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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再次面临脱轨风险——这一次是由于2026年2月底在中东爆发的战争。过去一年，贸易壁垒增加和不确定性加剧带来的不利因素被技术相关投资、宽松的金融环境（包括美元走弱等）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形成的利好因素抵消。此次中东冲突通过对大宗商品市场、通胀预期和金融环境的影响，显著抵消了上述利好因素。

鉴于很难实时地构建一套一致的假设来开展预测，本期《世界经济展望》没有采用传统的基线情景，而是提出了一个“参考预测”——其基于以下假设：此次战争的持续时间、烈度与范围均有限，相关扰动将于2026年中期消退，这与截至3月10日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走势一致。然而，鉴于局势仍在快速变化，本报告还提供了冲突延续更长时间或冲突范围扩大的相关情景，作为对全球参考预测的补充。若敌对行动及相关扰动持续存在，那么这些情景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也将逐渐上升。

根据参考预测，2026年和2027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3.1%和3.2%——低于2024年至2025年约3.4%的近期增速，且中期将稳定在这一水平附近——低于2000年至2019年3.7%的历史平均水平。与2026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的预测值相比，2026年的全球增速预测值下调了0.2个百分点，2027年的预测值则维持不变。全球总体通胀率预计将在2026年上升至4.4%，并于2027年回落至3.7%——二者均有所上调。

如果这场战争没有发生，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本应上调。事实上，基于冲突爆发前的相关假设进行的预测显示，2026年的增速预测值原本应较1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的预测值小幅上调0.1个百分点，达到3.4%。因此，2026年增速预测值的下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扰动，而这种扰动在一定程度上为近期强劲数据的延续效应和关税的下调所抵消。

至关重要的是，参考预测显示各国存在巨大的差异。虽然全球层面的经济增速和通胀预测值的调整幅度似乎相对温和，但冲突地区和其他较脆弱的经济体（尤其是那些本就存在脆弱性的进口大宗商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损失要严重得多。与1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的预测值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6年的增速预测值下调了0.3个百分点，而发达经济体的预测值则基本保持不变。

在一个能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不利情景下，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2.5%，通胀率将达到5.4%。而在另一个更为严峻的情景下，若冲突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更多破坏，影响将更为显著：全球经济增速将在2026年降至仅约2%，而总体通胀率将在2027年略超出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几乎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

下行风险仍占主导地位，即使先前几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多次强调的一个风险事件（即，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已经发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恶化——这会使当前形势演变为当代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而国内政治压力也可能爆发。政治压力因素可能与贸易政策及其他国际政策的变化互相交织。即便不考虑地缘政治形势，与贸易有关的争端也可能骤然升级。正如“大宗商品专题”所强调的那样，稀土元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作用构成了一个关键摩擦点。如果市场对人工智能（AI）盈利预期作出重新评估，或因竞争加剧下调了预期的可行加价空间，那么即便是在生产率得以提升的情况下，它们也都可能导致投资下降，并引发金融市场的突然调整。在财政缓冲已被削弱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扩大、公共债务攀升可能对长期利率造成压力，进而使更广泛的金融环境承压。央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信誉等制度的削弱可能会推高通胀预期，尤其是在最易被注意到的价格受到冲击、导致总体通胀上升的情况下。

从上行方面看，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更快应用带来了生产率的强劲增长和企业活力的增强，那么经济活动可能会因人工智能相关投资而进一步提振，并最终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果当局重振结构性改革的势头，或贸易紧张局势持续缓解，则经济活动也可能由此获得支持。

为应对处于深刻变革中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各国需要采取在各种情景中都具有稳健性的政策。如第二章所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导致的国防支出扩大，短期内可能会提振经济活动，但也会带来通胀压力、削弱财政和外部可持续性，并有可能挤占社会支出、进而引发不满情绪和社会动荡。如第三章所述，一旦冲突爆发，严峻的宏观经济权衡取舍问题以及长期创伤效应便会随之而来，且将在战时冲击结束之后长期持续存在。

作为全面的一揽子政策，各国需要将自身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国家间通过务实合作实施的举措结合起来，以增强韧性并提升灵活性和适应性。这首先需要维护物价和金融稳定，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并不再拖延地实施结构性改革。中央银行应保持警惕，做好准备随时根据自身职能采取明确、果断的行动。它们必须防止长时间持续的供给冲击扰乱通胀预期。只要通胀预期维持良好锚定，且货币政策立场已经得到了适当校准，那么货币政策制定者应保留忽略负面供给冲击（如当前面临的冲击）的选择。透明的政策沟通和强有力的央行独立性对于维持政策信誉至关重要。当出现汇率过度或无序波动的紧迫风险时，央行可能需要采取临时性的外汇干预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前提是这些措施能够支持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立场。金融监管机构应做好准备，确保开展稳健的审慎监督，进行情景分析，并确保维持充足的资本、流动性和储备性缓冲。如果认为确有必要提供财政支持、以使最脆弱的群体免受极端外部冲击的影响，那么这种支持应具有针对性、及时性和临时性，并应在现有预算框架内通过调整支出优先次序来筹措资金；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则应就恢复财政平衡的路径进行明确的沟通。为补充缓冲以应对未来的冲击，各国政府应结合本国具体国情，调动收入，重新调整支出优先次序，提高支出效率，并审慎管理意外收入。

第二个优先事项是解决国内失衡问题，尤其是在相关举措同时有助于缓解过度外部失衡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结构性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旨在消除国内扭曲的举措，可同时缩小外部失衡并提高全球产出。贸易限制措施在纠正失衡方面的作用有限，反而会使产出下降。因此，各国应开展合作并采取协调行动，以重新稳定国际经济关系。各国应在可以预见、公开透明且经充分沟通的贸易政策框架的支持下，寻求加强贸易一体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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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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