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字，预计阅读时间。

2025年，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领域迎来密集行动。中国于当年12月2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管理服务体系和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方案》，明确新一代数字人民币计量框架、管理体系、运行机制和生态体系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截至2025年11月末，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34.8亿笔，累计交易金额16.7万亿元，个人钱包开立2.3亿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累计处理跨境支付折合人民币3872亿元，其中数字人民币交易额占比约95.3%。

欧洲方面，欧洲央行发布《数字欧元筹备阶段进展报告》，宣布计划于2029年正式推出数字欧元，离线支付已完成技术验证，隐私保护水平与现金相当。

在这两大项目的推进背后，蕴含着对同一组核心问题的回应：在现金使用逐渐减少、数字支付日益普及的时代，中央银行如何确保公共货币的持续可及？如何构建既高效又坚韧的支付系统？

一、支付系统的数字化转型：两种韧性视角

中国与欧洲对支付系统数字化转型的理解，存在着起点上的微妙差异。欧洲的叙事以“韧性”为核心。德意志联邦银行执委会委员Burkhard Balz强调，支付韧性的核心是“人们必须能够支付——即使条件并不理想”，包含可用性、稳健性和冗余三大要素。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Piero Cipollone则进一步指出，当前欧洲数字支付系统的核心由非欧盟供应商提供，危机时刻的自主行动能力可能受到制约，而数字欧元正是要填补这一缺口——“作为欧洲央行发行的数字现金形式，数字欧元将补充实物现金，后者对韧性和包容性仍然至关重要”。

中国的叙事则更多着眼于“货币体系的演进逻辑”。陆磊明确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为“中央银行发行和监管的法定数字货币，兼容了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并强调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走出了一条以中央银行为主导，依托商业性金融机构和现有支付体系，融合最新技术进展的中国特色数字货币发展道路”。潘功胜则在2025年金融街论坛上强调，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初步建立，下一步将研究优化数字人民币在货币层次之中的定位。

两者的认知差异折射出更深层的逻辑：欧洲是在“防御性”框架中思考数字化转型——支付依赖于非欧洲基础设施构成战略脆弱性，公共货币必须在数字世界中“被看见”；中国则是在“进攻性-适应性”双重框架中推进——既要应对加密货币和稳定币对金融秩序的冲击，又要通过数字货币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现代化水平。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优先考虑国家控制、金融主权和跨境扩张，而数字欧元则强调隐私、金融稳定和监管合规。

二、理想支付系统的共同愿景：效率与坚韧的统一

尽管出发点不同，中国与欧洲对一个“好的支付系统”应当具备的核心特征形成了高度共识。

首先是韧性。Balz定义韧性为“并非防止所有中断，而是确保整个系统在中断发生时继续正常运作”，并强调支付系统需要层次丰富、多样化的设计，使用不同工具相互补充。Cipollone同样论证，“现金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真正备用方案”，并指出2025年春季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范围停电中，许多人因未携带现金而无法支付，凸显了备用方案的必要性。

中国央行将货币韧性理解为在复杂环境中持续稳定的执行能力。潘功胜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发展有助于推动货币国强化政策约束，从体系层面提升韧性。陆磊则从数字支付视角强调，韧性是防控金融脱媒、影子银行等结构性风险的能力，主张通过纳入存款保险和安全保障防范体系断裂。具体政策上，保持汇率弹性与流动性充裕构成了韧性政策的操作底线。

其次是普惠性。数字欧元的设计要求覆盖全社会，包括无法使用数字服务的群体，遵循相关无障碍法案为弱势群体提供多元注册方式和线下支持。数字人民币在中国同样强调普惠性，面向“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广泛领域，形成覆盖线上线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

第三是主权可控。这是两方的根本关切。数字欧元的目标之一是减少对非欧盟供应商的依赖——数据显示，近70%的卡交易由非欧洲公司处理。数字人民币则致力于构建“以中央银行为主导，依托商业性金融机构和现有支付体系”的自主生态体系。两种路径的主权关切各有侧重：欧洲直指支付基础设施的控制权，中国则着眼于货币发行权与金融安全的制度保障。

