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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是金融的宿命，但不应是银行的墓志铭。银行风险管理，本就是顺周期守敬畏，逆周期显担当，跨周期谋长远。
金融行业自诞生起，便始终受宏观周期、产业周期、信用周期牵引，潮起潮落是常态，起伏波动是规律。但对商业银行而言，被动被周期裹挟、随风险沉浮，绝非发展之策。风险管理，是银行穿越周期的核心能力：繁荣阶段，克制冲动、严控杠杆，防范泡沫滋生风险；下行阶段，精准研判、缓释压力，守住资产质量底线。
一、周期之下的银行风险管理选择
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朱格拉的"十年周期"到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从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全球金融动荡——周期如同地心引力，始终笼罩着一切金融活动。而银行，作为顺周期特征最为显著的金融中介，总在周期的潮起潮落中首当其冲：经济上行时信贷狂飙、资产膨胀，经济下行时不良攀升、利润承压，几成无法挣脱的魔咒。
回望中国银行业二十余年历程，恍如一部与周期的搏斗史。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四大国有银行不良率高企、被国际舆论贴上"技术性破产"标签，若非1999年果断成立四大AMC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其结局不堪设想；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骤然而至，四万亿强刺激虽托住了增长底线，却也埋下了此后数年产能过剩蔓延、影子银行膨胀、地方平台债务高筑的祸根；2012年钢贸链断裂，联保联贷的"防火墙"变成风险传染的导火索，数百亿不良贷款至今仍被银行业引为经典教训；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万亿银行资金通过伞形信托入市，泡沫破灭后暴露了分业监管体制下的制度真空；2018年民企股权质押爆仓潮起，4.6万亿质押市值悬于一线，纾困资金紧急驰援方才有惊无险；
2021年恒大爆雷拉开地产大幕，万科、碧桂园等头部房企相继沦陷，房地产不良率从不足1.4%飙升至4.42%；
时至今日，零售贷款风险正从个人住房贷款到信用卡、经营贷全面蔓延，六大行个贷不良率已普遍突破1%……
二十八年，五轮经济周期轮替，十余次重大风险事件轮动——从体制性不良到民间金融危机，从产能过剩到新兴行业泡沫，从影子银行到股市配资，从债券刚兑打破到民企信用收缩，从地产深度调整到城投化债，再到零售风险接棒——每一次风险暴露，都是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一次"压力测试"。而测试的结果，坦白说，并不令人欣慰：多数时候，银行是在风险爆发后才被迫"补课"，是在损失确认后才开始"反思"，是在监管问责后才着手"整改"。
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中国银行业面前：在周期面前，银行风险管理难道只能"躺平"——只能被动承受、事后消化、望周期兴叹？
笔者的回答是：不，绝不。
周期是客观规律，不可消灭，但可以识别、可以预判、可以驾驭。正如一位优秀的航海家无法阻止风暴来袭，但他可以选择在风暴来临前收帆、调整航向、加固船体，甚至在风暴过后比同行者更快地恢复航行。
银行风险管理亦然——真正的主动管理，不是试图消灭周期波动，而是在周期的不同阶段，做出与自身风险偏好、资本实力、资产负债结构相匹配的差异化决策，在顺周期时克制，在逆周期时进取，在拐点来临时已提前布局。
这需要银行进行风险管理理念重构：从控制风险向经营风险。银行必须从依赖制度红利与规模扩张的粗放经营模式中走出来，构建一套以周期研判为前提、以风险预算为约束、以宏观因子为变量、以逆周期规则为纪律的新型风险管理体系。从"被动适应环境者"蜕变为"主动驾驭周期者"——这不只是一个技术命题，更是一个关乎银行生死存亡的战略命题。
笔者试图以1998—2026年近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周期为经，以十四次银行风险轮动为纬，系统梳理周期律动与银行命运的纠缠，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一条让银行风险管理从"被动跟随周期"走向"主动穿越周期"的路径。
二、1998—2026：中国经济周期的五重奏
回顾近三十年，中国经济走过了五个特征鲜明的周期阶段，每一阶段的宏观背景、驱动力量与政策取向各不相同，而银行风险亦随之起舞。
（一）第一轮：1998—2002，亚洲金融危机与通缩困局
1997年7月，泰铢崩盘引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虽未直接遭受货币冲击，但出口急剧下滑、外资撤退、内需不振三重压力叠加。1998年经济增速降至7.8%，1999年进一步跌至7.7%，物价持续负增长，陷入典型的通缩螺旋。
政策层面，中央政府果断转向——财政政策从"适度从紧"转为"积极"，增发国债、投资基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央行连续降息降准。但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危机倒逼了一场"刀刃向内"的金融改革：1998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行1.4万亿不良资产；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等一批高风险机构；强化银行内控与审慎监管框架。这是中国银行业第一次"向死而生"。
