收入差距。

同时,随着金融科技在今年来取得的飞速发展，科技在金融领域各个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多，全面提升了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在这其中，金融科技对于金融业赋能作用最强的就是普惠金融领域，金融科技利用其低成本、高效率、大数据分析、线上覆盖等自身特点，完美解决了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信息不对称、覆盖率难以保障的问题，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科技论坛上指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有着天然的相容性”。

（二）选题意义

在此背景下，研究分析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相关推动作用，能够有效指导实际，尤其随着《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逐步落实实施，普惠金融五年规划已经到了收尾攻坚阶段，寻找进一步提升普惠发展水平的思路与方法，能够确保普惠金融目标顺利实现，对于我市乃至国内金融机构及相关单位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在阅读相关文献后，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首先，当前国内关于普惠金融的相关文献大多从定性的角度研究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实证分析的文献较少，其次，金融科技发展相结合的文章也较少。因此，本文在利用数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探讨普惠金融的供给改革建议，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三）文献综述

Sarma（2010）结合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创造了普惠金融指数这一指标。该指标较之前的研究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模式，包含存贷款利用率、金融机构覆盖率等多项指标，这成为了普惠金融建设水平通用评价标准。

Clark（2013）以全球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对象进行普惠金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深化水平越高，一个国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小。

杨媛,刘兴慧（2018）研究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普惠金融的扶持路径，得出普惠金融能够完美解决普惠金融、金融扶贫工作痛点的结论。

章祥生,陈雨薇（2017）采用VAR模型，以浙江省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将基本保险、贷款和储蓄作为代理变量，通过对农户个人信息、农户家庭特征和农户接触金融服务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加以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是影响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

纪敏（2016）对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对当前阶段普惠金融发展遇到瓶颈的现状进行了阐述分析，得出了需要借助科技力量实现技术突破的结论。

王永红（2019）指出，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当前面对诸多风险因素，应加快建设相关机制，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规制经验，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确保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推动作用。

焦瑾璞（2018）通过研究指出，优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地减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得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能够能好地服务农村居民，为了进一步提升普惠服务水平，未来应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与服务布局，建设线上普惠大平台。

卢娟红（2018）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面板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得出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降低收入差距的结论，进而总结出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福利均有提升作用。

本文参考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面对当前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以我国2008年至2018年的数据，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探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对普惠金融发展成效的影响作用。从科技的层面，测度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将影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因素考虑进模型中去，研究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之下，着重发展我国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内在影响。

二、金融科技推动普惠金融的理论分析

普惠金融重点关注小微、“三农”、扶贫领域的金融服务，重点在以公平的机会，为社会各阶层、团体提供便捷的“包容性”的金融服务。《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了普惠金融的目标是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本文分别以这三大目标作为指引，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普惠金融的推动作用。

（一）金融科技能够提升普惠金融覆盖率

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实践中我们发现，面对遍布全国的普惠客户，我们通过增设更多普惠客户经理进行业务对接的方式极大增加了人力成本，而这也使得金融机构难以有效扩展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等长尾客户，设立专业网点或团队成本巨大，难以维持商业可持续性。而金融科技借助“互联网+”，在线上将金融服务覆盖无限延伸，金融机构可通过开发手机银行APP、线上普惠服务进行业务推广，客户无论身处何地，只需要通过线上业务渠道进行申请，金融机构即可获得客户需求信息，通过线上或线上线下的继续跟进为客户提供精准的普惠金融服务。当前，我国无线网络已经实现全覆盖，即使面对缺少客户端设备的贫困地区，也可设立无人普惠金融服务网点，架设各类自助机具来实现服务覆盖。金融科技极大降低了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全面提升了其服务覆盖能力。

（二）金融科技能够提升普惠金融可得性

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大客户群体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因其缺少财务信息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极大降低了其金融服务可得性，使得“小微融资难”成为了常态。在对面此类情况时，金融科技凭借其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缓解小微经济实体的信息不对称性，通过查询客户的征信记录、线上交易、行为信息等数据，综合分析客户风险情况，在监管的引导下，线上风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反欺诈、互金黑名单等常用风控大数据系统已经成为了金融机构的常备工具。在金融科技技术的支持下，客户经理不必花费较多时间进行财务数据还原、非财务信息分析，客户风险情况能够自动显示，审批通过率得到了提高，极大提升了客户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三）金融科技能够提升普惠客户满意度

