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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开放方面的总体基调。

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开放的的基调发生变化：金融开放将更加自主（以我为主）

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开放的相关表述来看，延续了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一贯基调，即金融开放的方向没有变，大门没有被关上。不过，也需要注意到，相较于过去，本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开放的基调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一）更加强调“高水平”开放

和过去单纯强调“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相比，本次更加强调“高水平”，即和开放的步伐、力度相比，开放的质量更为重要。例如，2007年、2012年与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分别提出“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本次提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

显然，“高水平”的金融对外开放意味着开放的质量更高，更高质量的金融对外开放也更能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即“高水平”意味着“高质量”，“高质量”的目的是确保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开放并非是盲目的开放，而是以我为主的开放。

（二）更加突出“制度性”开放

和过去单纯强调市场开放相比，本次更加强调“制度性”开放，即“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里的“制度性”开放主要指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扩大开放力度，以增强金融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为内外资营造审慎经营和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这意味着，后续金融开放领域的政策供给力度、频率均会继续加大。

总之，无论是“高水平”开放，还是“制度性”开放，其本质是金融对外开放更加自主（或以我为主），均是为了提高金融开放的质量，与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相一致，金融开放的力度、节奏与经济领域总体上也要保持一致，以“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为基本准则。

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开放的定调和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一致

前面已经指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开放的定调出现了变化，即更加注重“高水平”“制度性”开放。不过这个定调并不新颖，202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有相似论述，如该会议提出“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意味着，中央对金融开放的定调是一贯的，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开放的方向、力度与节奏应会具有延续性，并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优化调整，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三、“高水平”金融开放仍然是双向的

“高水平”金融开放仍然是双向的，即“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一）引进来：汇聚全球高质量金融资源，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这实际上为“引进来”指明了方向，即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引进的金融资源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那个时代，需要根据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优化引进的金融资源。这意味着，在“高水平开放”的指引下，金融开放领域也需要挤水分，以开放之名的“伪创新”“伪外资”必然会不受待见。

换言之，只有吸引更多全球高质量金融资源，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金融支持。同时针对我国金融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现实困境，通过吸引优质国际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投资、拓展业务，将先进的管理理念、成熟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引入中国市场，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金融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治理机制、管理水平、服务能力，实现中国金融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二）走出去：提升我国在重大国际金融规则、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1、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对“走出去”没有阐述，但“走出去”显然也是题中之义，如人行在传达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时便提出“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只不过和过去相比，“走出去”的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节制的一味鼓励，而是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

2、“走出去”的发力点似乎也开始更聚焦于“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且步伐有所加快。

例如，人行在传达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时提出“做好中美、中欧金融工作组工作，务实推进国际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提升我国在重大国际金融规则、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潘功胜行长在北京金融街论坛上亦指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再比如，近期何副总理与耶伦在会谈时便涉及“改革国际金融架构，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展有意义的份额增资并努力通过新份额公式增加代表性不足成员/区域的话语权，加速推动多边开发银行通过改革”等议题。

（三）上海与香港是重要窗口平台，扮演重要角色

在“金融对外高水平开放”中，上海与香港被赋予重要地位，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意味着，上海与香港将在“引进来”与“走出去”过程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汇聚全球高质量金融资源于上海、集聚内地优质资源于香港是比较明确的政策导向。这意味着，更多中资背景的市场主体将通过与内地互联互通的香港窗口平台“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也将借助香港窗口平台持续推进，以强化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四、金融对外“制度性”开放的聚焦点：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

金融对外“制度性”开放的聚焦点是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

（一）2023年11月15日，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发表《稳步推进外汇领域高水平开放不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系统梳理了当前我国在跨境投融资中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跨境直接投资、跨境证券投资和跨境融资三个方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就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方面，未来政策的聚焦点应主要体现在，

1、支持对象上，将以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为重点，即将出台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一揽子政策举措，全面推广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以及在全国推广银行办理本外币资本项目业务数字化服务政策。

