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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这是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杨家沟革命旧址考察时所作的重要讲话。这是我们党从党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一把钥匙。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核心原则，具体表现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政府通过一系列宏观、产业、区域和监管政策，引导资源配置方向，矫正市场失灵，培育新发展动能，防范系统性风险。政策信号成为解读经济走势、洞察产业变迁、识别区域活力的关键“密码”，成为驱动经济格局演变和市场需求变化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金融是“国之重器”“国之大者”，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升级，传统的“速度与规模情结”已难以为继。面对低利率时代的严峻挑战，商业银行未来的竞争，愈发体现在对政策意图的深刻理解、对市场趋势的前瞻判断以及对风险边界的精准把握上。谁能在纷繁复杂的政策文本中洞察先机，将宏观政策与微观市场有效衔接，谁才能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上占据主动，在低利率时代中率先突围。因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政策的走向决定着业务发展的“天花板”与“安全阀”，读懂政策、吃透政策、用好政策，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一项关乎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能力。

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商业银行的政策研究体系仍难以完全适应这一要求。研究往往滞后于市场动态，与业务前线存在“温差”，各部门对政策的解读零散且视角局限，难以形成战略合力。此外，业内关于商业银行以高水平政策研究，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深化政策研究、加强市场调研、促进研用融合，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迫在眉睫、关乎银行生存与发展的“硬要求”。

本文旨在探讨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通过深化对多层次政策研究（中央、监管、区域、行内），强化系统性市场调研，并将二者有机融合，以精准把握趋势、预判市场、捕捉机遇。

一、“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背景下深化政策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有为政府”并非“全能政府”，其“有为”体现在战略引导、制度供给、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上。这些职能主要通过政策工具来实现。因此，政策成为了连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深刻影响着市场的运行规则、成本收益和预期信心。特别是在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背景下，政策研究对商业银行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从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来看，做好政策研究工作，也是商业银行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商业银行穿越低利率周期的必然选择

当前，银行业正面临低利率环境的严峻挑战。净息差持续收窄（已从2021年的2.08%降至2025年一季度的1.43%），传统依赖息差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且低利率周期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国际经验显示通常需十年以上才能走出）。政策研究在此过程中至关重要：

优化资产结构与盈利模式：通过研究低利率周期的国际经验（如美、日、欧银行的应对策略），银行可以探索拉长久期锁定收益、增配债券、提升中收占比、拓展海外市场等策略，以适应“规模驱动”到“价值驱动”的转变。

规避风险与稳健经营：政策研究有助于银行避免在低利率环境下为追求收益而“过度下沉风险”或“过度加杠杆”，从而防范潜在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历史教训表明，一些银行因盲目追求高收益资产而忽视风险管控，最终导致重大损失。

应对“资产荒”与“资金荒”：低利率环境下，优质资产稀缺与负债成本刚性并存。政策研究能帮助银行更精准地理解货币政策导向（如央行对“内卷式”竞争的关注），优化资产负债管理，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保持自身稳健经营。

1.2 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选择

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政策研究是银行确保资金精准滴灌、顺应国家战略方向的关键：

精准对接政策与市场需求：政策研究使银行能深度解读宏观经济政策（如中央强调的“金融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产业政策及监管要求，确保信贷资源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避免资金空转或“脱实向虚”。

优化资源配置与融资结构：通过政策研究，银行可以积极参与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服务模式（如发展转型金融产品支持高碳行业绿色转型），助力解决实体经济“钱多本少”、“耐心资本不足”等问题，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1.3 商业银行践行金融为民、金融报国的必然选择

银行业联通千行百业，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和国家战略使命，政策研究是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落实国家战略与政策部署：政策研究有助于银行深刻理解并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等理念，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体现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

提升普惠金融与民生服务质效：通过政策研究，银行能更好响应监管要求（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引导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发展普惠金融，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支持养老金融、消费金融等民生领域，履行社会责任，增强人民群众的金融获得感。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政策研究有助于银行前瞻性地把握监管重点（如对“内卷式”竞争的整治）和潜在风险点，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共同维护金融稳定，这是对国家和民众利益的重要保障。

