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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金融创新发展”研讨会上，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发表了主旨演讲。

易纲指出，数字金融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不断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新型金融形态。其健康发展既离不开科技创新的驱动，也必须以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

易纲认为，数字金融本质依然是金融。金融业的核心功能是管理风险、经营风险、分散风险。尽管金融不能消除风险，但可以通过合约安排来降低风险、对冲风险，使经过分散和管理后的风险能够相互抵消与对冲，从而在整体上净轧差的风险显著降低。

我国的数字金融起步于本世纪初，自2010年起开始广泛应用，尤其在移动支付领域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相关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支付系统、征信系统等各方面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易纲表示，我国数字金融特别是移动支付能够走在全球前列，与整体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密不可分。比如其中的大额支付系统、小额轧差批量支付系统、登记托管系统、银联、网联等，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处于第一方阵。

移动支付可以说是我国支付体系的一大亮点。2003年，支付宝与工商银行联合开展担保支付，解决了电商交易中的支付信任问题。2010年，人民银行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包容性监管安排允许非银行机构合法提供支付服务，这对我国第三方支付业务发展至世界第一起到了关键作用。

易纲表示，在移动支付发展过程中，涉及银行账户向第三方支付开放的问题。国外同行多对此表示不解，因为银行账户系统本是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而我国的做法最初是通过市场协商逐步推进，但总体上有制度安排，即银行向第三方支付机构开放账户资源，支付机构在绑定银行卡进行划款时，需向银行支付合理费用。整体上来看，这一安排较好地平衡了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利益，保障了移动支付业务的持续发展与安全使用。

易纲通过移动支付发展的三个典型案例，阐释了我国在数字金融监管方面的探索与经验。

第一个案例是人民银行在初期实施包容性监管，依法允许并支持第三方支付开展移动支付，有序开放银行账户，这一包容性监管为我国移动支付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断直连”。移动支付机构与多家银行建立连接后，实际上具备了从事跨行清算的能力，人民银行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实施“断直连”政策，即支付机构可处理本机构内的支付，但跨机构支付清算必须通过网联或银联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跨行清算必须通过中央银行清算网络是国际通行规则，这也是人民银行推动支付机构“断直连”的原因。

第三个案例是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的集中存管。用户通过移动支付绑定银行卡，其钱包余额及在途资金均属于备付金。起初备付金由支付机构自行管理，由于备付金规模较大，支付机构可与银行谈判获得较高利息。后来人民银行逐步实施备付金集中存管，比例由20%逐步提高至40%、60%、80%，直至2019年实现100%集中存管。易纲认为，从经济理论角度看，这体现了“狭义银行”的概念，我国第三方支付备付金100%集中存管于中央银行，堪称“狭义银行”的一个可行实践。

移动支付发展的三个典型案例，说明了金融市场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于创新，而创新背后需制度保障，正确处理市场资源配置与发挥政府监管作用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易纲认为，正是在这一磨合过程中，我国移动支付取得巨大成就，在效率与成本方面均表现优异。

易纲在主旨演讲中还分享了有关数字金融的征信体系、隐私保护等内容。

而关于近期在金融领域讨论较多的稳定币，易纲则认为稳定币的优势在于其中企业家精神较强，区块链技术、加密算法及创新功能较为突出。随着欧洲《MiCA法案》、美国《GENIUS法案》、我国香港地区《稳定币条例》的出台，这些法案/条例为稳定币监管奠定了基础框架，稳定币不再游离于监管之外。易纲表示，稳定币虽具备区块链与技术优势，但未来能否持续成功还将取决于稳定币与法律制度的磨合与相互容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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