（二）第二轮：2003—2008，入世红利与黄金增长
2001年加入WTO释放的制度红利，叠加城镇化加速、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全球产业链转移，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通道。2003—2007年，GDP增速从10%一路攀升至14.2%，银行信贷投放如脱缰之马，资产规模急剧膨胀。
这一阶段的特征可概括为"顺周期狂欢"——银行在经济增长的单边叙事下，无限放大信贷供给，房地产、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信贷快速扩张。但周期的种子也在此埋下：过剩产能逐步积累，部分领域杠杆率快速攀升。
（三）第三轮：2008—2012，全球金融危机与强刺激后遗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如海啸席卷全球，中国出口断崖式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骤降至6.4%。中央紧急启动"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叠加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新增人民币贷款高达9.6万亿元，同比近乎翻番。
强刺激的确实现了"V型反弹"——2009年GDP增速回升至9.4%，2010年达10.6%。但天量信贷的后遗症随之显现：产能过剩加剧、通胀压力上升、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膨胀、房地产泡沫累积。更直接的是，2011年下半年开始，前期过度投放的信贷质量快速恶化，温州小微企业风险率先引爆，随后蔓延至钢贸、制造业等多个领域。银行风险管理的"大考"正式拉开帷幕。
（四）第四轮：2013—2020，三期叠加与供给侧改革
2013年起，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GDP增速从2012年的7.9%逐步下行至2019年的6.0%，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2015年底，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抓手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经历大规模出清，银行对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的信贷敞口同步压缩。2016—2018年，上市银行对公不良率见顶回落，银行资产质量迎来阶段性修复。
但与此同时，新一轮地产周期在棚改货币化推动下启动，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为下一轮风险埋下了伏笔。
（五）第五轮：2021—2026，地产调整与多重风险交织
2020年下半年"三道红线"政策出台，标志着房地产调控进入最严阶段。2021年恒大、华夏幸福等头部房企相继爆雷，房地产行业从"黄金时代"急转直下进入"寒冬"。经济增速在疫情反复、地产下行、消费疲弱的多重冲击下持续承压。
2024—2026年，中国经济进入"K型分化"格局——新兴动能（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表现亮眼，传统引擎（地产、基建、出口）动能减弱。2025年GDP增速企稳在5%左右，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通胀温和回升。
风险端呈现"新旧交替"特征：房地产对公不良峰值已过但仍处高位，零售风险（按揭、信用卡、经营贷）接棒成为主要矛盾，城投风险在化债政策推进下逐步缓释。银行正站在一个"新老风险交汇"的十字路口。
三、银行风险周期的轮动图谱：十五年间十四次风险案例深度复盘
银行的风险暴露绝非随机分布或孤立事件，而是沿着经济周期、产业变迁与政策调控的脉络，呈现出清晰的行业轮动与接替特征。国信证券的研究将2011年定义为本轮资产质量周期的起点，但事实上，若将时间轴拉长至2000年，中国银行业至少经历了三次系统性不良剥离与十四次重大风险爆发事件。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一）1999—2005：国有银行"技术性破产"与两轮不良剥离
第一次剥离：1999年四大AMC成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率高企——1997年末四大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高达25.6%，工商银行不良率更飙至47.5%。1999年，国务院相继设立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财政部各注资100亿元，央行提供5700亿元再贷款，四大AMC向商业银行发行8200亿元债券，合计剥离四大行不良贷款约1.4万亿元。这是中国金融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排雷"，被业界称为"技术性破产后的急诊手术"。