二、四维政策体系-商业银行政策研究的重点方向

2.1 中央政策是经济金融运行的最大变量

中央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针对“五篇大文章”的专项政策，共同勾勒出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蓝图和重点方向。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对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的重点领域和主要着力点。这些政策决定了哪些行业将获得优先支持，哪些区域将成为增长极，哪些技术将迎来突破，进而引导巨量的资本、人才和技术要素重新配置。商业银行若不能紧跟顶层设计，其业务方向就可能与国家大势南辕北辙。

2.2 监管政策是银行经营的发展坐标

金融监管政策直接规定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信贷投向、风险管理等各项经营边界。它既是“紧箍咒”，也是“安全垫”，更是银行业的发展坐标。2024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围绕“五篇大文章”出台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如金融监管总局《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人民银行《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等。深入研究这些监管政策，不仅能确保合规经营，更能从监管导向中预判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模式和创新方向。

2.3 区域政策是差异化竞争的战略依据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差异巨大。各省市纷纷结合自身定位出台区域性的“五篇大文章”实施政策。例如，湖南省政府办公厅2025年8月印发《关于做好湖南金融“五篇大文章”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结合当地“三高四新”战略和“4×4”现代化产业体系制定了具体措施。上海市、湖北省等地也出台了类似方案。这些区域政策是商业银行实现差异化、特色化经营的“宝藏地图”。对于深耕某一区域市场的区域性银行、全国性银行的一级分行，必须成为该区域政策的“活字典”，才能精准服务地方经济，与地方政府建立战略互信，获取优质项目和客户。

2.4 行内政策是战略落地的传导枢纽

商业银行总行基于对外部政策的解读和自身战略定位，会制定内部的信贷政策、风险政策、投融资审批指引等。这些行内政策是将宏观趋势转化为微观操作的“翻译器”和“指挥棒”。高质量的政策研究，能够确保行内政策既符合外部监管要求，又贴合市场实际，还能前瞻性地引导业务部门“有所为，有所不为”。

2.5 四维政策要融汇贯通，共同作用于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

在“有为政府”的引导下，政策集中体现了国家对未来经济布局、产业结构、区域发展的战略意图。例如，中央的“双碳”目标、科技创新、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决定了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的长期赛道。监管政策（如资本新规、MPA考核、各类信贷指引）直接框定了银行的经营边界和风险偏好。区域政策（如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则指明了区域业务布局的重点和资源投入的方向。行内的授信与投融资政策，更是直接将外部要求内化为具体业务准则。要深度研究这些政策，做到融会贯通，就能为银行的发展描绘出一张清晰的“战略地图”，避免在迷雾中盲目航行。

三、当前银行政策研究与市场落地情况的现状

当前银行内部政策研究体系存在一些普遍问题，特别突出的是，政策研究与市场动态存在割裂，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政策红利向业务成果的转化，这也是政策“温度”与市场“体感”存在“温差”的关键所在。

3.1 研究滞后于市场，前瞻性指导不足

许多商业银行的研究部门更像一个“政策简报室”，工作停留在收集、整理和传递政策信息上，解读多为“马后炮”式的归纳，缺乏基于深度分析的前瞻性预判。当研究结论送达业务部门时，市场机遇可能已被竞争对手抢占。例如，在金融“五篇大文章”相关政策出台后，一些银行的研究解读滞后，未能及时把握政策机遇，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金融机构则已快速行动，抢占优质客户和市场。

3.2 条线分割严重，“部门墙”阻隔信息共享

业务部门（公司、零售、金融市场等）身处市场最前沿，对政策的敏感度和直觉往往更强，与客户的接触也更多。但他们的视角天然地局限于本部门的KPI考核，缺乏对宏观趋势和政策全局的把握。而研究部门虽站位宏观，却容易脱离一线实战，其研究成果往往“不接地气”，难以直接应用于业务拓展。两个体系之间缺乏高效、制度化的信息交流和协同机制，导致“看到的”和“做到的”是两张皮。