金融科技在金融服务中的嵌入，也能有效提升服务的满意度，因为金融科技自带高效、便捷属性，业务效率与以往银行业机构总分支的审批模式对比，效率提升明显，极大节省了客户等待时间。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很多金融服务客户可以通过手机银行APP、微信平台获得，不再需要前往银行机构营业场所，省去了路程奔波。总之，各类便捷、高效的移动金融服务应用，使得客户的金融服务体验得到了提升、满意度得到提高。

三、构建模型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城乡收入差距指数（IGI）

因普惠金融的首要长期目标就是降低收入差距，将该项指标作为普惠金融效果测度。该比值越大，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越发严重，普惠金融成效不明显；该比值越小，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有所改善，社会分配越来越趋于公平化，普惠金融成效明显。

本文充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参考沈坤荣(2015)的研究方法，选取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用以确定城乡收入差距，相关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2、金融科技发展指数（FTI）

金融科技在近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方法上，本文借鉴Sarma构建综合普惠金融指标的方式，将金融科技多个维度的数据融合在一个体系中，从而更加真实的还原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引金融科技目前最主要的量化为网贷和线上支付两个方面内容，故本文选取了网贷机构、网贷成交量、网贷余额、线上支付量4个维度，本文选取的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方法是熵值法。对原始数据归一化，计算公式如下:

具体结果如图表所示。

确定权重之后，对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计算公式如下:

3、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

该项作为普惠金融机制建设水平的测度，采用与金融科技发展指数一样的方法，针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设计了金融就地理覆盖、金融从业人员地理覆盖、人均金融机构数、人均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存款余额占GDP比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六个维度。

4、转移支付指标（TPI）

作为财政直接干预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转移支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指数（IGI）的水平。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居民的生活水平呈现正向相关，即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越大，居民的收入就会越高。所以本文选取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个基本变量进行研究，作为转移支付水平的测度，相关数据来自财政部预算司网站。

（二）VECM模型构建

由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为充分考虑到协整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所以本文选取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研究，从短期动态关系与长期的均衡关系角度出发构建关于互联网金融环境下发展普惠金融对改善城镇收入差距的研究,VECM模型构建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ADF单位根检验

常见的时间序列的数据都是非平稳的，而直接对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会造成伪回归。所以，首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ADF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再对其进行一阶差分之后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原假设为存在单位根。

结果显示，4个变量的初始时间序列都是不平稳的，在对其进行一阶差分之后均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数据服从I(1)的单位根过程，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

经过对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序列，所以可以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本文考虑到Engle－Granger检验主要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但是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超过两个，而且Johansen协整检验是对相关的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的，所以本文选取Johansen协整检验进行检验。参照模型滞后期的选择原则，当滞后两期时，赤池信息值最小，所以模型的滞后期为2。

图4-1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是不存在协整关系，经过Eviews分析，得出在5%的水平之下存在一个长期协整关系，金融科技发展、普惠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转移支付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存在较强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而得到协整方程为:

结果显示，每个变量在5%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说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转移支付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存在较强的长期均衡关系，由上式可知，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两个变量之间负相关，即，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越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转移支付两个变量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财政干预越强，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金融科技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低，实证的结论与本文理论分析一致，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并最终降低收入差距。

图4-2判定系统的稳定性

对VECM模型检验其稳定性，得到上面的单位根检验图。结果显示所有的单位根都在单位圆之内，即，以上所构建的VECM模型是稳定的。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上的相关检验是为了证明构建的模型是客观可靠的。本文还选取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考虑干扰性对内生变量的干扰。

图4-3 VECM模型经过正交化的脉冲响应

由金融科技水平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准差冲击下，各个观测期都是正反应，虽然开始影响较小，但变化速度缓慢增加，积累效用明显。说明在互联网等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下，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将会成级数上升，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大，而且，这一优化作用存在较长的持久效应。

图4-4 VECM模型经过正交化的脉冲响应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IGI)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中，在整个的观察期内都是负反应，虽然开始影响较小，速度同样缓慢提升。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减少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且具有积累效应。由此可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较强的内在关系。