第二次剥离：2004—2005年股改前提质。为配合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在上市前再次向AMC剥离不良资产。据监管部门统计，三轮政策性剥离合计剥离约3.2万亿元不良贷款。但剥离仅是"治标"——真正让国有银行脱胎换骨的，是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控机制等一系列"治本"改革。
这两轮剥离深刻揭示了一个悖论——银行不良资产的集中爆发，往往并非信贷管理技术层面的失误，而是宏观经济体制转轨中政策扭曲、政银不分、预算软约束等深层问题的集中反映。当银行实质上承担着"准财政"职能时，风险的积聚便是体制性必然。
（二）2011—2012：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2011年下半年，一场席卷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将银行资产质量问题摆上了台面。彼时，因货币政策持续收紧、房地产调控加码，大量资金链紧绷的温商企业率先断裂。2011年9月，温州老板"跑路潮"集中爆发——从信泰集团胡福林到江南皮革厂黄鹤，一时间风声鹤唳。温州不良贷款率从2011年初的不足0.5%飙升至2012年末的4.41%。
这场危机的本质是民间金融与现代银行体系的交叉传染。温州的民间借贷资金链中，从个人到钱庄、从企业到官员、从担保公司到银行，构筑了一条长长的传导链条。当货币紧缩斩断了资金链末端，银行的表内贷款与表外理财同时受损，部分股份制银行因前期对中小企业过度投放而深陷其中。这成为2010年代银行业风险大暴露的"序章"。
（三）2012—2014：钢贸危机——联保联贷的崩塌
如果说温州危机是局部的区域性风险，那么钢贸危机则是一场遍布全国的行业性风暴。
2009年至2011年，在四万亿刺激下，银行业与钢贸商进入"蜜月期"。上海松江钢材城、大柏树商圈成为钢贸贷款的集散地，几乎每家银行都在该区域设有分支行。截至2012年9月，上海地区钢贸贷款余额高达1975亿元。钢贸商普遍采用"联保联贷""钢材质押重复融资""借新还旧"等模式，通过组建互助担保圈，从银行获取远超实际经营需求的信贷资金。更严峻的是，大量贷款并未用于钢贸经营，而是流入房地产、股市、民间借贷等高风险领域。
2012年起，钢价暴跌叠加房地产调控收紧，"联保联贷"的防火墙变成导火索——一家企业违约迅速引爆整个担保圈。中信银行2014年初披露，股东大会审议并同意核销钢贸不良贷款数十亿元；平安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涉钢贸贷款的银行不良率大幅攀升。据南方周末调查，上海钢贸圈"十个里面将有九个倒"，钢贸大王肖家守近4.66亿元股权遭法院查封。
钢贸危机的标本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系统性地暴露了担保圈风险——表面上看，联保联贷分散了单一借款人的信用风险，但实质上却在经济下行时形成了风险的同质化聚集，将个体风险转化为系统性传染风险。
（四）2011—2013：光伏产业崩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黑天鹅"
就在钢贸危机如火如荼之际，曾被银行业视为"绿色金矿"的光伏产业骤然陨落。
2011年起，美国与欧盟相继对中国光伏企业发起"双反"调查，多晶硅价格从400美元/千克断崖式暴跌至40美元/千克。曾经辉煌的明星企业相继倒下——2013年3月20日，无锡尚德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破产重整，总债务107亿元中来自银行的约70亿元，国开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至少11家银行深陷其中，最终债权人清偿比例仅31.55%。
另一光伏巨头江西赛维LDK更惨烈。其创始人彭小峰2007年曾以400亿元身家位列中国新能源首富。2012年负债攀升至270亿元，负债率突破100%。2014年在美国提交破产申请，三家关联公司经认定的银行债权合计达271亿元——其中国开行73亿元、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均超过30亿元。银行类债权综合平均清偿率仅14.75%，12家银行200余亿元债权仅收回零头，确认损失约230亿元。
光伏危机给银行业的教训是深刻的：在政策驱动和技术迭代快速演进的新兴产业中，银行极易陷入"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的信贷周期，将产业周期误判为增长趋势，将政策红利误读为市场动能。**
（五）2013：钱荒与影子银行——表外风险的第一次正面冲击
2013年6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钱荒"席卷中国银行间市场。6月20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利率飙升至13.44%，创历史新高，部分金融机构出现拆借违约。银行间市场"抢钱"之恐慌，前所未有。
"钱荒"并非真正的流动性短缺——彼时中国M2已超百万亿元。其本质是银行影子银行业务过度膨胀导致的资金结构严重扭曲。2010年以来，在信贷额度管控和监管套利驱动下，银行通过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同业代付等"非标"通道，将大量表内信贷转为表外理财，绕道投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受限领域。2013年银监会"8号文"收紧非标监管后，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骤然暴露。