第四是隐私与法治的平衡。数字欧元的隐私设计核心是“设计即隐私”——离线支付提供与现金同等的隐私水平，在线支付中欧洲央行无法直接获取个人交易数据。数字人民币则依托账户体系实现“可控匿名”，在满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要求的同时保护合法用户隐私。两者的隐私方案体现了金融稳定与用户权利保护之间的共同张力。

三、现金的数字时代定位：从“黄金锚点”到“双支柱”

中欧对现金在数字时代的地位有着极为相似的判断：现金不是过时的支付工具，而是支付系统韧性的“锚点”。

Balz将现金比喻为支付系统的“韧性锚点”。他从历史视角切入，回顾金本位制到现代中央银行货币体系的演进，指出“现金是唯一能直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中央银行货币形式”，具有无信用风险、数字基础设施独立、隐私和普惠性四大关键特性。他还揭示了一个“钞票悖论”：尽管日常交易中现金使用在下降，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不确定时期，现金需求大幅上升，表明现金作为“预防性囤积”的价值储存功能在危机中反而强化。在德国，居民到最近现金入口的平均距离仅为1.2至1.4公里，这一密集的现金基础设施本身就是韧性的物质保障。

中国方面，《行动方案》虽然没有单独用章节论述现金，但其核心逻辑同样承认现金与数字货币的互补关系。《行动方案》强调“充分发挥现金支付优势和银行账户收入优势的相容激励”，指出实时结算、匿名和离线支付是现金在数字经济时代不可替代的优势。德国央行执委Balz的直接表达更为明了：“现金与数字欧元共同构成了强韧支付系统的两大支柱”；而推动现金立法正是为了确保“现金保持广泛可及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欧都在立法层面推动现金保护。欧盟的《单一货币方案》不仅聚焦数字欧元，还包括加强现金作用的专门提案，明确“法定货币的概念，强化接受现金的义务”。中国虽然没有独立的现金立法，但《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全面推进数字人民币受理环境建设”，同时现金作为M0的基础地位在货币统计体系中始终没有被动摇。这种对现金的“再发现”，标志着双方都意识到：数字时代的支付韧性，恰恰不能以牺牲现金为代价来换取。

四、数字法定货币的制度设计：差异与共识

（一）货币属性的根本区分

数字人民币与数字欧元的货币属性泾渭分明，这构成了双方制度设计的根本差异。

数字人民币的最新定位是“商业银行负债”，而非中央银行直接对公众的负债。陆磊明确指出，“数字人民币将从数字现金时代迈入数字存款货币时代”，“未来的数字人民币是中央银行提供技术支持保障并实施监管、具有商业银行负债属性，以账户为基础、兼容分布式账本技术特点，在金融体系内发行、流通的现代化数字支付和流通手段”。在制度上，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的数字人民币纳入准备金制度框架管理，非银行支付机构实施100%的数字人民币保证金，并明确“纳入存款保险范畴，与存款享有同等安全保障”。

数字欧元的定位则截然不同。Cipollone将其定义为“由欧洲央行发行的数字现金形式”，是央行直接对公众的负债。欧盟理事会2025年12月达成的谈判立场明确，数字欧元持有限额由欧洲央行设定并每两年审议一次，不支付利息，通过“瀑布”机制（waterfall）在支付时从用户银行账户即时调用资金，以此防止存款大规模转移。

这一差异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的“风险分配哲学”。中国路径将数字人民币嵌入商业银行体系，通过存款保险和准备金制度将中央银行风险隔离，但也意味着商业银行承担更高的资本和合规成本。欧洲路径选择中央银行直接承担数字欧元的信用风险，以简化体系换取用户信任，但需承担更多存款替代带来的金融稳定风险。

（二）技术架构：账户优先与混合模式

中国走的是“账户体系+币串+智能合约”的数字化方案。陆磊解释，数字人民币“在账户基础上，数字币串、智能合约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综合运用，使数字人民币由电子支付进入数字支付时代”。数字人民币同时支持账户模式和区块链模式、软件钱包和硬件钱包、线上支付和离线支付，具有通用混合型货币能力。

