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2021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哪些变化？

扫描分享

本文共字，预计阅读时间。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哪些变化？2021年世界经济能否触底反弹？疫苗能否挽救经济？全球货币放水，风险谁来买单？“后疫情时代”，新的驱动力有哪些？在央视财经推出的“十大顶级经济学家，看牛年宏观大趋势”系列新媒体直播活动中，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2015级校友、央视财经主持人张琳连线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详解牛年宏观大趋势。

2021是全球经济的关键一年

张琳：在我们观察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时候，疫情是不是依然是绕不开的一个主线？

朱民：展望未来，疫情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整体的全球疫情数据还在上升，好在最近上升有所放缓，但是病毒在有新的变异，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好在我们现在有了疫苗，但是疫苗生产、运输、全民接种乃至全球接种，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未来的一年里，以至于未来的几年里，疫情的发展仍然是一个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张琳：从全球经济变化来说，经历了纷繁复杂的2020年之后，目前基本盘都有哪些？变量又有哪些？

朱民：从全球经济金融来看，2021年是特别关键的一年，因为它喜中有忧。喜是因为经过了2020年波动，经济今年会企稳反弹。估计到年底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区域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有疫苗的接种，逐渐把疫情控制住之后，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还是要大力度刺激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忧的是首先疫情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峰值还没有看到，还会有波动性。二是今年的经济恢复一定是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表现为，一些发达国家能够有刺激政策，经济就会走得好一点，而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低收入国家没有财政空间，就会比较困难；有些产业和人的接触比较少，恢复就好一点，像通讯等等；有些产业和人的接触比较密切，像服务业、餐饮、旅游等，可能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它会是一个很不平衡的恢复。第三点更重要的是，大的疫情之后，通常会影响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轨迹，我们会进入一个低增长轨迹。疫情已经把全球GDP的增长轨迹下降了一个平面，全球因为疫情形成了9万亿美元的净缺口不可能再回来了，这样的低轨发展会维持相当长时间。现有的数据来看，未来十年增长速度会低于2008-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21年，既是一个恢复和反弹年，但它又是一个衔接和打基础的年份。

过度流动性是双刃剑

张琳：很多国家在实行经济刺激政策方面，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流动性的宽松，甚至被称作“流动性暴力”，像最近我们看到的疯狂的比特币也好，疯狂的大宗商品也好，似乎全球的优质资产都在涨价，流动性的现状值不值得担忧？

朱民：流动性现状值得担忧。2020年这对于稳定全球经济，止住疫情造成的全球信心危机，是好的。但2020年过去了，2021年就要承担过度流动性的后果，零利率，流动性宽松，很明显对金融稳定造成伤害。大规模刺激下形成几个现象，第一是政府的债务高起，第二是零利率，第三是流动性宽松，实体经济增长速度很低，大量资金走向金融市场，走向像比特币这样的资产，这是很大的忧。

张琳：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朱民：最大的风险是那么多流动性，总要撤出的。撤出之时，就是危机可能发生之点。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时候，2013年8月，美联储主席在会议上提出，暂缓货币宽松政策。“暂缓”两个字就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资金迅速回流美国，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南非、巴西等国的汇率下跌超过20%，美国本身股市也发生了很大的波动。按照传统理论来说，其实现在早应该撤了，只不过由于担心危机、担心不稳定，美国还在不断用新的刺激来延长这个周期，但我们必须要重点关注。

张琳：流动性回收的时点能不能做出预判？

朱民：从全球的大的经济周期框架来说，是一个长期债务的周期顶峰和一个短期债务周期顶峰，两个顶峰相叠加，这个叠加同时形成了股市的顶峰，股市是债务周期顶峰叠加的一个必然反映，所以实际结果是三个周期叠加。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扳机触动了这个泡沫的下跌，这个下跌就会非常厉害。我们到现在从来没有看到过世界的总债务盘子是如此之大。这么大的债务，如果它的还本利率水平发生变化的话，整个债务盘子的风险就会很大。

张琳：扳机是什么？

朱民：这个主要的扳机触动点，就是通货膨胀率。美联储保证宽松的前提，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是2%，只要达不到这一点，就有空间继续支持这件事情。我们估计按照正常政策，2021年美国通胀率可能会逐渐接近1.5%，但如果拜登政府1.9万亿美元刺激政策兑现的话，美国经济可能会走强，就会使得通胀的上升快于我们的预期。一定要看一个时点的话，今年年底还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因为美国经济今年第四季度的增长也会很强，延续到2022年上半年经济走强，通胀预期一定会上升，美联储必须撤出宽松货币政策，撤出的时候，资金就会发生逆向流动，这已经被无数次危机证明。

张琳：您怎么看有人说现在是“穷人的通缩，富人的通胀”，这会不会成为一种现实长期存在？

朱民：这个问题同样提得很好很尖锐，整个收入分配鸿沟在加大，这是今天全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到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解决方案。这次疫情进一步加大了这个问题，从美国的典型表现来看，没有技能的人，教育水平低的人，做服务业或者相对不是全职的人，以及没有能力远程办公的人，不是知识型的劳动者失业率都很高，而有资产的人，通过股票等方式，资产还在上升。通常来说，经济发展在起飞阶段，它的收入分配会扩大，到了一定时点以后，它的收入分配会下降。收入分配的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二次分配。欧洲现在的基尼系数很缓和，就是因为虽然一次分配鸿沟巨大，但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二次分配进行调节。要给资产性的收益比较高的赋税，调剂和弥补没有资产者这方面没有得到的收入，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但也确实是全世界的一个难题。

