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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魔幻属于未来，魔幻转身抽了我一嘴巴。

如果早200年，“代孕弃养”的郑爽只能自己生或不生。可生物技术给了她将“生育”作为一种工具交易的便利，也是带给她文明进步的烦恼，继而产生了她在录音所说的“烦死了”的忧大于喜的心理状态。

这叫“心理赤字”。

社会越发展，我们不一定越幸福。可能更焦虑、烦恼，这就是心理赤字。

与心理赤字一起出现的，还有财政赤字、人力赤字。

车祸是一个典型的三种赤字同时出现的状态。车祸造成了社会保险和个人财产开支，个人人力消耗和心理上的焦虑与颓丧。和过去没有汽车的时代相比，汽车确实带来了便利，但车祸不是这种便利之一。

社会进程中产生的新事物，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文化伤害或心理负担，今天我们虽然乘火车、坐飞机更快地穿梭在不同城市间，但是火车晚点的焦虑，飞机延误的焦灼，和害怕飞机失事的心里负担，都是这种新鲜事物的负担。

当这种负担产生时，心理赤字出现。

01

心理赤字与消费社会息息相关。

20世纪以来，人生活的物质和场景极大丰富了，从线下到互联网。早期的欧美和现在的中国，个人的富裕伴随着消费的膨胀。实际上，个人消费造成的社会开支，远比消费者个人开支要大，因为每一种消费增长通常会带来一种附加危害。个人享受了便利后，以缴税的形式赞助公共机构，去消除这种危害。比如，我们消费矿泉水，而塑料水瓶来自塑料生产工厂，公共机构为了消除塑料的环境污染所付出的开支逐年增长。

《消费主义》一书里作者鲍德里亚统计发现，法国用于满足个人消费需求的社会支出，从1957年占消费的13%上升到1965年的17%。这就是一个明证。

个人消费的崛起，加上社会开支大于个人开支，慢慢演化为社会财政赤字。

这意味着，消费社会的崛起，是绑架着文化伤害一起前进的。E.李尔的观点认为，社会财富生产的代价，是劳动力的流动，这造成了职业不稳定，劳动力在流动中更新与循环，让社会负担沉重，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

你怕失业，社会也怕你失业。

这就催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心理赤字。我们不止害怕失业，还害怕上班迟到，怕错过班车，怕手机没电、怕ATM机吞卡。

要知道，农耕有农耕的忧愁，但这种担忧不是农耕时代的，它们是资本主义兴起后“劳工时代”的“副作用”。

正像汤普森在1963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里说的那样，平均消费水平和人们的感受可能是相反的，人们可能消费更多的商品，同时却感到更不快乐，更不自由。

02

“心理赤字”损伤最大的是注意力，比如算法控制下的社交媒体和短视频。

Netflix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里，纽约大学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提供的数据显示，大概在2011年至2013年移动互联网崛起前后开始，每年因为割腕自残、自杀的少女出现了剧烈上升的趋势。

这些悲剧背后，是各种致瘾的大数据分析、算法推送，使美国Z世代的年轻人成为了牺牲品。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人常常在空闲时调整、控制情绪，但如今这个空隙被算法推送的网络社交、短视频等占据了，人处理情绪的能力就退化了。

近20年，美国每年少女因手机上瘾而自杀的趋势；

来源：Netflix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截图

雷慢曾写过，互联网是一个喂养型的社会。这种喂养是经过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决策后，推送给人的。

但喂养背后很残酷，人作为客体被动地接受体验世界和自身，“物凌驾于人之上”。就像系统算法凌驾于外卖快递员之上。机器流水线凌驾于工人之上一样。

这种算法喂养，本质是对人注意力的损害，人对实际事物的关注转移为对“实际事物的镜像”的关注，而且互联网展现的形式更加杂吵、无序。这类似于虽然科技进步产生了地铁，人却开始日复一日地在城市穿梭，忍受着通勤的折磨，周边噪音、拥挤不断侵犯。

即使在消费时，人也受这种注意力的损伤。

消费社会的特征，是人与物品的对号入座。不同阶级自我归顺到不同消费水平，消费相应的物品。

因为不同的物品代表不同的文化符号，当人们消费、网上浏览信息时，会潜意识自我定位，然后筛选与自己身份相符的物品和信息。很多人对抖音、快手的短视频不屑一顾，认为它们无脑、低智。有人常常在选购两件相似的商品时犯上“选择障碍症”，大抵是对它们所代表的文化符号认同不太确定。

消费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功能性消费被赋予了“象征性”意义，吃饭穿衣本是功能性消费，但当饭店和衣服被赋予了“品牌”的象征性后，消费就变得具有阶级性了，不同财富能力的人会自我归顺到不同的品牌里去，所以我们经常为选“馆子”犯愁，为挑衣服犹豫。

多累啊。

03

科技进步不必然带来幸福，却能带来心理负担和焦虑。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论中国农民，他们在自己的村子可以凭脚步声辨认人，一个手势传达的信息大于语言。他们生活的环境，声音沟通的效率远远高于文字。

但让农民进城，文字的使用将高于声音，坐地铁要靠文字操作买票，辨认站名、出口也要靠文字。这时，和乡村生活比起来，技术进步带来的新事物，不过处于一种“便利”与“繁琐”的相互制衡中，每增加一样便利，可能带来相应的繁琐或文化伤害。就像每增加一条地铁，城市的排水、电缆、通信，都要规划布局一番。你家门前的路，一年可能挖三次。

将来即便飞行汽车盛行，全球任意两点之间通勤1-2个小时，人可能还是两点一线全球奔波的命，就像当下在城市两端的奔波一样，科技改变了通勤的相对时间，没改变人生活和8小时工作制。

一个农民进城，恰好代表着历史进程中的我们。一个农民进城，他将面临数字鸿沟、技术压迫的压力，就像一个普通中国人出国，要面对语言、风俗的再学习与适应压力，将陷于巨大的惶恐、焦虑中。大多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心理赤字”状态。

进城的路上，有人骑马，有人走路，走路的两袖空空，骑马的喂马、架鞍，掌钉，防马失蹄。我们更富有了，我们不一定更自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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