"钱荒"事件虽未直接导致大规模不良暴露，但它揭示了银行体系的深层脆弱性：当流动性管理让位于盈利追逐、当同业业务成为监管套利的工具时，系统性风险的种子已在银行体系内部生根发芽。 此后数年间，影子银行经历了持续的清理整顿，这成为2017—2018年"强监管"序幕的伏笔。
（六）2013—2015：产能过剩行业风险——煤炭、钢铁、水泥的集体阵痛
2013年起，前期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后遗症集中显现。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经营急剧恶化。
以煤炭大省山西为例：截至2015年三季度，山西省属七大国有煤炭集团负债总额高达1.15万亿元——几乎相当于山西省当年GDP，整体资产负债率80%，约60%的债务来自银行。山西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881.65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4.75%，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公开表示"信用风险已逼近警戒线"。
2015年6月，监管机构下发内部通知，严禁向水泥、炼钢、炼铁、化纤、电解铝和煤炭等近十个产能过剩行业发放新增贷款。银行被迫大规模抽贷、压贷，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形成"信贷收缩→企业经营恶化→不良攀升→进一步信贷收缩"的负向螺旋。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的核心任务。此后，通过债委会机制（辖内233户需组建债委会的企业累计办理转贷续贷1.07万笔、金额418亿元）、并购贷款（28.7亿元）、债务重组（13.16亿元）等手段，银行体系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缓释了部分风险。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00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煤钢企业职工安置，为风险化解提供了托底保障。
（七）2014—2016：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的"灰犀牛"
2009年四万亿刺激后，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2010年国务院19号文首度收紧平台贷款，但并未遏制住扩张势头。截至2013年6月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高达9.7万亿元。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43号文——《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开明渠、堵暗道"，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2015年起，财政部启动三批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3年内累计置换约12万亿元。
但平台风险并未因此消弭。2018年后，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中西部弱资质地区的平台债务风险再度浮出水面。2023年7月，中央提出"一揽子化债方案"，开启新一轮化债周期——截至2025年末，特殊再融资债券累计发行超2.12万亿元，6万亿置换债券额度发行进度达99.94%，广东、北京、上海等72个地区宣布完成隐性债务清零，融资平台数量较2023年3月末下降超七成。
但化的债务是存量，债务背后的深层机制——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并未根本改变。银行为化债做出了巨大让利：2026年4月城投债平均票面利率已跌破2%（1.97%），中国银行陕西分行为西安高新区化债新增100亿元授信，工商银行陕西分行为西咸新区提供200亿元银团融资，贷款利率普遍低至3%以下。银政关系的重塑，仍是未竟之题。
（八）2015：股市异常波动——银行配资入市的"杠杆之殇"
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A股经历了从2000点到5178点的"疯牛"行情。推动这场牛市的核心动力之一，是场内外杠杆资金的涌入——其中大量来自银行体系。
银行资金通过伞形信托、结构化配资、两融收益权转让等通道进入股市。据财经杂志报道，高峰期通过各类通道进入股市的银行资金超过一万亿元。工行等大型银行通过"一对多"伞形信托向私募和散户提供配资，杠杆率最高可达1：3甚至1：5。
2015年6月15日起，A股掉头暴跌。三周之内上证指数从5178点跌至3373点，千股跌停、千股停牌轮番上演，22万亿市值蒸发。配资盘大面积爆仓，伞形信托被强制平仓。银行面临三重冲击：一是配资资金亏损向银行传导；二是股权质押融资因股价暴跌面临补充抵押品或强制平仓；三是大量理财资金嵌套结构化产品参与配资，表外风险向表内传递。
此次异常波动暴露了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监管真空——银监、证监、保监三会对跨市场资金流动缺乏有效协调。2018年机构改革合并"一行三会"为一委一行两会，正是对这一教训的制度性回应。