中国政策空间充足但要关注杠杆率和泡沫率

张琳：如果您刚才说的这样的情况出现，是不是意味真正的危机会到来？

朱民：我们讲一个危机，通常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流动性恐慌，第二阶段是偿付危机，企业还不起债，大量企业破产。2021年全球都面临结构调整的大问题，未来的潜在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提升，才能把经济重新稳住。所以2021年经济复苏是第一要义，第二是垒好未来增长的基数，第三是合理地把货币政策管住，逐渐回收。这三件事情做不好，很可能又一次陷入波动，甚至危机。

张琳：从货币政策角度看，美国一旦有所变化，各国央行会不会跟进？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朱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美国如果走的话，其它央行，特别是发达国家、欧美国家，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一个跟进，剩下就要看中国。我们看全球经济刺激规模，发达国家平均用了12%的GDP，新兴经济国家不能印钞，别的方法也用了6个百分点的GDP，最辛苦的是低收入国家，只有3个百分点GDP刺激政策，他们经济恢复比较困难。我们的财政政策如果把地方债加起来，也是这个水平，货币政策在全球相比，力度也是属于中低的，所以我们放出去的流动性，其实规模并不是很大，这是一个好事。所以从央行财政政策空间来看，中国还是很大的，我们能动用的政策空间余地很大，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让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缓冲。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防止杠杆率不上升，泡沫不能再上升，因为只要泡沫在，一个特别小的敏感波动就可能形成一个大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于房地产、股市等市场，要严格关注杠杆率和泡沫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希望美联储能够和全球合作，中美在宏观政策上能够进一步沟通和协调。

全球化依然是未来共识

张琳：您去年年底的时候和美国财政部前部长萨默斯进行了对话，当时特别谈到中美关系，展望未来经济发展格局的时候，中美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关系走向，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综合各方信息，您怎么判断？

朱民：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很尖锐，因为确实有很大不确定性。拜登上任以后，释放出来了一系列信号，就是他愿意采取理性的态度、谈判的方式，重新塑造中美关系。特朗普时期一系列贸易政策的结果我们做过分析，结果是美国税收达到了1945年以来最高的水平，税收负担大部分是美国进口商承担，因为中国商品还是质量好价格合理的，生产或多或少是很难替代的，所以美国进口商还是要买中国商品，而他们会间接地把价格损失传给美国消费者。所以“贸易战”期间，美国的贸易赤字并没有降低，反而是上升的，其实没有解决问题。拜登提出要重回国际社会，愿意理性谈判，一定意义上增加了中美合作的国际空间，但反过来，也可能出现，拜登通过国际联盟，重新建立对中国的一个围墙，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不能太乐观，要准备应对更为复杂的局面。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所有人现在都看清楚了，脱钩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业最强，产业链生产基地最完整，中国市场如此之大，过去24个月，外国资本投资中国没有变化，美国公司在中国没有变化，全球化还是未来的大共识。

中国发展有三大确定性机会

张琳：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回到中国自身发展角度来看，“后疫情时代”对于中国发展来说，有哪些确定性的机会？

朱民：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这次应对疫情，从全世界来看有一些不一样，第一就是快、狠，目标比较聚焦，但是不搞无限的、大规模的刺激，留有后手。第二是在疫情过程当中，迅速发生了地缘政治恶化，反全球化、去中国化都表现得特别明显，对此我们迅速提出双循环战略，立足本国市场，立足科技，重建科技和创新体系，这个和新基建结合起来，就是中国未来确定的东西。中国走自己的路，大产业要走稳，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我们现在科技创新、全面数字化转型，这个大势不会变。科技毫无疑问是未来的增长力，是全球核心竞争的制高点，科技的发展和投资是确定的。第二个确定的，我们现在讲得比较少，就是我们要开始考虑2060年碳中和，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增长模式。估计从今天到2060年40年，每年在新能源上的投资，会超过GDP的1.5百分点，也就是说在今后的五年里，每年会有1.5万亿到2万亿的新投资，未来会达到每年4万亿到6万亿，这是一个整个经济的彻底变化。我们做了模型，2060年，中国的碳中和减排要到零，能源消耗比今天要少，而我们的GDP还得翻番，不是翻一番，是翻几番。所以投资新能源，投资任何碳中和的事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第三点确定的是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我们用技术来构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通过改革开放来支持技术的发展。中国40年的经验教训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现在高水平开放、制度性开放，让我们往前走就会有信心。

张琳：之前很多机构在预测，中国会在1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零售国，全球第一大的消费国，听您讲完更是信心倍增。

朱民：超不超过美国不重要，我们的发展不是要超过哪个国家，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同时把技术放在我们自己的腿上。赶不赶超，这是一个过程中的事情，不是目标，不重要，如果我们的技术上去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制度上去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国的经济实力自然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