2、区域上，将更加聚焦支持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区域开放创新等方面，预计将在沪深通、沪港通、中港基金互认、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现行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的基础上，持续以拓展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为努力方向。

3、就外资准入方面，将以推动监管规则与国际接轨、加快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一步放宽外资机构市场准入要求等为努力方向。

4、就贸易环节而言，将以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标对表、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跨境人民币基础设施和扩大清算行网络（优化人民币清算行布局与加强对清算行的政策支持）等为努力方向。

5、最后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将更加注重开放的质量，具体包括（1）推进境外上市、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等法规修订；（2）稳慎推进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3）研究扩大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探索支持跨国公司财资中心建设。

五、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稳为主、顺势而为，关注提升“融资货币功能”带来的业务机会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同样会更加注重高水平。实际上从人行的职责架构来看，“跨境人民币”“离岸人民币”相关职责属于宏观审慎管理局，这本身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将以稳为主，注重顺势而为。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政策走向，建议关注两篇文章，即《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2022年二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报告》。

（一）2023年11月9日，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发表《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文，提出了“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几个方向或路径：

1、便利经营主体在对外贸易投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具体举措包括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以及聚焦自贸区（港）、大湾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海南自贸港与横琴合作区资金的“电子围网”。

2、提高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与风险管理需求，支持更多境外央行、国际开发机构、跨国企业集团等在境内发行熊猫债。

3、继续稳步推进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加强与周边和东盟国家本币结算合作，推进人民币对相关国家货币直接交易，支持境外国家和地区发展当地人民币外汇市场。

4、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具体包括完善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机制、丰富离岸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优化人民币清算行布局以及加强对清算行的政策支持等。

SDR篮子货币权重=一国出口在全球的占比*1/2+1/6*（官方储备中的占比+外汇交易中的占比+在国际债务证券和国际银行业负债中的占比）

（二）2023年10月27日，人行发布的《2023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从支付、投资、融资和储备四个维度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明确把“提升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作为努力方向，这意味着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境外贷款等融资类 业务以及支持更多境外主体在境内发行熊猫债、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等更多主体在境外发行人民币计价证券等会受到政策层面的更多倾斜。

六、各机构在金融开放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前文已经指出，上海与香港在金融开放中已被赋予重要窗口平台地位，自贸区（港）、大湾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横琴深合区将会成为金融开放的重要发力区域，那么相关机构在金融开放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这意味着国有大行金融机构、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将会在金融高水平开放和互联互通过程中扮演角色，承担起“引进来”与“走出去”的重要职能。从目前上述机构在海外的布局来看，显然已经具备这一条件。

（二）那么其它中小金融机构在金融开放中是不是就只能保持观望呢？并不尽然。根据最新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以及其它政策文件精神，跨境业务体量相对较大的中小金融机构不仅会面临更高的监管要求，其在金融开放中同样会扮演重要角色。

这意味着，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下，具有跨境金融业务与机构布局优势的中小金融机构更应勇于担当，如厦门国际银行。

（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在金融高水平开放中承担战略性角色外，那些位于境外的中资背景金融机构在高水平对外开放、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方面显然也会扮演重要角色。

其中的逻辑是，这类机构虽具有深厚的中资背景，但长期深耕于境外，更能有效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亦更符合“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定位。这类金融机构以位于香港与澳门的中资法人机构为主，如澳门国际银行、集友银行、创兴银行、南洋商业银行等。

（四）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引进来”的内涵其实很丰富，不应把它狭隘地理解为“把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引入到内地”，应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把“中资企业主动走出去吸引境外金融资源”也纳入这个范畴。

前者比较好理解，后者的案例比较多，如很多中资机构选择在港股、美股等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进行募资，以借助海外长期资本助力自身发展。再比如，过去几年很多中资主体利用低利率环境选择在境外发行海外债券进行募资同样是践行这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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