（九）2015—2016：债券违约——央企"刚兑信仰"的第一次破碎
2015年以前，债券市场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央企、国企债券不会违约。2015年4月21日，这条铁律被打破。
天威集团（兵装集团子公司）"11天威MTN2"未按期付息，成为中国债券市场首例国企公募债违约。主承销商为建设银行，天威系后续累计六次违约，涉及金额54亿元，建信信托2013年买入的6亿元定向融资工具亦深陷其中。天威违约直接原因是豪赌光伏惨败——与前述光伏危机一脉相承。
2015年10月，中钢集团（央企）"10中钢债"法定回售到期违约，数次延长回售登记期。2016年4月，中国铁物（中国最大钢贸商）168亿元债券全部暂停交易，资产负债率88.32%。同月，中煤集团子公司中煤华昱6.38亿元短融券违约，为煤炭央企首例。随后上海云峰、广西有色、东北特钢、川煤集团等地方国企接连违约，形成一轮国企债券违约潮。
国资委2016年5月摸底数据显示：82家央企发行债券余额4.05万亿元，其中4家央企/子企业违约金额84亿元。看似占比极小，但冲击在于——它摧毁了维系中国债券市场运转近二十年的"刚兑信仰"。此后，银行持有信用债的估值波动与风险敞口管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十）2018—2019：民企股权质押爆仓——信用收缩的连锁反应
2017年开启的金融去杠杆，叠加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引发了A股市场持续下跌，上证指数从3587点跌至2449点。一个巨大的风险敞口随之暴露——上市公司股权质押。
截至2018年10月，A股约2400家上市公司涉及股权质押（占全部A股近70%），质押总市值约4.6万亿元。当沪指跌至2600点时，触及平仓线的市值约3073亿元；若跌至2350点，则升至约4120亿元。民营企业是重灾区——1637家民企参与质押，占所有质押公司的81%，占上市民企总数的75%。
股权质押风险向银行传导的路径有三：其一，券商作为质押融资中介，其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同业资金，券商的风险爆发直接冲击银行同业资产质量；其二，银行为大股东提供质押融资，股价下跌导致质押物价值不足，银行面临追加质押或平仓风险，但大规模平仓又将引发股价进一步下跌，形成负循环；其三，大股东流动性枯竭后，其控制的上市公司经营恶化、贷款逾期，直接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
2018年10月，深圳市率先宣布设立数百亿元专项资金"拆雷"股权质押，拉开全国纾困序幕。截至2019年初，各地纾困资金合计接近5000亿元。深圳国资通过高新投、中小担等平台，截至2019年4月30日已为50家上市公司提供决策支持约213亿元，实际投资放款约191亿元。
但这场危机的影响远未止于股权质押。资管新规落地、表外融资收紧、信用收缩叠加，导致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急剧恶化。盾安集团（中国500强）450亿元有息负债公开求助，海航集团万亿债务爆雷——民企信用风险从资本市场蔓延至信贷市场，从中小微企业蔓延至头部大型民营企业，成为当时银行业最具系统性的风险挑战。
（十一）2021—2024：房地产风险集中爆发——周期的"灰犀牛"终于撞墙
2020年8月，"三道红线"政策出台，标志着房地产调控进入最严厉阶段。2021年，恒大爆雷拉开大幕——这家全球市值最高的房企从2.4万亿总资产到最终清盘退市，勾勒出中国地产史上最惨烈的坠落曲线。紧随其后的是华夏幸福、蓝光发展、佳兆业、花样年、融创等一线房企的连环爆雷。2023年8月，碧桂园两笔美元债利息未能按期支付，又一家万亿级房企陷入危机。2024—2025年，万科——曾被视为"行业标杆""最安全的房企"——亦深陷债务漩涡，2025年亏损820亿元，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累计提供超300亿元借款支持。
上市银行房地产对公贷款不良率从长期低于1.4%的水平快速攀升，于2023年达到4.42%的峰值，随后有所回落。但房地产风险对银行的影响远不止对公贷款——按揭贷款质量恶化、开发贷展期中的信用风险、房地产信托产品的违约传导、涉房企业债的价值下跌，形成一张立体的风险网络。
值得深思的是，银行早在"房住不炒"提出后就开始收缩房地产对公贷款，至风险暴露前夜该项占比已降至贷款总额的6%（广义口径含企业债、非标约11%），远低于当年制造业与批零行业24%的占比。这意味着，银行对房地产风险的主动防控取得了部分成效——但防控不等于免疫。
（十二）2023—2026：城投化债——从"堵"到"疏"的制度性突围
2023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一揽子化债方案"，标志着地方债务治理从"严控增量"转向"化解存量"。202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6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2024—2026年，每年2万亿元），同时2024—2028年每年从新增专项债中安排8000亿元用于化债。
银行在这一轮化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国有大行首次以百亿级资金介入地方化债——中行陕西分行100亿元、工行陕西分行200亿元银团融资，利率定价趋向低廉（普遍低于3%）。银行贷款置换非标债务、压降融资平台利息负担的力度前所未有。城投债平均票面利率在2026年4月跌破2%，五年累计节省利息支出超过6000亿元。