欧洲则采用混合架构——中央核心账本由欧洲央行运营，确保资金供应与合规责任，同时引入分布式账本技术补充核心账本，支持编程支付、智能合约和离线支付。双层的“两圈模式”设计：中央银行控制主系统，银行和支付服务提供商作为中介向客户发行数字欧元钱包。

两者在技术上的共同趋势是融合账户与代币两种范式，但路径选择有重大差异。中国直接依托商业银行账户体系扩展，强调对现有金融基础设施的兼容复用；欧洲更接近“从零设计的混合模式”，中央账本与分布式账本技术并行运作。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央行明确反对数字欧元在程序化层面限制使用范围，而中国的智能合约则更多用于特定场景的精准资金管理——这体现了两者对“可编程货币”的不同哲学态度。

（三）隐私、上限与监管

数字欧元坚持“隐私优先”原则：离线支付提供与现金同等的隐私，在线支付中欧洲央行仅获取加密编码，无法直接查看交易双方身份。但隐私并非无边界的——离线支付仅在小额范围内匿名，反洗钱法规要求跨境支付超过一定阈值时核实用户身份。数字货币上限是防止存款大规模外流的另一道防线，预计设在较低的千元欧元级别。

数字人民币依托账户体系，监管能力更强。“管理透明度、标准化和互通性强”被列为数字人民币的核心能力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建立数字人民币管理委员会统筹功能监管，通过“总对总”监管数据接口实现灵活高效的智能化风险识别。两种路径折射出不同的监管理念：欧洲力求在用户隐私与风险防控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则更多依赖账户体系的制度优势实现可追溯、可监管。

五、推进路径：立法、试点与制度准备

（一）立法与治理架构

中国《行动方案》的亮点之一是“管办分离”的治理架构：中国人民银行建立数字人民币管理委员会统筹功能监管；在数字货币研究所层面，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中心和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分别负责央行端系统和跨境业务系统的建设与安全防护，形成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两翼”格局。这一安排既保障了战略集中的监督能力，又通过专业化的运营机构保持创新活力。

欧盟的立法进程仍在推进：欧盟委员会2023年6月提出提案，欧洲议会预计2026年5月表决，三方谈判之后立法有望在2026年底完成。数字欧元的发行时间高度依赖立法——欧洲央行明确表示“只有在法规到位后才会考虑发行”。这一立法先行思路在设计上更为稳健，但客观上制约了项目推进速度。

（二）试点与时间表

数字人民币已完成十年研发试点和开放验证，于2026年初正式进入“新一代数字人民币”运行阶段。欧洲则处于不同的时间坐标：2027年下半年启动为期12个月的受控试点，2029年年中推进正式首发。

这一时间差意味着中国数字人民币在系统成熟度、生态覆盖和跨境功能方面处于领跑位置。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累计处理跨境支付业务4047笔、折合3872亿元人民币的数据，证明数字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场景中的实际应用能力已远非理论推演。相比之下，数字欧元仍在技术验证和立法审批阶段，其商业部署和市场接受度尚待验证。

六、殊途同归的数字货币未来

从制度设计的原点出发，中国与欧洲呈现出一条“差异化的趋同路径”。差异在于：中国走的是从M0现金型数字货币到存款货币型数字货币的演进路线，将数字人民币纳入商业银行体系和存款保险框架，强调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功能延伸与制度保护；欧洲走的是直接中央银行负债的数字现金路线，专注维护战略自主与数字支付韧性。陆磊所言“发展数字人民币要坚持守正创新，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与Cipollone所言“数字欧元将确保所有欧洲人始终能够使用一种免费、普遍接受的数字支付手段”相互呼应，折射出围绕公共资金数字化的共同核心关切。

从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竞争格局看，数字人民币在试点规模、技术集成和跨境功能上具备先发优势，为全球CBDC实践提供了基于账户体系的可行范例。数字欧元则以高标准的隐私设计和主权关切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支付新需求。两条路径虽源于不同的法律传统、治理哲学和市场环境，但在强化现金与数字货币双支柱、构建韧性与普惠的支付系统这一根本方向上殊途同归。正如Balz所言，“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是对人们可以依赖的支付系统的投资，不仅在日常情境中，而尤其是在关键时刻”。而这，正是中央银行在数字时代最根本的使命所在。

[Source]

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本文为作者授权未央网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