3.3 政策门类较多，但商业银行对政策缺乏统筹研究，政策的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不够明显

从中央到地方，从金融监管部门到财政发改等部门，均在深入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政策，制定各项细则。可以说各类政策数量繁多。以金融“五篇大文章”相关政策为例，笔者初步统计，从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仅金融监管部门围绕“五篇大文章”发布政策50余条。各商业银行内部也围绕落实监管要求，形成自身的政策方案。这些政策，分散在各个部门，尽管全行目标一致，但缺乏对政策的统筹研究，政策的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还不够明显。

3.4 研用转化机制缺失，成果难以落地

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止步于行领导批示，却未能转化为具体的客户名单、产品方案、授信策略或风险管控措施。缺乏将研究成果“翻译”成业务语言、嵌入业务流程（如信贷审批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有效机制。政策研究成了“纸上谈兵”，无法形成现实的生产力。

3.5 风险识别与机遇识别不平衡

传统上，政策研究更侧重于解读监管限制和风险提示，扮演“踩刹车”的角色。而在如何利用政策机遇“踩油门”方面，思考不足、行动乏力。在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中，过于保守，错失发展良机。例如，对科技金融领域，随着AI泡沫化倾向加剧，一些银行过度强调科技企业的行业竞争风险和自身能力风险，而忽视政策提供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导致不敢贷、不愿贷。

四、政策研究与市场落地协同不足的原因分析

4.1 组织架构制约：政研部门定位 “后台化”

多数商业银行将政研部门定位为 “后台支持部门”，而非 “前台赋能部门”。从总行来讲，政研部门多隶属于总行办公室或战略规划部，缺乏独立的决策参与权，研究成果需经多层审批才能传递到业务部门，导致响应速度慢。此外，政研部门的预算、数据资源（如外部行业数据、政策数据库）不足，无法开展高质量的定量研究与市场调研，研究方法仍以 “定性分析” 为主。

4.2 机制建设制约：协同与转化机制 “不健全”

信息共享机制缺失：缺乏统一的数字化平台整合政研、业务、风险数据，信息传递依赖 “邮件 + 会议”，效率低、易遗漏。

协同决策机制缺失：政策落地的业务决策由业务部门 “单打独斗”，政研部门未参与决策过程，导致政策解读与业务执行脱节。

激励约束机制缺失：政研人员的激励与研究成果的业务转化挂钩不紧密，缺乏 “研究 - 转化 - 奖励” 的闭环；业务人员参与政研工作无额外激励，积极性不足。

五、深化条线协同：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业务实绩的路径探讨

破解上述难题，关键在于打破组织壁垒，构建一个以价值创造为导向、前中后台紧密协同，“纵横贯通、内外联动、研用一体”为核心的的政策研究与应用生态。要统筹政策研究，发挥政策引领的综合性，要做好融会贯通，释放政策的最大红利，要做好闭环管理，实现政策落地与市场反馈的正向循环、相互促进。

5.1 建立“研究-业务”的嵌入式协同机制

例如，针对金融“五篇大文章”重大机遇，可由研究部门牵头，从公司、投行、风险、合规等相关业务条线抽调骨干，组建跨部门的虚拟任务团队。团队共同进行政策解读、市场调研、方案设计和项目评审，确保研究成果从一开始就紧贴业务实际。

5.2 打造政策解读与应用的标准化工具

将晦涩的政策文件转化为清晰的业务指引，开发“政策解读工具包”。工具包应包括：政策核心要点、受影响行业/区域清单、潜在机会客户画像、风险提示点、产品对接方案（如适合的贷款品种、债券承销、财务顾问服务等）、以及营销话术建议。让客户经理能“拿着工具包就能上战场”。