但化债并非没有代价。银行以低息长期贷款置换高息非标债务，实质是将金融机构的利润让渡给地方财政。短期看，这有助于化解隐性债务的系统性风险；长期看，银行的净息差在持续收窄（2025年末已降至1.5%左右的历史低位），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消化风险，考验的是银行自身的资本耐力。
（十三）2024—2026：零售风险全面暴露——最后一道防线的松动
当对公领域的风险浪潮渐次退去，零售贷款——曾被银行业视为"低风险、高收益"的避风港——正全面承压。
个人住房贷款：六大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自2021年开始持续上行。工商银行从2023年末的0.44%升至2024年末的0.73%，2025年末已超过1%（+0.33pp）；交通银行从0.58%升至超1%（+0.43pp，增幅最大）；农业银行从0.55%升至0.73%。六大行个人住房贷款合计余额在2025年末约24.48万亿元，较上一年减少7115亿元，连续第三年下降。
信用卡贷款：工商银行信用卡不良率从2023年末的2.45%攀升至2025年末的4.61%，三年累升2.16个百分点，为行业最高。全国信用卡总量降至6.96亿张，较2024年末减少3100万张，较高点减少1.11亿张。
个人经营贷与消费贷：工商银行个人经营性贷款不良率从0.86%（2023年末）升至1.27%（2024年末），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从1.34%升至2.39%；农业银行个人经营类贷款不良率从0.93%升至1.39%；邮储银行个人小额贷款不良率从1.73%升至2.21%。
六大行整体个人贷款不良率在2024年末普遍在1%上下——工商银行1.15%、交通银行1.08%、农业银行1.03%、建设银行0.98%、中国银行0.97%。虽然与对公不良率的峰值相比并不算高，但零售贷款的覆盖面极广，且与居民收入、就业、房价预期等宏观变量高度关联，其不确定性和社会敏感性远高于对公贷款。
（十四）风险波动背后的三条规律：
规律一：风险暴露从"体制驱动"转向"市场驱动"。 早期的风险（1999—2005）根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性扭曲；中期的风险（2011—2016）更多是四万亿强刺激后投资驱动模式的副产品；近期的风险（2018—2026）则逐步转向资产价格周期（房价、股价）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叠加共振。
规律二：银行的"事前防控"能力在缓慢提升，但始终滞后于风险演变的速度。银行在光伏、钢贸等领域的防控几乎为零；到房地产风险暴露前，银行已主动压降了贷款占比，体现了事前的风险意识；但零售风险的全面爆发又表明，当信贷资源从对公大规模转向零售时，银行并未充分评估这一轮"转移"本身所蕴含的风险——转移风险不是消灭风险。
规律三：风险轮动的驱动力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 2015年之前，银行不良暴露主要集中于对公领域（制造业、批零、采掘业），风险驱动因素以"产业周期+融资模式"为主（如联保联贷、过度授信）。2016年后，风险重心开始向"资产价格周期+居民资产负债表"转移——房价下跌→按揭承压、收入预期恶化→消费贷/经营贷违约、资产价格缩水→质押爆仓。这一转变意味着，银行面临的风险因子正在从微观信用风险为主转向宏观系统性风险为主，传统以个体客户信用评估为核心的风控框架，正在遭遇根本性的挑战。
四、周期轮回的深层反思：银行为何总在"事后学习"？
复盘二十余年间十四次风险轮动，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反复浮现：为什么每一轮风险都似乎在银行的"意料之外"爆发，却又在事后显得"情理之中"？
（一）顺周期扩张是"集体理性"的必然
在经济上行期，对银行而言，扩大信贷投放、追逐规模增长，是面对股东回报、市场份额、监管评级等多重压力下的"最优解"。偏离主航道去探索差异化，意味着放弃确定的利润、承受额外的风险。因此，过去的"同质化"本质上是银行在"规模—利差"传统盈利函数下，面对单边上行经济曲线所作出的高效率、低风险的标准化操作。
但这一模式的致命缺陷在于：周期的受益者最终也成为风险承担者。当经济增速换挡、周期拐点来临，过去的最优解瞬间沦为今天的致命伤。
（二）"轮流暴露"实现软着陆，但并非没有代价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银行业过去十五年的风险暴露呈现出"不同领域、轮流暴露、逐步出清"的特征——从小微到制造业、批零，再到房地产，再到零售，风险在较长时期内分期释放而非集中爆发，对银行报表的影响被摊薄，实现了"软着陆"。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种"轮流暴露"模式本身依赖一个关键条件：每一轮风险暴露时，必须有新的增长领域来承接信贷转移。当城镇化驱动的地产周期、基建支撑的平台融资、消费升级驱动的零售信贷相继进入调整期，下一轮"接棒者"在哪里？这恰恰是当前银行业面临的深层困境。
（三）银行风险管理的"宏观失明"
传统银行风控的核心能力是信用风险评估——在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点上，判断一个客户是否具备还款能力。这是一种微观的、静态的能力。而周期的本质是宏观的、动态的系统性波动。
