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规模加速增长，品牌声量放大，传统分类办法和配套政策亦需要与时俱进

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GDP等的快速增长，银行业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在发展过程中，各银行之间在规模增长、发展质量等方面，传统梯队发生重构，使得传统分类与实际发展严重脱节。

一是业务规模方面。例如，三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已突破10万亿，远超早期银行的划分阈值，规模体量与综合竞争力比肩部分国有大行；特别是招商银行的盈利水平已经连续7年超越交通银行。

此外，头部城商行的发展态势更具颠覆性，江苏银行、北京银行等资产规模突破4.8万亿元，在盈利水平、资产质量、金融市场影响力等核心指标上，远超渤海银行、恒丰银行等中小型股份行，且多家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承担着与全国性银行相当的金融稳定责任。

与此同时，农商行改革步伐加快，多地推进县级农商行整合重组，组建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通过资源整合实现规模跃升，部分省级农商行资产规模突破万亿，服务县域经济的半径与能力显著增强。

例如，目前，全国万亿元资产规模的农商行共五家，分别为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和成都农商行。这五家头部机构在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占比超过11%，行业集聚效应日益显著。此外，省联社改革进程中也涌现出一批资产规模超5000亿元的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市场预期其未来有望跻身万亿级金融机构行列。

二是品牌影响方面。过去城农商行定位于服务本区域，品牌形象也更受本区域客户的认可。但随着一些活动赛事等因素影响，例如，江苏银行，2025年借助苏超赛事火爆出圈，品牌形象传遍全国，其品牌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江苏区域。叠加江苏散装“十三太保”，“苏大强”的品牌认知已远超江苏区域，成为全国喜闻乐见的“玩梗儿”。

然而，传统分类赋予的身份限制并未同步调整，头部城商行仍受限于跨区域展业政策，业务范围被锁定在本土区域，导致行业与区域集中度风险高企；省级农商行虽规模壮大，但仍被框定在“三农”服务范畴，综合服务能力难以充分释放。

传统分类下的身份固化，正成为制约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城商行“属地经营”的限制，与头部机构的规模实力、风控能力严重不匹配，既无法满足其服务跨区域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加剧了区域经济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农商行虽通过整合实现规模扩张，但业务边界的限制使其难以在更广阔的市场配置资源，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未能充分发挥。

适度调整分类标准与监管政策，是破解行业发展困局的关键抓手。

从风险防控角度看，适度放开头部城商行跨区域展业限制，能有效分散区域集中风险，与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求相契合；赋予省级农商行更灵活的业务空间，可使其更好地衔接城乡融合发展需求。

从资源配置效率来看，打破身份壁垒，让银行资质与实际能力匹配，能推动金融资源向更具活力的领域流动，缓解部分区域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

从行业竞争格局而言，资质调整能倒逼股份行强化特色化经营，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在更大范围深耕细分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良性互动的行业生态。

商业银行分类体系的优化升级，需要构建动态、多维、协同的全新框架。

建议打破单一的设立背景或地域属性划分逻辑，整合监管口径与市场实际，建立涵盖资产规模、盈利水平、系统重要性、服务覆盖范围、风险管控能力等多维度的分类指标体系，并根据行业发展速度动态调整量化标准，如重构大型银行10万亿以上、中型银行5-10万亿、小型银行5万亿以下的规模划分阈值。同时，将分类调整与监管政策联动，对达到全国性银行经营标准的头部城商行，同步赋予跨区域展业资质；对规模与服务能力提升的省级农商行，适度拓宽业务边界，实现“分类与能力匹配、资质与责任对等”。

金融分类的本质是为了更精准地监管、更高效地配置资源。摒弃僵化的传统分类思维，建立与行业发展同频共振的动态分类体系，才能让商业银行真正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