5.3 强化传导与考核，推动研用价值兑现

将政策研究的成果转化纳入相关部门和人员的绩效考核。对于研究部门，考核指标不应仅是报告数量，更应看重其研究成果被业务部门采纳后所带来的实际业务量、客户增长和收入贡献。对于业务部门，也应考核其对政策机遇的捕捉能力和对研究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一个政策周期的研究与应用效果进行事后评估。总结成功案例的经验，分析失败案例的教训，持续优化研究方法和协同流程。

六、构建多维立体、纵横结合的政策研究与市场调研循环互促的格局

从中央到地方，从监管到行内政策，既一脉相承，又有相应特色。对于这些政策，要深入把握、全面把握、综合把握。单一、孤立的政策解读已无法满足复杂决策的需要，也无法发挥出政策的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

通过上述条线协同的举措，可以建立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动态化的“纵横贯通、内外联动、研用一体”的研究体系，并将政策分析与深入的市场调研、市场趋势无缝衔接，让政策真正作用于市场，让市场真正受益于政策，才能真正把握政策带来的机遇。

6.1 纵向深化：穿透式的行业研究

政策效应最终会体现在具体的行业和企业上。因此，政策研究必须与深入的行业研究相结合，实现“宏观政策-中观行业-微观企业”的穿透。

以科技金融为例，研究一项产业政策，不能止步于了解条文，更要深入分析该政策将如何改变行业的技术路线、成本结构、竞争格局和盈利模式。例如，研究国家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政策，需要深入分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技术成熟度、成本下降曲线、市场渗透率以及潜在的风险点。通过行业研究，绘制重点行业的产业链全景图，识别出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卡脖子”环节、关键配套以及未来价值增值点。这有助于银行从服务单个企业升级为服务整个产业生态，提供全链条、一体化的金融解决方案。

6.2 横向贯通：精细化的区域研究

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区域的差异性。政策研究必须与区域研究相结合，洞察地方经济的“小气候”。以无锡为例，该市针对金融“五篇大文章”出台了系列差异化政策：2025年1月出台《无锡市推动并购重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锡十条”），明确未来三年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培育10家左右细分龙头，推动并购重组交易总规模超600亿元；此外还建立了全省首个基金风险容错机制，对主要投向种子、天使等初创项目的基金，容亏率不超过50%。此外，无锡还在积极争创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监管部门发布绿色支行创建标准，推动绿色支行创建工作。市委市政府也先后开展绿电绿证、零碳园区等建设，加强太湖水质治理，全面提升“含绿量”等。

通过不同区域间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产业转移的趋势、区域政策的落差以及由此产生的套利机会或风险洼地。例如，对比无锡与周边地区在科技金融支持政策上的差异，可以为客户产业布局提供决策咨询，也为银行自身网点布局和资源投放提供依据。

6.3 动态衔接：前瞻性的市场调研

政策从出台到显效存在时滞，且市场反应可能超出政策预期。因此，必须通过持续的市场调研来跟踪政策效果，验证研究假设，并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

建立“政策-市场”反馈闭环至关重要。一项新政出台后，研究部门应联合业务一线，快速调研其对客户经营、融资需求、竞争行为的影响。例如，2024年人民银行设立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后，应及时调研企业技术升级意愿是否真正回升，信贷需求是流向了核心技术攻关还是低水平重复建设。

市场调研的核心是客户。通过高频次的客户拜访、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倾听客户对政策的看法、面临的困难和新生的需求。客户往往是最先感知市场冷暖的群体，他们的反馈是政策研究最宝贵的“校准器”。

八、结论与展望

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共同作用的新时代，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它不再是遥远庙堂之上的纲领文件，而是弥漫在市场空气中最活跃的因子，是驱动商业银行业务增长和风险管控的最关键变量之一。

商业银行必须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政策研究的定位，将其从后台的支持职能提升为引领前台的战略职能。只有将政策研究深度融入业务前端，及时响应市场需求，才能将无形的政策信号转化为有形的客户名单、项目储备、资产质量和经营利润。唯有如此，商业银行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代同频、与国家共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政策与市场的交响乐中精准起舞，最终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穿越低利率周期，并更好地履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实现以高水平政策研究赋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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