银行对风险的分析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关注个体企业的财务指标而忽视行业景气的拐点，关注单笔贷款的抵押充足率而忽视资产组合的结构性风险。当系统性风险因素（如失业率上升、房价下跌、居民收入预期恶化）取代个体信用状况成为违约的主要驱动力量时，微观层面的精准风控就面临"集体失灵"。
五、主动而为：银行风险管理如何穿越周期？
（一）理念之变：从"控制风险"到"经营风险"
第一，承认风险的常态化和内生化。 只要银行在发放贷款、承销债券、开展交易，风险就在生成，它是银行存在的前提，而非经营失误的结果。房地产行业的调整不是银行业"踩雷"，而是周期回归后的风险显性化；零售贷款不良率的上升不是风控体系的崩溃，而是信贷扩张后信用成本的正常回归。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风险恐惧症"——一旦不良上升就全面收缩，一旦风险暴露就追责问责，最终反而是顺周期地放大了波动。
第二，像经营客户和业务一样经营风险。 银行有专门的部门经营客户（客户关系管理）、经营业务（产品创新与营销），但风险却被当作"防守端"的职能来定位。真正的"经营风险"，要求银行像管理客户组合一样管理风险组合，像配置业务资源一样配置风险预算，像评估产品收益一样评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RAROC）。从"防守"到"经营"，是从成本中心向价值中心的转变。
第三，追求风险调整后的长期价值最大化，而非短期损失最小化。经营风险的最终目标不是让不良率为零——那意味着银行为规避风险而停止了所有信贷活动——而是让风险承担与资本回报之间实现最优平衡。在经济上行期主动承担适度风险以获取收益，在经济下行期主动收缩风险敞口以保存资本，这才是"经营"的真谛。
从"控制"到"经营"，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世界观的分野。
（二）深化宏观与行业研究：构建周期的"全景视图"
中观层面：捕捉行业的轮动节奏。每一次大的经济周期转换，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2009年四万亿刺激后，钢铁、煤炭、水泥等传统行业产能急剧扩张，2013年起进入漫长的去产能周期；2016年棚改货币化启动，房地产及上下游产业链迎来繁荣期；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新能源产业异军突起；2021年"三道红线"落地，房地产行业断崖式收缩。每一个产业从繁荣到衰退的时间窗口、传导路径、对银行的冲击力度各不相同。 银行的风险管理如果不能深入到行业层面，就无法理解为什么2012年钢贸违约是"担保圈传染"模式，而2021年地产违约是"流动性枯竭+抵押物缩水"模式——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风险特征和传导机制。
银行需要建立行业景气度动态评估体系，核心指标包括：行业供需格局（产能利用率、库存周期）、政策环境（产业政策导向、环保要求、准入限制）、盈利水平（毛利率、ROE、现金流覆盖）、杠杆率（资产负债率、有息负债/EBITDA）、集中度（CR5、CR10）。对这些指标进行季度甚至月度跟踪，才能做到风险信号出现时"有据可依"，而非"凭感觉判断"。
微观层面：在个体评估中融入行业与周期视角。传统的客户信用评估着眼于"这个企业好不好"，但经营风险的视角要求追问：这个企业所处的行业处在上行期还是下行期？如果行业景气下行，它的资产负债表是否有足够缓冲？它与行业龙头的差距是在扩大还是缩小？同一家企业在行业繁荣期和衰退期有着完全不同的信用评估结论——这正是周期管理对微观授信的意义所在。
以光伏产业为例。2011年前，尚德电力、赛维LDK都是银行争抢的"优质客户"，国际订单充裕、地方政府背书、政策大力扶持，银行纷纷给予大额授信。但当"双反"降临、多晶硅价格断崖式下跌时，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一夜崩塌。问题不在于这些企业本身好不好，而在于银行没有在一个更长的产业周期维度中去评估它们——没有问一个关键问题：当政策红利消退、技术红利耗尽、市场周期逆转时，这家企业还能活多久？
（三）将宏观因子嵌入风控模型
尤其对于数字化审批的零售和小微业务，这一点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近年来银行普遍出现零贷、小微贷款风险快速上行，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固有审批框架在周期拐点上全面失效——模型用历史数据训练出来的规则，在宏观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后，仍在机械地执行。将宏观因子动态地、实时地嵌入模型，是避免"大数据风控变成大傻瓜风控"的唯一出路。
（四）前移风险防线：构建"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机制
"早处置"需要银行具备"主动退出"的勇气——在经济上行期主动压缩一个正在繁荣的行业的敞口，需要顶住经营增长的压力；在风险尚未违约时主动要求一家企业提前还款，需要顶住客户关系的压力。但这是"经营风险"所必需的纪律。
（五）优化资产组合的跨周期配置
四是探索"经济周期弱敏感资产"策略。 通过配置小额分散的普惠贷款、弱周期行业资产（如医疗、教育、公共事业）以及不直接耗用资本的中间业务，构造一个能平滑业绩波动的资产结构——代表了一种从"顺周期扩张"转向"跨周期稳健经营"的前沿探索。中间业务收入在周期波动中的稳定性远高于利息收入，大力发展财富管理、投资银行、资产托管等轻资本业务，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周期对冲"。