（三）实证分析结论

本文选取2008年至2018年的数据，把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数据加入到指标体系中，充分考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得到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及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分析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普惠金融发展、转移支付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表明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城镇之间收入差距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存在负的相关关系，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对城镇收入差距存在较长的持久效应，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能够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反过来，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关系。

五、对策建议

实证分析结论显示，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并最终降低城乡收入差距，这种影响是指数性增长的，效果明显且持久。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用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本文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升级金融科技的赋能能力，以提升我市乃至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一）鼓励金融科技创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从促进普惠金融的角度出发，鼓励传统金融机构加强自身金融科技建设或者和科技企业合作，适当放松金融科技类企业的准入条件、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业务准入条件，在金融和科技融合的基础上，创新参与普惠金融的方式，探究普惠金融的大数据风控模型和手段，优化产品服务，探索出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的模式。对于我市而言，应鼓励各金融机构重点开发线上金融服务平台，不断增进线上服务品类，建设线上无实体网点。同时开发涉农、扶贫专项线上产品，在农村、贫困地区增设各类自助机具或进行线上普惠服务定点宣传，进一步增强线上服务覆盖。

（二）借鉴沙盒监管理念，控制金融科技风险

信息技术和金融业务的持续融合不仅带来金融服务的创新，也使得跨行业、跨领域交叉性的金融风险和信息技术操作风险更加突出，为金融安全和稳定提出新的挑战。应借鉴国外沙盒监管经验，加快金融科技的应用试点和推广。如美国现行法律并无对金融科技的参与有明确规定，但对消费者受益的金融服务和产品，采取“无异议函”政策，以此放松对金融科技类企业创新的约束；英国、新加坡等国把金融科技创新风险限制在“监管沙盒”内，简化市场准入标准和流程，规定了企业和业务种类的准入条件、中止办法和退出条件，设立严格的消费者保护和补偿机制，根据企业在“监管沙盒”内的测试结果再准予推广。沙盒监管既鼓励金融科技的创新，又能将创新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借鉴沙盒监管模式，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鼓励金融机构及金融科技企业进入沙盒，通过金融科技创新和有效的风险管控促进普惠金融健康发展。

（三）丰富金融科技应用场景，普及场景应用知识

金融科技发展至今，应用已扩展至移动支付、征信、风控、反欺诈、产品定价、营销和客服、智能投顾等多种场景，普惠金融生态已不单单是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包含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电商、第三方服务机构、科技企业等多元化的参与者，科技的赋能加速了普惠金融新生态的形成，我市相关机构应建立紧密的合作联系机制，加强协作、实现共赢。一方面要不断丰富金融科技细分领域应用场景，如虹膜支付、人脸识别、小额信贷、大数据风控、直销银行等，在多方参与下加速金融科技布局普惠金融；另一方面要推动场景应用知识的普及教育，通过对金融科技应用场景的了解增加金融科技接受能力，提高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信任，同时提高消费者自身权益保护意识，实现良好的普惠金融新生态。

参考文献

[1]Sarma, M.2010. 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J]. Working Paper No. 215. Indian Council for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2]Clark, W. The long-run poverty and gender impacts of mobile money [J]. Science, 2013(354).

[3]杨媛,刘兴慧.互联网金融对普惠金融的影响[J].电子商务,2018(11).

[4]章祥生,陈雨薇.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金融科技时代,2017(3).

[5]纪敏.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前景与路径分析[J].中国征信,2016(11).

[6]王永红.关于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的思考和建议[J].中国金融电脑,2019(06).

[7]焦瑾璞.我国普惠金融现状及未来发展[J].金融电子化,2018(11)．

[8]杨望，冯贺霞．金融科技助力零售银行创新升级[J].金融世界，2018(9)．

[9]周伟，张健，梁国忠．金融科技[M].中信出版社，2019 101-105．

[10]卢娟红．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8(21)．

[11]沈坤荣.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金融论坛，2015(6).

[12]冯贺霞，杨望．人工智能在金融创新中的应用逻辑[J].当代金融家，2017(7)．

[13]朱太辉，陈璐．Fintech的潜在风险与监管应对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9(7)．

[14]李文红．创新科技手段，普惠金融服务，助推经济发展[J].清华金融评论，2017(3)．

[Source]

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本文为作者授权未央网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