（六）价格覆盖风险：建立周期敏感型的差异化定价
"经营风险"的核心能力之一，是让价格反映风险。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在行业景气的不同位置，风险水平截然不同，但银行的贷款利率往往过度依赖基准LPR加点，缺乏对风险因子的动态定价能力。
理想的定价逻辑应该是：利率 = 资金成本 + 运营成本 + 预期损失（EL）+ 资本成本 + 目标利润。其中，"预期损失"一项必须与周期位置挂钩——经济上行期风险溢价降低，但不应过低以至于不能覆盖未来下行期的损失；经济下行期风险溢价升高，但不应过高以至于把客户全部推向民间借贷或非银机构。
更关键的是差异化：同一行业、同一区域的不同客户，在周期下行期的违约概率分化可能呈几何级数扩大。银行需要通过精细化的大数据风控，识别那些"在行业内具有成本优势、现金流充裕、负债率可控"的优质客户，在逆周期中以相对优惠的价格吸引和锁定它们——这不仅降低了新增资产的风险，也为未来周期反转后的客户关系奠定了根基。
（七）构建逆周期的资本与拨备缓冲
（八）深化不良资产经营能力：从"清收核销"到"价值重构"
（九）重构治理机制与考核体系
再先进的策略，若没有与之匹配的考核机制支撑，终究难以持久。这里的核心矛盾在于：银行经营本质上是跨周期的，但考核评价往往都是当年当期的。 这种时间维度的错配，是银行"顺周期行为"的制度根源。
当前银行普遍实施的薪酬递延与风险追索机制，将相关人员绩效薪酬与信贷资产的长期表现挂钩，已是一种进步。但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重塑以"规模"和"当期利润"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引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AROC） 和经济增加值（EVA）等跨周期指标，将风险成本纳入考核，让"今天的利润"与"明天的风险"在同一个天平上称重。
董事会也需要具备穿越周期的战略定力——顶住股东对短期分红的压力，支持管理层在周期顶部的战略性收缩，主动拒绝看似诱人却隐含长期风险的业务；也需要在经济底部给予管理层拓展业务的信心和资源，敢于识别那些资产负债表健康但只是暂时遇到困难的"错杀"客户，以合理价格提供支持。
国际经验亦值得镜鉴。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在1990—2025年间穿越多个周期，其核心能力在于稳健的风险防控与坚持"质量先于增长"的原则。即使在多次危机中，RBC仍保持了零售贷款的正增长、净息差的逆势稳定，其背后是精细的内部评级体系、系统化的风险控制方法与长期主义的考核导向。穿越周期的能力不是天赋，而是制度与文化的产物。
（十）培育"识天时"的集体心智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文化。
"经营风险"的最高境界，不是模型、不是制度，而是成为一种组织基因。全行上下，从董事会到客户经理，从风险管理部门到业务条线，形成一种对经济周期变化的敏锐感知和主动回应的集体本能。
在业务研讨中，不仅要问"这个客户好不好"，更要追问"我们当前所处的周期位置是否安全"；在内部培训中，加入对本篇所述十四次风险案例的系统复盘——从国有银行不良剥离到温州风暴，从钢贸担保圈崩塌到光伏泡沫破裂，从钱荒流动性危机到产能过剩阵痛，从股市配资爆仓到债市刚兑打破，从民企质押潮到地产深度调整，再到城投化债与零售风险全面暴露——让每一代银行人理解周期的力量、敬畏周期的规律、掌握驾驭周期的方法；在组织机制上，建立自下而上的市场信息反馈渠道——一线客户经理感知到的市场"水温"，应能通过系统化的渠道迅速传递至决策层，形成"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的良性循环。
当"晴天修屋顶""春江水暖鸭先知"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全行上下心照不宣的行动准则，银行才真正完成了从"被动适应周期"到"主动驾驭周期"的文化蜕变。
六、回归本源，方得穿越
经济周期是客观存在，银行不可能消灭周期，也不可能完全规避周期的冲击。但银行可以选择——选择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周期。
是被动地等待风险暴露、事后消化？还是主动地识别周期信号、提前布局？答案不言自明。当前，中国银行业正站在新老风险交汇的十字路口：房地产不良风险虽见顶回落但尚未出清，零售风险正全面暴露，城投风险在化债中逐步收敛，而"十五五"时期的新动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正为银行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面向未来，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核心使命，不是追求对未来的精准预测——那是不可能的——而是通过构建内在的韧性体系：从控制风险，转向经营风险，适应风险的常态化；严格的资产配置纪律、分散的行业敞口、充裕的拨备缓冲、敏锐的周期嗅觉，确保自己不被任何一次风浪击沉，甚至能从波动中获益。
这，或许就是银行风险管理从"被动紧跟周期"走向"主动穿越周期"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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